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學童自殺案件廣受關注，統計指比十多年前增加兩至三倍 。今年《施政報告》提出會恆常化現在香港中學實施的三層應急機制，並試行擴展到小學四至六年級，加強支援有需要的學生，應對兒童精神健康問題。此外亦會以津助福利服務機構專項基金提供培訓，加強駐校社工處理學童精神健康問題的能力。
據報道數字，今年截至8月31日共有23宗10至19歲學生懷疑自殺個案；去年全年則有28宗，比2023年的32宗略為下降，2022和2021年均為25宗，2020年則為21宗。本社早前訪問多年來從事心理學及心理輔導教研的香港樹仁大學首席副校長孫天倫教授，談到仁大培育學生方法因應科技和文化不同而提升，同時關注情緒健康。她多年來提倡中、小學除學校社工外，須增設專業輔導人員，「一校一輔導」，應付日益複雜的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
資深社工顧問督導、認可輔導督導及家庭治療督導、向晴軒創辦人及前督導、蛻變空間輔導及發展服務總監郭志英博士則指出，香港須以公共衛生模式的三級防治策略，並以社會生態學模式來預防及介入，輔以構建家校社會友好和關愛文化。
時下青年享受多 大學才教自我成長太遲
數碼化為教育帶來方便和新的工具，孫天倫教授指人工智能（AI）令知識如「㩒掣就來」，也帶來「現在學生都沒有腦，不用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思維）」的爭議，教育工作者更要藉課程「帶領搭建希望將來的社會」的使命。
孫教授透露近年出現不少駭人、前所未有的心理治療個案，如名校學生長年鎅手，「鎅到出血，但又不會傷到血管，很多疤痕在手和大腿內側」，長期穿長袖衣服，又或學校差不多每周都有學生上天台要跳樓。「現在小朋友逆境商數是零，逆境就去死，教育過程中可能是忽略了、從來沒有好好跟小朋友講生命的價值，他們也不懂得付出，因為一路都是接受」，不珍惜社會賦予資源。
有見及此，孫教授表示樹仁大學一向重視並由學生事務部門提供心理輔導，安排新生入學時填寫功能失調性態度量表（Dysfunctional Attitude Scale DAS）篩選一遍，如傾向很容易憂鬱、或者多焦慮等。問題是「尋求心理輔導、心理治療是自願的，不可以因為你的測試分數特別高、很容易尋死（就強制治療）；我又不可以告訴別人，只能暗中多點留意、或者鼓勵你做心理輔導。」
修讀心理學或者社工等面對人的科系學生，仁大安排一年級時必修Personal Growth（個人成長）課程，透過自我成長去看別人的經歷。孫天倫認為這種好安排「在大學才來是遲了， 應該在小學、甚至幼稚園已經開始有這種意識。」
「每年不斷有中、小學學童自殺，很多情緒問題，進大學的SEN（特殊教育需要）的新生愈來愈多」， 孫天倫指原因是香港社會「整體心理衛生做得不夠好，心理衛生概念不是深入到學生和家長」，就出現肢體傷殘以外的SEN、情緒問題，導致最後很多自殘自殺。
相反，譬如小朋友是先天自閉的ASD（Autism Spectrum Disorder），很容易幾個月時就發現並安排治療計劃，「早點開始可以培訓到很功能性的，ASD長大了都可以正常跟其他同學一起上課；不用等到小學，到時要找專人幫他上課，資源就不是善用得最好」。孫教授亦指8月荃灣熊貓酒店的自殺謀殺案，本質似是一個情緒病的家長長大了，也曾有醫生朋友在酒店吊頸，才發現他全家人都有情緒問題；如早點發現根源並專業介入，很多悲劇都可以避免發生：「能夠捉到路，看到行為有些怪異，關心他、找出發生什麼事，教他如何疏導等」。
孫天倫表示很可惜游說推動多年的「一校一輔導」計劃，至今港府仍以缺乏公帑為由婉拒，着業界尋找有心的機構和捐助人，先試行做出成效，政府才會考慮。孫粗略估計預算需要數億元，「不是很多錢」。
