承接前文：〈在一念間 建立港人的心靈避難所──香港自殺率高企 輔導心理學家教你如何識別高危者〉
前文提及社會溝通模式轉變，人際關係愈發冷漠、隔閡重重，當有人受到情緒困擾時，也未必能及時宣洩，自殺率也不斷上升，引發政府關注。行政長官李家超連續兩年在《施政報告》提出要「促進精神健康」，包括推行以學校為本的分層應急機制、培訓精神健康推廣大使、健康心靈先導計劃，並要求在年底完成制訂「精神健康分層護理模式」，建立轉介機制等。
目前的精神健康機制有什麼問題？社會支援是否充足？如果不幸遇上有人需要及時的專業支援，作為親人或朋友的我們又可以怎樣說服對方？我們繼續訪問五位輔導心理學家方婷、黃麒錄、郭倩衡、黃家盈、余鎮洋。
情緒支援體制 頭重下輕
談及公立醫院精神科，他們指出新症起碼要輪候一年半至兩年，病情可能因拖延治療而惡化。而坊間的電話或短訊輔導服務則可能無法應付晚間的緊急需求，或因提供服務的只是義工而素質參差。
社會福利署目前透過外判形式營運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另外地區康健中心也開展了健康心靈先導計劃，但整個體制仍然有「頭重下輕」，以醫療為主、預防為輔的形象。不少社區仍很抗拒相關計劃和設施，也有憂慮精神病紀錄影響應聘工作。黃麒錄強調，未來港府要優化保護網，增加輔導員和社工支援，提供一般服務，「醫生很重要，但未必下下一來就要找醫生」。
余鎮洋則認為地區康健中心不足夠，而社會大眾普遍不知道從何找到輔導。黃家盈建議非公營的慈善基金可以投撥資源加開服務點，並僱用受專業訓練的人士，「最好齊team」，即包括不同類型的心理學家。方婷建議，臨床心理學家可專注幫助精神病患者，教育心理學家則針對學校建議配套，輔導心理學家在社區裏幫助人維繫情感連結，職場心理學家則負責職場上的問題。
輔導心理學家 非病理化角度入手
不少人聽到心理學家便聯想到精神病，但余鎮洋解釋心理學家也有許多範疇，臨牀心理學家比較聚焦疾患、在醫院體制裏提供治療，而他們這群輔導心理學家則扎根社區、着重預防，從非病理化角度入手：「大家都會經歷情緒的高高低低，這是很正常的，可以及早由專業人士疏導，毋須等到精神疾患出現才介入。」他表示，他們比較專注分析事主在人生經歷過程造成的影響，另外透過科研了解如何透過某類社區活動或介入模式，幫助大眾理解自己的情緒狀況。
方婷指出，心理學除了探討如何治療人心，更有發掘人的優勢和提升幸福感的目標。而輔導心理學家焦點則放在後者，正如近年很多人提倡的「正向心理學」。她建議心理輔導的知識可以用來培訓老師。而他們也可以進入更多學校和社區做預防工作，教導人儲存心理資本，提升抗疫力，因為現代人心靈很貧乏，「就像我們不懂儲錢，當遇到突發事情需要一大筆錢就很容易破產。」這個正正也是輔導心理學家和其他心理學家不一樣的部分。
跨專業合作 完善學校保護網
余鎮洋指出，70年代香港在輔導專業培訓上是領先亞洲大部分地區，許多鄰近地區如中國內地、台灣、菲律賓都有許多學校赴港參考，目前已經立法規定學校都需要有輔導員駐守、或有監管心理學家；澳門也早於1994年已正式將具備心理輔導專業背景的人員，納入教育體制之內擔任學生輔導員，但香港仍然未能跟上。他建議政府善用現有人才：「近年政府寧願聘用精神科護士進入學校，但其實有很多受心理輔導專業訓練的，沒有被納入在體制內。」
黃麒錄認為，跨專業合作可以令到保護網更加完善，例如學校可能要就某些個案召開會議，先由學校老師、教育心理學家評估，然後輔導心理學家幫忙制定個別化教育計劃，同時專科老師、家長會討論如何在家、學校和社區提供支援，令小朋友的精神健康有所成長，「不是全部事情可以由一方自行解決。」
樂意接受法例監管
郭倩衡提醒，目前在香港進行心理輔導欠缺法例監管和註冊，只有如香港心理學會等行業機構認證。出現一些可能只完成數十小時的坊間課程，就可自稱為輔導員或心理學家，變相市民享受的服務得不到保障，或錯失治療的黃金時機，甚至令事主的精神健康惡化。
