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中學會考,其中某歷史試題引起爭議,更引來廣泛社會討論。該試題是有關日本侵華的歷史評價,似乎是用來測試考生的獨立議事能力(critical thinking)。這些中學會考生已不是「小學雞」,不少更是準大學預科生,應有足夠的智慧、以及具備將要入大學的思考能力,去應付這類棘手問題。
日本侵華的評價,毛澤東主席(1893-1976)曾在1950、60年代,多次公開致謝日本(中共官方文獻、和多篇學者文章,如收在余杰的〈毛澤東為何感謝日本侵華?〉一文內,上報,2020年2月27日、3月3日),言則毛公這些謝詞有當時的歷史背景,但他有無講錯?香港考生可否引用他的言論作答?有學者認為這是毛公的黑色幽默,他認為日本侵華,客觀地有助喚醒國人的民族主義、有助團結,筆者不以為然。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孫文早期的驅除韃虜、等等,中國人難道是睡公主?尚未醒?而抗戰期間的國共合作,又是否真的團結?
至於這試題是否在設計上有不足之處、是否過份宏大複雜?見仁見智,非本文的討論着眼點。而廣泛的社會討論,說明港人愈來愈對歷史感興趣,尤其是中國近代史,或多或少是受到近年「佔中」、「反送中」、和中共回應的影響,關心香港前途是好事,集思廣益。本文試從「西安事變」為起點,去探討這會考試題所牽涉到、但更核心的議題。
中共與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在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性應在三甲之內。如果無西安事變,當年的共產黨、一個15歲剛出頭的勇武派少年便玩完,毛周鄧習(習仲勳)等人早已人間蒸發,便無今日的掘起大國。一件這麼重大、且眾說紛紜的近代史事,海峽兩岸三地有不同的詮釋,官方教科書有不同的表述是正常。可幸西安事變距今,已有80多年的歷史沉澱,實有足夠的學術文獻可供參考,就算是地雷滿佈的網上,只要用心篩選,亦不難找出真相。
西安事變發生在1936年12月12日,蔣介石(1887-1975)被他的下屬軍官綁架,地點在西安城東、臨潼華清池(楊貴妃出浴之處)的臨時蔣氏行館,綁架主謀是張學良(1901-2001)與楊虎城(1893-1949)。當時蔣公是中華民國政府(國府)最高領導人,正在前線御駕親征,準備指揮對中共圍剿戰的最後、且是致命的一擊。這圍剿戰即是中共史書的「長征」,實是為時約12個月的中共「長逃」、流竄,由1934年10月起,從他們的江西省基地向西逃,往雲南、再北轉至陝西,跑了約共一萬公里,於1935年10月抵達延安,當時幾十萬尾追的國軍,便駐紮在延安外圍候命。
中共當初在江西起行的十多萬軍政人員,到達延安時只剩得4000至8000人(費正清等語),實九死一生的大逃亡,雖然抵步後迅速增添人手,而其他地區的中共軍員亦陸續歸隊,但此刻中共約三、四萬的軍力,與國軍的超過30萬實懸殊太大,陝西又無長征沿途的地理優勢,而此刻中共對蔣亦已全無利用價值,實螳臂擋車、在垂死的邊緣。距延安僅150公里的西安,是國軍理想的指揮大本營。
蘇共在審度形勢後,以「共產國際」名義命令中共向國軍求和,一則保住性命,二則亦需要蔣盡快領導中國抗日,制衡日本向蘇聯進犯的野心。中共隨即多次發表宣言,要求與國民黨共同抗日,並在1936年初多次派人去西安商議(見大英百科全書),但此際蔣介石認為中共已途窮途末路,下定決心要一舉消滅它。
中共並非無還手之力,它在全國的統戰工作已有成效,當時舉國都一片「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聲音,反對蔣氏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將兵力放在剿共行先,長期(自1931年起)姑息日本對東北三省的侵佔──而日軍肆無忌憚地在長春設立傀儡「滿洲國」,對曾被滿洲人統治了200多年的漢人來講,已到了一個忍無可忍的地步。而中共的特務間諜,亦已深入國府的內臟,楊虎城的妻子和他軍中不少要員,已是中共的地下黨員。