現時中學實行「一校兩社工」，小學則是「一校一社工」。孫天倫指「一校一輔導」是擁專業的心理輔導培訓人士駐校，服務包括最簡單的中一新生入學時安排一個認受性很高的心理測試，分辨出高危的學生，接着邀請他們和其他同學參加情緒管理培訓，讓「大家至少懂得怎樣去講情緒」，以及求助。
樹仁大學曾經跟馬會和青協合作相關的同心計劃獲教育署確認有效，並推廣至小學；仁大十多年前就成立了輔導和研究的中心，以「買時數」方式服務30多間中、小學。
教育局現行政策撥款給學校，各自尋求輔導服務是否足夠？孫天倫笑言曾聽說十多年前有學校的心理健康撥款，用來買按摩椅給老師紓緩壓力。孫強調輔導專業需要像社工和中醫正規化，將之變成一個註冊行業：「學校買輔導服務時可以知道真假」，現時沒有註冊規管，「誰自稱是心理輔導師都可以，這樣就恐怖」。
部分輔導工作由社工承擔，孫天倫表示雖然「社工的專業性很高，但社工做事跟輔導員做事可以是兩回事來的，他們的訓練完全不同」。
社工輔導互補 三級防治系統
郭志英博士經常指導和應用社工和輔導兩個專業，她指出：「自殺及情緒問題，斷不是一兩個專業的拯救便能預防。從系統關係角度（systemic relational perspective）來說，年輕人的自殺及情緒問題，跟家庭、學習及社會環境等的變化息息相關。」
青少年正處於發展階段，加上在不同環境中遇上的挑戰與壓力，例如與父母的相處衝突、同輩間或是網絡欺凌也觸發不少情緒問題。郭志英指網絡上「互有比較、又隱蔽，擴散範圍大，青少年人解難能力弱，有時難像實體介入處理霸凌問題」，造成極大心理壓力或出現憂慮恐懼的精神壓力。
要預防或減少青少年自殺和情緒問題，郭志英表示須以公共衛生模式的三級防治策略，並以社會生態學模式來預防及介入；不同的助人專業，均可按其專業知識、職能及工作手法，策略性地置於三級防治糸統內，「互相彼此協作和支援，而不是誰取代誰，是互補長短、互相配合。駐校社工、輔導老師、輔導員，甚至主力於診斷和藥物治療的精神科醫生，均有機會提供不同方式、即時的情緒輔導。」
郭志英指本港社工也做很多個案輔導，「且可以不比輔導員差，視乎個別情況重點不同、也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每一位專業社工均須掌握個人及家庭輔導、小組及社區工作與組織的三大工作手法：「社工在院校或在職訓練，均需接受以微觀、中觀及宏觀的介入，來提供適切的個案及小組輔導；並在突發事件時以危機介入來處理自殺風險。」
政府津助服務聘註冊社工 可增學校輔導員應需求
社工有註冊制度，郭博士透露，所以社福機構要申請政府津助服務合約，很多時選擇聘請註冊社工。
「輔導員同樣也是專業的。」郭志英指因應青少年問題日益複雜，學生人數眾多，所以按學生人數比例，現行一校兩社工也未能應付龐大又繁重的學生個案輔導及小組工作。「如學校能獲得額外資源，多聘一位輔導員是更理想的安排；不同專業可並肩而行，共同努力為面對困難的青少年提供更多介入方法。」
郭志英亦認為輔導員的專業發展空間和認受性等問題，很值得政府當局關注；同時，輔導專業亦須建立具認受性的發展及監管系統，以確保輔導員素質，保障服務使用者及公眾利益。
當青少年面對情緒困擾或有自殺念頭時，郭志英指最需要的是陪伴、聆聽、感受到被重視和關愛。任何助人專業者，能舆他們建立信任關係和給予希望才是最重要。
此外，亦須配合不同的政策變革和專業，一起推動家庭、校園及社區同建立友善及關愛文化，理解青少年的情緒需要，鞏固家庭體系，促進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她指教育局於五、六年前開始舉辦學生守護大使、校園好精神及醫教社計劃等活動，針對24至25年度的多宗學童輕生事件亦協助學校，並實行了三級應急機制，效果良好。醫管局的精神健康委員會亦已規劃了三層健康架構和及早識別、及早治療的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