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18年中國修法，確立了「認罪認罰從寬」原則以來，近幾年的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多起認罪認罰從寬後反悔和撤回的案例。既有檢察機關通過變更起訴、調整量刑建議、提起抗訴的方式反悔的案件，也有被追訴人在前面的訴訟階段認罪認罰，並與辦案機關達成協定，卻在後面的訴訟階段推翻之前曾向辦案機關表示認罪認罰的案件。
案例屢見不鮮
其中對於在一審判決後，被告人上訴被視為反悔，檢察院於是提起抗訴，導致被告人在二審被加刑的案例，理論界和司法實務部門存在很大爭議。查詢裁判文書網，這樣的案例屢見不鮮。如杭州某區法院一審審理孟某危險駕駛一案，孟某在偵查階段自願認罪認罰，審查起訴階段堅持認罪認罰，並在值班律師在場的情況下自願簽署了具結書。案件進入審判階段，孟某在庭審中仍然明確表示對罪名和量刑沒有異議，一審法院遂採納了檢察院的量刑建議，從寬判處孟某拘役1個月20日，並處罰金人民幣4000元。
宣判後孟某以量刑過重提出了上訴，請求輕判並適用緩刑。原提起公訴的檢察院於是提出抗訴，指出孟某自偵查階段起一直自願認罪認罰，現在卻對量刑提出異議，不應當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其上訴情形致使一審判決量刑不當，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改判。二審法院採納了檢察院的抗訴意見，認定孟某不再認罰，因此不得適用從寬的規定，二審改判孟某拘役2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4000元。
反悔是訴訟權利之一
對於檢察機關反悔的，目前尚無專門的法律規範予以規制，亟待立法完善。有學者建議構建針對檢察機關的誠信機制，通過真正的控辯協商制度達成控辯協定。誠信機制允許控方可以在出現新事實、新證據、新司法解釋或量刑協商顯失公平的情形下反悔，但應當設定專門性規範約束反悔的條件和相關程式。構建誠信機制能夠滿足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自願性和合法性要求，也符合刑事訴訟基本規律和保障人權。
對於被追訴人反悔的，學界普遍認為，賦予被追訴人認罪認罰的反悔權，既是保障被追訴人認罪認罰自願性的需要，也是保障其辯護權正當行使的應有之義，還能防範發生冤案錯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要求被追訴人真誠悔罪，因此認罪認罰後的反悔，應當被認為是被追訴人的訴訟權利之一，應當得到保障。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國安部、司法部《關於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中，明確規定了被追訴人的反悔及其處理，根據不同的訴訟階段對於被追訴人認罪認罰的反悔，作如下規定：
針對三種反悔的處理
對於不起訴後反悔的處理，因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人民檢察院依照《刑事訴訟法》決定酌定不起訴後，犯罪嫌疑人否認指控的犯罪事實或不積極履行賠禮道歉、退贓退賠、賠償損失等義務的，人民檢察院應當審查後，區分情形依法處理。發現犯罪嫌疑人沒有犯罪事實，或者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6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應當撤銷酌定不起訴決定，依法重新作出法定不起訴決定。認為犯罪嫌疑人仍屬於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免除刑罰的，可以維持原酌定不起訴決定。排除認罪認罰因素後，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根據案件具體情況撤銷原酌定不起訴決定，依法提起公訴。
對於起訴前反悔的處理，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在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前反悔的，具結書失效，人民檢察院應當在全面審查事實證據的基礎上，依法提起公訴。
對於審判階段反悔的處理，案件審理過程中，被告人反悔不再認罪認罰的，人民法院應當根據審理查明的事實，依法裁判。
怎樣處理訴訟效率和成本問題？
上述可見，五機關聯合規定中對於被追訴者認罪認罰從寬後的反悔權，是認可和保障的。但不可否認的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設立初衷是為了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反悔權的行使勢必會降低訴訟效率和加大成本，影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順利推進，也可能妨害被害人權益的實現。
有學者提出，應當對被追訴人行使反悔權設定合理的理由和限度。被追訴人行使認罪認罰反悔權的法定理由，可以包括認罪認罰非自願；認罪認罰依據的事實、證據發生變化；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沒有提供合法有效的法律説明等，並應將被追訴人行使認罪認罰反悔權的次數作出限定。為防範反悔權被濫用，有學者建議被告人在一審宣判後的反悔除必須有正當理由外，還應當實行舉證責任倒置。
對於司法實踐中爭議較大的──被告人反悔後提出上訴，檢察院於是提出抗訴，使得被告人面臨加刑風險──的案件，有學者認為，上訴權作為被告人重要的訴訟權利之一，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應當充分保障。在認罪認罰案件中，對於法院採納了檢察院的指控意見而被告人依然提出上訴的情形，人民檢察院抗訴與否，應當取決於一審判決有無錯誤，一審判決沒有認定事實或者適用法律上的錯誤的，例如認罪認罰在量刑上從寬仍是在法律規定的幅度內的，檢察機關不宜抗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