楊虎城是蔣介石麾下西北軍將領,張學良乃東北軍將領,而東北三省便是張氏投誠國府前的家族原軍閥地盤,當然心有不甘被日本佔領。此時圍住延安的國軍,張楊便是主力。蔣被囚禁兩個星期後,經多方斡旋、和在蔣最終接受棄剿抗日的承諾下才獲釋,並在張的陪同下返回南京,蔣隨即把張囚禁,但亦有遵守諾言停止剿共,並開始與中共商討如何聯合抗日。七個月後,日本用「七七蘆溝橋事變」(1937年7月7日,報稱一名日兵失蹤)為借口對華全面侵略,只14個月便佔領了整個東岸地區,更在多個城市大開殺戒,包括震驚全球的「南京大屠殺」。
國府迅速將首都由南京內遷武漢,然後再遷至重慶為戰時陪都,與以延安為基地的中共繼續聯合抗日,而中共紅軍在陝北的主力,便被收編為國府的「八路軍」,換上國府的軍服、佩上「青天白日」軍徽、受蔣介石的指揮。其實國共雙方各懷鬼胎,中共的整體策略是盡量保存實力、且不動聲色地在農村中(不論是日佔或非日佔地區)活動,不斷擴大其影響力。在1937年間只有約四萬黨員和九萬兵力的中共,到了日本投降的1945年間,已增至 120萬黨員和約91萬兵力(費正清、Roberts 等語),足以與國民黨較一日之長短。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一直被蔣介石軟禁逾半個世紀,由大陸到台灣,直至蔣氏父子死後多年(1990)才被釋放,後移民美國夏威夷並在彼邦終老。楊虎城在七七事變前夕,被蔣介石放逐到歐洲,但幾個月後潛回,一家人隨即被蔣長期拘禁,楊妻後來在獄中病逝,而楊要到1949年解放前夕才在獄中被殺害。
西安事變是中共長征的一部分
這段中國近代史有兩個常見大問號,其一:為何國軍以絕大比數的優勢,竟無在長征途中把中共消滅,要等到西安的最後一擊?其二:張學良是否已被中共收賣?不少學者對前者已有共識,解釋有二,首先是孫子兵法中的地理因素,即是〈地形〉和〈軍爭〉等篇,長征路線全是山區,缺乏暢通無阻的公路,連小路也不多,鐵路便更不用說了,行軍和補給困難,所以國軍的人多優勢,反而是一負累;更重要的因素是蔣借刀殺人,他是利用「長追」把30萬國軍,帶去長征沿途國府尚未控制、尤其是有殘餘軍閥勢力的地區(費正清等語、和見公開的蔣介石日記)。
至於中共收買張學良,他整生對此守口如瓶,甚至在他被釋放後移居夏威夷的八年間,和在他的口述史中,始終是支吾其辭,中共亦然。其實,中共有無策劃西安事變?答案可在已公開的楊虎城資料中找到,因中共視楊為英雄人物。楊妻謝葆真老早便是中共黨員,她與楊的結合是要得到黨的批准的,楊本人亦曾兩次申請入黨不遂。在事變前的九個月內,中共便積極派人去西安工作,最終說服張楊,且與他倆訂下秘密合作協議(Eastman 等語)。再者,蔣介石兒子蔣經國(1910-1988),在事變後四個月,便被蘇共釋放回國。
張楊綁架蔣介石的真正目的,是給中共一條生路,與「抗日」實無關宏旨,因為既然已等了五年(自「九一八事變」至此),又何妨再等多幾個月?根據中共半官方文獻,蔣介石當時信心爆棚,他堅信可在三個月內,能將陝北共軍一網打盡,然後抗日,作為他剿共左右大員的張楊,又怎可能不知?所以,停止剿共才是西安事變唯一的真正目的。
根據中共黨史,當毛澤東抵達延安時(1935年10月,即是中共「延安時期」的開始),長征便算正式結束。但以筆者愚見,一年後的西安事變,其實仍是長征的一部分,且是最關鍵的。因為正正是這最後一役,中共運用了孫子兵法中〈謀攻〉和〈用間〉等篇、和《三十六計》中的擒賊先擒王,打勝了一場漂亮的間諜戰,救活了自己。基於這役,中共才有理據吹噓整個長征是勝利的。
毛澤東要真正多謝的,首先是張楊二人,中共已做了,其次是蔣介石,最後才是日本。因為沒有蔣的遵守承諾給中共一條生路,便無日後日本侵華的契機讓它壯大,然後再與國民黨一決雌雄。然而站在一個純歷史角度去考量,或作為一個大學論文的題目,蔣公的誠信,是中國人的福?還是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