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舊的中國讀者可能還記得這樣一部美國科幻喜劇My Favorite Martian(《火星叔叔馬丁》),該劇由CBS在1960年代製作,並1980年代隨着改革開放走進了中國大陸觀眾的視野,風靡一時。 故事的背景是講由於飛船出現故障,火星人馬丁叔叔(uncle Martin)不得不在地球上暫作停留以尋找重新啟動飛船的能源。 馬丁叔叔長得和人類一樣,能說英文。 他腦後有可以伸縮的天線,能把自己隱身,看透別人的心思,還能製造時間機器,也由此產生種種問題和笑料。 製作者跟觀眾們玩了文字遊戲,Martin (馬丁),其實因為和 Martian (火星人)發音相近,故用來做火星叔叔在地球上的名字。
布達佩斯的火星人
說來有趣,這個科幻喜劇在20世紀的科技領域確有故事原型,不過科學中的火星人不是一個而是一批,他們也不來自火星,而來自匈牙利的布達佩斯。「布達佩斯火星人」(The Martians of Budapest)是指1930年代在納粹的壓迫下移民美國的一群匈牙利猶太裔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 他們從一個不起眼的小國來到美國,講英語時帶有濃重的匈牙利口音 ,但是他們的成就改變了20世紀人類科技甚至政治的發展方向。
他們都出生於布達佩斯,有着相似的童年,操着不同尋常的語言(匈牙利語和歐洲大部分國家的語言不同,反而與東亞的語言關係隱約,比如匈牙利人的姓名寫法亦是姓在前名在後),因為在數學和物理方面智力超凡,讓人覺得不像來自於地球,因此被戲稱為「火星人」。 儘管篇幅有限,且允許筆者介紹其中三位的成就:
西奧多·馮·卡門(Theodore von Kármán,1881-1963,匈牙利語:Kármán Tódor),人類航太領域代表人物,空氣動力學家、應用數學家,踐行並強調用數學指導工程研究,其成果影響了世界格局。 他因培養了多位中國弟子而被中國人所銘記,與錢學森的學術傳承與合作是為一段佳話。
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匈牙利語:Neumann János Lajos)。對於這樣一位劃時代的全才,只能用 renaissance man來形容。 在數學上,他對集合論、算子理論、測度論、幾何、分析、拓撲等領域作出基礎性貢獻,被稱為「偉大數學家的最後一個代表」。在物理學方面,他給出了量子力學的現代數學基礎,人們所用的計算機源自「馮·諾伊曼架構」,因此他被認為是現代計算機之父,還對爆炸科學、工程領域、經濟學作出貢獻,並參與曼哈頓計劃和提出核武器的結構設計……筆者從事的量子計算和量子糾纏研究中的處處要用到的Von Neumann entropy,也來自於他。
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1908-2003,匈牙利語:Teller Ede)。理論物理學家,一般被稱作「氫彈之父」,Jahn-Teller effect 的發現者、Teller–Ulam design的提出者、曼哈頓計劃成員、美國勞倫斯利福摩爾國家實驗室的建立者、冷戰末期「星球大戰」防禦計劃的鼓吹者。他與中國人還有一重淵源,是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讀博時的博士生導師,楊氏後有專文介紹他。
同一區出生 同一中學成長
如果說這批布達佩斯火星人所取得的成就讓人讚歎,那麼更讓人覺得驚奇的是,這些改變人類歷史的科學家,在20世紀之交依次出生在布達佩斯同一街區,甚至就讀同一所中學Minta Gimnázium:馮·卡門就讀於1891至1899年,特勒就讀於1917至1925年,Fasori Gimnázium就讀於1913至1921年、馮·諾依曼就讀於1914至1921年。
這批火星人都是猶太人,有着類似的童年生活、具有相似的認知能力、教育和職業道路。仔細發掘這些火星人的成才之路,可以為我們在自己的社會中培養火星人有些啟發。
最顯著的火星人特徵可能是他們都是中歐猶太人。19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歐洲的「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科學技術日新月異,文化、藝術及生活方式等都在這個時期發展日臻成熟。當時匈牙利的猶太人已經很好地融入了匈牙利社會,佔全國人口的5%,佔首都布達佩斯人口23%。 猶太人在科學、藝術和商業領域表現尤為突出。
火星人的父母受過良好教育並思想開明。馮·卡門的父親是教育學教授,並在兒子身上實踐自己的研究理念。馮·諾依曼的父親是擁有法學博士學位的銀行家。他們給兒時的火星人們創造的教育環境,完全迥異於中國式的科舉考試和做題家培養套路,而是強調培養孩子全面的眼光和完整的修養。10歲之前在家接受教育是匈牙利當時的風俗,火星人都從家中接受了科學、語言和人文素養並重的良好早期教育。
馮·諾依曼的父親要求兒子除了學習匈牙利語外,還要學習英語、法語、德語和意大利語。儘管馮·卡門很早就顯露出數學天賦,但他的父親堅持不讓他學習數學,而是強調讓他學習地理、歷史和文學。可以說,正因為有了這樣廣闊的基礎和自由的教育模式,火星人才在日後的成長過程中,找到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並充分地開發出個人的潛能,創造出閃耀於人類科技史的成就。
香港教育能否摒棄對名譽的執着?
在當下香港這樣高度發達的社會,如火星人家庭的富裕程度和文化教育背景的父母並不少見,而且我們的人口亦遠高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布達佩斯(100萬人左右)。火星人們當年上小學、中學不需要準備profolio和種種獲獎證書,更沒有聽說他們需要做奧數題。現在香港有比當年的布達佩斯更好的中學和大學(如果只看排名,筆者供職的大學已經超過了火星人們在美國供職的芝加哥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但是我們科學家們除了發表很多論文,拿到名譽和頭銜(見前文〈送別科舉制度〉),申請到很多的研究經費之外,到底能否也做出如布達佩斯的火星人般,真正推動人類文明的創造性成就呢? 這些問題都沒有簡單的答案,但是都值得關心這個民族的科學和文化前途的人們,反覆咀嚼和認真思考。
個人簡歷:
卡洛(筆名),香港大學物理系教授,凝聚態物理學研究從業人員,主要關注量子多體系統中的模型設計和計算方法求解。無聊時寫些介紹科研甘苦的遊戲文章以自遣。詳見其網頁https://quantummc.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