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自殺率在過去八年一直上升。據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數據，去年比率高達15.1，即每十萬人有15人自殺，創2004年（17.2）以來新高，較世界衛生組織2022年的估計（10.6）高。今年首八個月，香港已錄得高達320多人自殺或企圖自殺，當中包括近20宗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
數據反映在平凡喧鬧的市面，不少人心中正經歷風雨，波濤洶湧而無人在意，直到他們別無選擇而被迫離開這個世界，周遭的大家怎樣可以力挽狂瀾？五位輔導心理學家方婷、黃麒錄、郭倩衡、黃家盈、余鎮洋今年推出新書《一念間》，揭示了近年來高自殺率背後的心理和精神困擾，同時探索那個能將人從絕望邊緣拉回的「關鍵一念」。
文字間 讓讀者深呼吸
每當傳媒報道有人自殺的消息，社會總是議論紛紛，推測事主為何如此「看不開」。方婷一語道出常人許多時出於不理解而漠視，又或胡亂解讀當事人的心理狀況，這種現象在社交媒體發達下尤甚，但其實「每個人都在很多因緣和合下而作某些決定，我們不可以用一些片面的角度去解讀一個人承受了哪些痛苦。」
跟坊間的心理學書不同，這本書既沒有晦澀的專有名詞，也沒有冗長的故事，而是選擇輯錄了每宗個案輔導者與事主之間的對話，希望讓讀者理解當事人並非鐵板一塊，明瞭他們的內心有什麼掙扎和如何轉變重拾盼望。她形容這些是「可以讓我們呼吸的文字」，讀者閱讀時便會知道，每個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面對的困難，不是什麼可羞怯的事，當有需要時隨時可以找人幫忙，不用孤獨地面對。
是的，正如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黃蔚澄在推薦序中所言：「每一個生命都值得被傾聽、被理解、被珍惜」。這個觀念需要社會更多人知道，才能切身處地和別人溝通。
心理困擾 不注定成病態
身處在高壓、生活節奏急速的社會，不少人都面對情緒困擾卻苦無傾訴對象。坊間不少人甚至以為有精神病才需要見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生，唯恐避之不及。郭倩衡說，輔導心理學家的出現正正希望擔當在日常聆聽他人的角色，「每個人一生中定必經歷高山低谷，心理困擾不是注定成為病態」，她在社交專頁上寫道。
書中選取的個案很多元化和生活中很常見，如感到絕望的照顧者、被排擠的學生、遭受網騙的人、受到情傷的人......其實不少港人都面對同樣的問題，只要他們及早面對並尋求合適的支援，就能找到出路。同時當中隱藏的情緒問題也不容忽視，避免問題日益嚴重。
方婷形容，不少個案「平常看似生活如常，但可能只負面情緒被內心壓抑」。書中有不少實用建議，幫助有需要者「走出來」，希望讀者透過故事和建議有所得着，如遇到類似情況看看有什麼可以做。除了讓有需要的人感到共鳴，余鎮洋說也要讓普羅大眾「多些關注這些被遺忘的聲音，多知道怎樣去傳遞關心。」
他們均表示，如果社會大眾遇到有需要的人，可以從書中的輔導者身上，學習到如何展現真正的同理心，用什麼語句回應對方，如「你剛剛說了……介不介意跟我分享多一點……」怎樣paraphrase（覆述）對方的說話，給對方知道你真的關心他。繼而提升整個溝通素質，疏導情緒，就可以減少突然爆發情緒的現象。
黃麒錄總結，不少個案都「想在外面尋求愛」，與其如此「不如嘗試先從自我愛護開始，在與他人相處時，學會建立自己的價值觀，重拾生命的力量和希望。」
多重打擊、社會氣氛 降生存意志
當人走到自殺這一步，肯定不是個別問題觸發。郭倩衡補充道，許多個案都是面對多重打擊（multiple losses），而在原生家庭和成長的經歷亦局限了當事人能採取什麼態度。過往成長經歷導致有一些很沉重或不能逆轉的心理創傷，都有機會令事主走上絕路。余鎮洋提到，有些案例甚或跟家族病史有關，譬如賀爾蒙分泌影響情緒。
社會環境低迷也可能無形中影響了人的意志。郭倩衡指出，2003年的沙士和2020年的新冠兩波疫情後，經濟未及復甦，自殺數字均有上升趨勢，「這是一個全球化現象，不只香港獨有」。而談及年齡群組分布，她則點出不論任何時候，65歲以上人士的自殺風險一直處於高危狀態，大多涉及晚年無法接受身體衰退，以及感到孤獨和質疑生命的價值。
華人保守 負面情緒難渲洩
大部分當事人選擇壓抑負面情緒，跟傳統社會文化也不無關係。余鎮洋指出，在華人以至東亞社會，大家普遍對自己的情緒問題避而不談。家人或不懂得彼此表達關心，或認為這屬於「家醜」而選擇避談；當事人自己也不想麻煩別人而拒絕宣之於口。負面情緒無法得到回應，容易發生悲劇。
另外，文化對某些角色的定型也會為事主帶來壓力，舉例假設了父母各自都要承擔家庭很多責任，當他們遇到很大壓力時，這些觀念都阻礙求助。
