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爆發的六七暴動揭示了香港嚴重的社會矛盾：市民普遍處於貧困之中、居住環境惡劣、勞工待遇偏低下及缺乏社會保障，迫使政府不得不正視深層痛點。1971年上任的第25任港督麥理浩勳爵（Lord Murray MacLehose），正面對社會動盪與信任危機。他深知，要鞏固英國統治與香港的長治久安，必須從根本改善民生，推行系統性改革。
70年代的改革措施
1972年推出的10年建屋計劃是麥理浩最具標誌性的政績，目標在10年內為180萬市民提供設備完善的公共房屋。他設置房屋委員會統籌建屋事宜，使大量基層家庭脫離寮屋、木屋，遷入現代化社區。計劃亦帶動沙田、屯門、荃灣等新市鎮興起，並透過地鐵等基建與市區連接，成功分散人口，重塑香港城市格局。今日香港以公共房屋為核心的住房體制，即始於此。
1973年警隊高層葛柏貪污潛逃事件引爆民憤。面對警權受腐敗蠶蝕的危機，麥理浩於1974年毅然成立獨立的廉政公署（ICAC），以「執法、預防、教育」三方並舉，雷厲整肅貪腐。廉署成立後，轟動的貪腐案件陸續被揭發，整個社會自此翻過警隊「貪污成風」的一頁。香港逐漸成為全球最廉潔的地區之一，市民對法治與政府的信任亦得以恢復，這一舉措重鑄管治的正當性。
在教育與社會投資方面，麥理浩深信人力資本是發展根本。他於1971年推行6年免費教育，並於1978年擴展至9年強迫教育，大幅提升人口素質，為香港工業升級與經濟轉型培育人才。在社會保障方面，他引入公共援助計劃，為弱勢群體建立安全網，成為今日綜援制度的雛形。同時，大規模興建醫院，發展基層醫療網絡，令廣大市民可獲得可負擔的醫療服務。
為配合新市鎮發展與社會升級，他全力推動地鐵工程，首條路線於1979年通車，顯着提升城市效率，改變交通格局。更具前瞻性的是，他於1976年制定《郊野公園條例》，劃定大批天然地區為郊野公園，使市民在經濟快速起飛同時，仍能保有優質的休憩與自然環境。基建與自然保育並行，奠定了香港「國際都市與自然共存」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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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治的重要性
麥理浩的改革並非零散修補，而是全盤、互為支撐的制度設計。公共房屋保障了居住權益，廉政公署重建法治信任，教育與醫療投資培養了社會資本，而基建與環境規劃則確保了城市可持續性。正因如此，1970年代後的香港由民生困頓、貪污猖獗的邊陲城市，成功轉身為廉潔、高效、具教育基礎的國際化經濟體，也為隨後數十年的「香港經濟奇蹟」奠下基石。
更重要的是，殖民政府透過實質惠民政策，首次在殖民史上換取了部分市民的認受性，將潛在政治對立轉化為建設動力，改革深刻地重塑社會結構與身份認同，影響延續至今。
麥理浩的經驗強調了管治的重要性：一個成功的政府，必須洞察社會的深層矛盾，以果敢魄力推動制度革新，更要展現長遠規劃，把惠民政策落實到使市民切實受益。有效管治並不僅在於維護秩序，而在於能否提升人民生活素質、維繫社會信任、凝聚共同願景。
當政府能真正體現「以民為本」，自然能把社會需求轉化為發展力量，從而達致增加市民的投入感、獲得感和幸福感的和諧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