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4年9月13日，時任法國財政總監杜爾哥（Turgot）宣布廢除全國的穀物價格與買賣管制。作為「市場無形之手」的忠實信徒，他深信價格自由浮動能徹底解決糧食供應問題。豈料次年春天穀物歉收，商人囤積居奇引發嚴重饑荒，草根階層憤而起義，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麵包戰爭」。這場悲劇折射出一個爭論多年的經濟核心議題：政府究竟該奉行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還是積極有為的國家干預主義（State Activism）呢？
自由放任的盲點，在於忽略了極端市場化對民生穩定造成的衝擊，更低估了在缺乏相應金融配套工具下，倉猝推行新政的政策風險。若將目光投向東方，我們且看近2000年前漢武帝時期的財金智慧。公元前113年，漢武帝採納桑弘羊等人的建議，收回地方郡國的鑄幣權，確立五銖錢為全國唯一法定貨幣。
桑弘羊行平準法
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出任治粟都尉並代理大司農，隨後推行「平準法」：在民生物資價賤時以五銖錢買入囤積，價高時則拋售物資並吸納在外流通的貨幣。以現代術語形容，大司農相當於今日的財政部長兼央行行長，而「平準法」的操作，既像國家戰略物資儲備機制，又類似央行透過公開市場操作（OMO）來調節銀根、應對經濟周期。
隨後桑弘羊更推行「入粟拜爵」與「入粟補官」，容許百姓以糧食或貨幣換取官爵、豁免稅務和徭役。此舉雖被後世史家詬病為「賣官鬻爵」，但在現代金融視角下，這本質上是政府透過出讓國家特許權進行的非貨幣化融資手段，堪稱「國債」的原始雛型。漢武帝時期漢朝能成為亞洲超級大國，大司農的經國之術功不可沒。
然而，歷史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在以金屬為流通貨幣的漢代，缺乏現代銀行系統的信用創造與資金流轉機制。數代之後朝廷專營的銅山枯竭，加上地方豪強、仕族和商人大量囤積金、銀和五銖錢，導致漢朝末年因貨幣供應枯竭而陷入嚴重的流動性緊縮。這種金融體系的滯後，最終成為帝國走向國家衰亡的深層誘因之一。
財政金融化
回看今天的中國，其宏觀調控機制無疑比漢代完善得多。可惜長期以來，以四大國企銀行為首的金融體系，除了常規的商業貸款，還必須兼顧政策性貸款與地方政府的債務融資。這種「財政金融化」的操作，讓地方政府將銀行當作隱性財政提款機，令廣大投資者長期質疑國內銀行的資產素質，導致內銀股價承受地方債隱憂的折價，長期處於低迷狀態。
不過，自2023年起，中國政府將發行萬億「超長期特別國債」常態化。今年（2026年）4月和9月，更先後發行了1.3萬億元國債與3000億元特別債。雖然國家總債務持續上升並非理想，但以中央政府的顯性確信，替代地方隱性債和政策性貸款，是更為成熟、透明的宏觀信用擴張機制。這底層邏輯的結構性轉變，正有力地化解了市場對內銀壞賬的隱憂。這場「財政歸財政、金融歸金融」的撥亂反正，或許正是推動四大國企銀行股價近日屢創新高的核心原動力。
治大國如烹小鮮，因時制宜且兼顧民生的經國之術，才是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