黃麒錄也認為，都市文化講求高效，當我們身邊的人有情緒困擾時，我們往往想盡快解決問題，「不開心就找幾份工作」、「失戀就找另一個」，正正反映了華人文化對負面情緒的抵抗，以及過分強調平和。
「當我們不接納自己的情緒時，對別人的負面情緒也很容易產生強烈的抵抗反應，要即時處理，變相影響了家庭或朋友關係。」他認為大家要多接納，當人有情緒時，願意跟他共處陪伴，會帶來不同的感覺和效果。
溝通功能化 缺真誠多防備
方婷續指當下社會的溝通明顯趨向功能化，缺乏了如鄰居之間「咦，買菜呀，今天菜心好靚！」這類單純釋出善意的對話，也愈來愈少主動關懷他人，更加強化了事主不想麻煩別人的成見。
郭倩衡也認為，大家聊天少了那種真誠、有血有肉、自然流露表情的感覺，而是刻意收藏自己和防備他人，例如缺乏了以往與的士司機、街坊自然而然發出的日常對話。「我們都是一些很真實、有血有肉的人，讀輔導的時候也很強調表裏一致。如果在輔導室裏很有熱情和同理心，但現實生活卻不是這樣的，你自己都辛苦啦……我們強調的是那種真實的純粹。」
黃家盈也認為，現代人在網絡上可以隱藏身分發表言論、不用負責，所以說多了傷害人的說話，說少了關心人的說話。在學校見到學生的交流也少了，彷彿聊天會洩露底牌給你知，比較難建立信任。
朋友數目遽降 青年特別寂寞？
青年人自殺比率急增。方婷指有美國研究顯示，雖然社交媒體盛行，但年輕人的朋友數目對比上一個世代少了足足三分之一。缺少足夠親密的朋友分擔情緒和聆聽，使很多現代人內心都感到寂寞。所以學校社工和老師的角色日益重要。
香港的教育制度比起以往已經更加重視學生的心理健康，包括推展以教職員和家長教育、校外支援網絡、轉介至專科門診為主的三層應急機制；但黃家盈提醒，有不少個案沒有明顯的行為特徵，多數選擇隱藏自己的情緒。
再者，不少學校仍存在污名化的氛圍，將找輔導或社工的學生標籤為求助者而避之則吉，也會窒礙學生選擇對外傾訴心聲。她在外展服務時領悟到，即使小朋友也可能面對不少壓力，大人必須多走一步關心他們，比較容易及早識別問題：「小朋友尤其喜歡和人聊天，聊着聊着才發現他們也有心事，需要與別人傾訴。」
怎樣解決污名化嚴重問題
黃家盈續指，社會上的污名化現象更加嚴重，包括戲謔申領殘疾人士登記證（俗稱白卡）的精神病人。余鎮洋則提到網絡世界加劇了問題，令到一班有需要人士要更多勇氣，跨出門檻接受援助。幸而，政府新增了不同計劃和資源，例如"Shall We Talk"，藝人分享自己面對情緒困擾的經過；各家大學也有推廣精神健康急救。但他強調，未來仍須持續加強同理心教育。
郭倩衡提到，樹仁大學輔導及心理學有一門個人成長課，涵蓋戀愛、死亡等人生或許必經的階段。其中一堂是孤獨和獨處（Loneliness and solitude），就是要教導學生當遇上同類情況時怎樣自處。
黃家盈則補充道，每一位修讀的學生都要實習，包括擔任情緒支援熱線的義工，以至到前線輔導，很實在地體驗受助者的經歷。「原來受助者不是一坐下來就能說話，原來都要經歷掙扎和不信任對方，質疑對方有沒有了解。我覺得這種經歷能幫助同學將來成為一個切身處地的助人者。」
如果這類課程體驗能夠擴大到全港的教育體制，希望能對於減低污名化和提升下一代的同理心有很大作用。
主動求助不足五成
郭倩衡說以往的案例，只有三至四成的事主是主動尋求支援，或者事主周遭沒有人讓當事人安心放開心扉，所以提升整體社會的敏感度，增加願意聆聽的人很重要。
她也指出，一眾輔導心理學家也很努力投身公共教育，讓社會大眾得知有多種求助渠道：「比較年輕的同事的宣傳手法很有創意，例如提供半節免費的心理輔導，讓大家去體驗一下，建立公眾對服務的信任。」
黃麒錄則說，希望由身邊人支援、再到多元的轉介服務，建立一個社區支援網絡，現在社會正朝一個好的趨勢發展。
佛教思維對輔導有什麼幫助？
作為香港大學佛法輔導碩士，方婷認為佛法教會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看人生經歷的苦難。她說佛教指出人有八苦，其中四苦是不能選擇──生、老、病、死，但另外四苦──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蘊熾盛──是可以避開的，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現在無法解決的難題，都可以在某些程度上消減，而不會去到絕路。更甚者，它們是虛空、假象，而不是事物的實相。她指輔導時要尊重事主的信念和價值觀，但有時也會將佛法或其他宗教一些價值觀融會在輔導，旨在給予心靈力量，如透過念佛經可以達至心境平靜、望減輕事主的不安。
「動盪時代裏重拾人生」系列 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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