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橋：文林回想：劉紹銘

劉紹銘1981年在美國寫過一篇文章分析疲憊的靈魂，談論帶着傷痕的文學。文學其實很難離得開傷痛，有的是「因為愛過，所以慈悲」的痛，有的是「因為懂得，所以寬容」的痛，有的是沒有愛過也不懂得卻一心慈悲一心寬容的痛。假如這些痛寫的是個人私自的感受，那是傷感文學。假如這些痛寫的是政治制度造成的遭遇，那是傷痕文學。

許多年前讀茹志鵑的《高高的白楊樹》和《靜靜的產院》兩本短篇小說集，心中的牽掛久久不能消散。許多年後第一次結識茹志鵑的千金王安憶，似曾相識的喜悅令我說不出禮貌上應該說的話：我其實只想告訴她平安就好。劉紹銘那篇文章說，Lionel Trilling主張文學作品要取信於人（authenticity），要先有誠意（sincerity），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寫作者下放過，和農民一起生活，替他們說真話，那就是誠意；她帶着自然主義求細節真相的精神細緻準確描述了他們的生活，那就是取信於人。

劉紹銘還提到許芥昱主編的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序言，說《老殘遊記》寫黃河水患而不寫治水的人怎麼治水；田漢和丁玲寫過水患但重點不在治水而在水患帶來的悲劇，只有軍人楊興旺1972年寫的小說《換班》寫了治水的人怎麼樣和洪水搏鬥。劉紹銘認為這是強迫作家下放讓作家實地視察的職業訓練的成果。可是，劉紹銘還是認為「傷痕文學」的致命傷是題材狹窄，而且連故事都不能不跟隨若干既定的邏輯去發展。

從文學理論上着眼，劉紹銘始終比較留意文學作品的獨特化（particularity）和普遍化（universality）：魯迅的〈肥皂〉寫的偽君子四銘是普遍常見的髒老頭的寫照；〈祝福〉裏的祥林嫂既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犧牲品也是人類命運悲劇的寫照。換句話說，劉紹銘擔心的是政治的樊籬箝制文學的創作：

在上海復旦大學的座談會上，得知台灣文學已列入他們中文系的課程。台灣近年來在小說上的成就，尤令他們重視。王文興的《家變》，就是課本之一。我可不知教授這門課的老師，怎樣去面對范曄迫父「離家出走」這問題？用弗洛依德的戀母說？或是資本主義社會「個人主義」發展到最後的「必然現象」？文革和毛澤東思想把中國人的倫理觀念破壞殆盡，因此授課老師不能批判范曄不孝……

座談會上有人提到讓學生研習台灣文學，最少可以觀摩技巧，因為至少在技術上台灣文學可以是他山之石。劉紹銘說：我懷疑這個構想是否會有效果。技術和內容是二位一體的，劃分不開。白先勇《遊園驚夢》的故事許多老台北人都會娓娓道來，但如果不是白先勇以其自己磨練出來的語言賦藍田玉以生命，那這故事就不會傳誦一時了。

劉紹銘這篇文章是39年前寫的。39年後審視海峽兩岸的文學景觀，像劉紹銘像我這樣的老讀者，都會覺得那個時期海峽兩岸的文學作品大半都比後來的好。台灣的白先勇、王文興、黃春明、王禎和、陳若曦，七等生，他們的作品新一代人也許覺得陌生了，我和劉紹銘這一代人卻依舊偏愛。大陸傷痕文學比如《剪輯錯了的故事》，比如《李順大造屋》、《喬廠長上任記》、《悠悠寸草心》、《天雲山傳奇》、《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新一代人也許也陌生了，大陸上和劉紹銘和我同代的人卻依舊覺得是水準以上的作品。

這樣的現象這樣的心情正是文學一代接一代傳得下去的原因。這個「傳」字是廣義的「文學」的流傳，不是作品的傳承。新一代人有新一代人的作品，不必指望他們喜歡我們這一代人的作品。代溝是自然的規律。文學作品之所謂「不朽」，靠的大半是編進教材強迫學生苦讀的「不朽」。如果不是為了應付考試，但丁莎士比亞李白杜甫知道的人一定沒有今天那麼多。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流芳百世的作家是天底下最膚淺的作家。作品得到當代人的讚許已經很幸運了。

余光中的詩我到老喜歡當年文星出版的《蓮的聯想》。余先生之後的詩我讀不出那種感覺了。因此，文學評論永遠只是評論人的偏見的展示。不敢展示那份偏見，評論的價值也就不大了。吉卜林盛讚馬克吐溫的作品，說西班牙寫《堂吉訶德》的塞萬提斯是馬克吐溫的親戚。小說家福克納討厭馬克吐溫，說他是僱傭文人，在歐洲，連第四流都夠不着！這些都是偏見，馬克吐溫一旦在意一定寫不出作品了。

劉紹銘讀小說注重文字有魅力，注重故事有內涵。1981年他念念不忘的一本小說是諶容的《人到中年》。聽說諶容195年北京俄語學院畢業，先當俄語老師，後來專職寫作。《人到中年》好像拍過電影，我不記得電影，只記得原書。劉紹銘文章裏寫了故事梗概，寫得很長，化簡了說是眼科大夫陸文婷的一生：幼年父親出走，母親做女紅養家。長大後醫學院畢業分配到百年老醫院看診。28歲嫁給她一手治好眼病的傅家杰。傅家杰學冶金，愛背詩。婚後生活清苦，有了兩個孩子更辛苦。文革一來，天翻地覆，四兇倒台，更苦更忙，看診更累：「在無神主義的共產中國社會中，陸文婷真可說得上是個聖女。她創了不少奇跡，病人相信她，愛接近她，而更重要的是最難應付的病症都經她的妙手一一回春，重見天日」，劉紹銘接着引了小說一段話：

朦朧之中，陸文婷大夫覺得自己走在一條漫長的路上，沒有邊際，沒有盡頭。這不是崎嶇的山路。山路儘管險峻難攀，卻是千回百折，令人意氣風發。這也不是田間的小道。小道儘管狹窄難行，卻有稻花飄香，令人心曠神怡。這是一步一坑的沙灘，這是舉步難行的泥潭，這是無邊無沿的荒原。極目遠眺，人跡渺無，只有死一般的沉寂。呵！多麼難走的路，多麼累人的路！

陸文婷42歲心肌梗塞去世。劉紹銘說中國人對人對事鞠躬盡瘁的精神不但是傳統美德，而且還可以防止福樓拜所說的「靈魂麻瘋病」（Leprosy of the soul）：精神枯竭，憂鬱，意志癱瘓，懶惰，靈魂疲憊。Reinhard Kuhn指出這種厭倦心理在西方文學中相當泛濫，卡繆的《異鄉人》和貝克特的荒謬劇之外，連海明威的短篇小說《乾凈明亮的地方》（A Clean, Well-lighted Place）也是。劉紹銘文章結尾有一段話像暮鼓，像晨鐘：

Milton Friedman夫婦合作的暢銷書《自由選擇》（Freedom to Choose）聽說大陸已有譯本。如果此譯本不限於「內部參考資料」，想會是民間搶着來購買的書。這一對經濟學家夫婦的論調，說來簡單：「個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中，不知不覺地也會給社會帶來利益。如果他真要捨棄一己私利而服務社會，社會的利益反而減少。」

《人到中年》裏陸文婷的丈夫傅家杰愛唸的一首詩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Petofe Sandor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