她說：「我們很樂意接受註冊監管，包括提交註冊費用和滿足持續進修時數。因為有時真會收到一些爛尾的個案，對方給了事主一些很奇怪的建議，例如只要工作就會變好，事主打了四份工卻愈來愈抑鬱，其實沒有幫到他。」
她認為法例可以界定清楚何謂專業輔導、市民有什麼權利，例如專業人士進行輔導前，須要事主簽署知情同意書，例如當事主有自傷或自殺的念頭，須在緊急情況下容許他們不遵守保密協定，報警處理以保障事主的生命。方婷補充，心理輔導員和輔導心理學家為兩個專業。
朋友疑似有幻覺要怎麼做？
精神病症種類繁多，常見的精神健康問題有焦慮、抑鬱、鬱躁等；有些涉及成長經歷，如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等。而比較嚴重的有精神分裂、妄想、產生幻覺等。郭倩衡表示，這類較須急切處理、偏向生理上的問題，須盡快交由醫生處理，透過藥物幫助減輕症狀，穩定病情，之後（輔導）心理學家才能介入。「如果未處理到妄想等情況，其實一直跟事主聊天反而可能影響了他，又或深化一些錯誤的看法。」她表示，如果輔導心理學家要接手相關個案，應該需要由醫生轉介。
作為親人或朋友，余鎮洋建議要先讓案主感覺你明白他的處境，並透過查問來掌握更多資訊，才能建立一份連繫，給建議才能讓他「聽得入耳」。「讓他認知到有些情況，不是自己或普通身邊的朋友能夠處理，而需要有專業人士幫助，這樣他們會較願意走出那一步，甚至你可以一起陪他預約去看醫生和應診。」過程中，最重要是給他們知道，不是只有自己孤身一人去面對困境。
方婷補充道，身邊人不要和他爭拗，到底他的感覺是否屬實，因為這樣反而變成推開事主和自己的距離。「萬一他很抗拒精神科醫生，找家庭醫生也可以，他們一聽到（癥狀）就懂得幫你。」
人生該怎麼走 沒有標準答案
作為輔導心理學家，每天都要吸收其他人的負面情緒，很難不影響自己。到底他們如何堅守自己的信念？方婷認為，我們正身處在後現代主義主導的社會，人生該怎麼走，沒有標準答案，「每個人經歷的都是真實」。她舉例，曾經有一位單親媽媽，面對患有思覺失調和自殺傾向的孩子，表示「如果他出什麼事，我一定會跟着跳下去」，令方婷感到很震撼。她說：「我沒有經歷過她所經歷的，怎可以隨便提供建議？」表示要尊重對方之於生命的自主權。
郭倩衡說，有不少故事都是很慘烈、悲壯，幸好她們不斷訓練自省覺察的能力，例如自己會以收拾房間來detox，亦有人選擇聽音樂或靜下來，各適其適。否則很容易造成「替代性創傷」（Vicarious trauma），完成代入了對方的角色而忘記了自我，以至無辦法提供一個專業的意見給事主。這個對於周遭有陷於情緒困擾者的我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警惕。
世界這麼大 總能找到火花
黃家盈說不少個案都十分令人感觸，有些至今回想起來仍很震撼，即使他們受過專業訓練，受理初時也難免感到手足無措，而須慢慢調整自己的心態和角色。在好好照顧自己之餘，更學會珍惜在輔導室裏跟事主這段真實相處的關係。
她認為人與人之間能夠真誠交流是很難得的，對方願意傾訴自己的心事，輔導者也願意百分百承接對方的感受，從這意義中也會得到力量和滋養。「整段輔導關係是上上落落，你跟他走同一段路，真的感受到傷心無助，但我們的專業，也會幫助我們抽身出來，帶着他走一段路。所以這麼多年，我們也不會累到選擇不做了。」而能夠成功用自己所學幫助到對方，更是賦予了生命價值。
余鎮洋則認為尋找人生的價值，和電影《靈魂奇遇記》中尋找到火花（spark），想活下去的熱情和心態很類似。不少人在一念間可能認為世界和自己「sync（同步）唔到」而喪失動力，但他認為世界這麼大，總有找到你想要的體驗。
記者用一句總結整個訪問：「共勉之！」
「動盪時代裏重拾人生」系列 三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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