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民選政客無法代表民意？

筆者認為選舉民主是無法代表民意的，最近有3件事最能代表這種情況，包括德國政府不再為大眾汽車在華投資作擔保、美國國會對於槍擊案的反應，以及立陶宛向中國出口跌剩0.3%。為何大部分國家的民眾總體利益和政客的行為經常不符？尤其是號稱民主、人民擁有選舉權的國家，差異尤其巨大，剛選上時的支持度最高，之後每況愈下，從這3個案例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德國以人權問題犧牲企業利益

德國經濟部出於對新疆所謂「強迫勞動」和「大規模拘禁」等人權問題的關切，最近拒絕了一家公司的4份擔保申請，決定不為其在中國項目提供投資擔保，雖然沒有透露公司的名稱，但根據當地媒體的估計，被拒絕的公司正是大眾汽車，大眾未來將不得不獨自承擔與中國業務相關的風險。

大眾進入中國市場多年，甚至和幾家德國龍頭企業，包括巴斯夫、博世、西門子等也在新疆烏魯木齊設有工廠，最少有數以千計的德國員工曾經在新疆工作，他們會對新疆的狀況一無所知嗎？大眾於2012年5月底就和上汽合作在烏魯木齊經濟技術開發區設廠，並於2013年8月正式投產。不久前，大眾集團的CEO迪斯（Herbert Diess）就曾在CNN的訪問中提到，他並未在新疆發現「集中營」或「種族滅絕」的情況，大眾汽車在華銷量佔比約為40%。他曾經表示，該公司的未來「將在中國決定」。

大眾汽車發言人證實，該公司已向德國經濟部提交在中國的投資擔保申請，但尚未收到該部的正式決定，這些申請不涉及該集團在新疆地區的直接投資。大眾汽車承諾遵循聯合國關於商業和人權的指導原則，將之視作公司行為准則的一個組成部分。

作為歐洲領頭的汽車企業，大眾的利益肯定可以代表德國的普遍利益，那為何德國政界並沒有為德國企業，以至於市民大眾服務？原因是作為政客，首要工作是要繼續維持「有工開」，贏得選舉是首要條件。德國和美國不同，對選舉資金控制很明確，削弱了跨國企業對政界的影響力，但這反而令美國對德國以至於歐盟的影響更龐大。

在美國龐大的國際網絡和輿情之下，除非不靠選舉，毋須考慮連任，否則不能和美國直接對着幹，最多只能在一些枝葉部分，爭取一些迴旋空間。正如強大如前總理默克爾，執政能力如此高效，成功應付了歐債、難民、脫歐等問題，還令德國經濟持續增長，但3次選舉仍然歷盡風浪，得票比例不斷下跌，最終所屬黨派在她不再尋求連任就敗下陣來。

由此充分反映出選舉民主的決定權並不在於執政能力和表現，而是在美國控制的「投票情緒」上。認真説來，強調原則的默克爾，在斯諾登事件中被爆出受美國監聽多年，但之後從未對美國提出質疑，就讓事件不了了之，由於可見美國在歐洲的影響力和掌控力有多巨大！

槍擊事件頻生  美政客無視禁槍呼聲

第二件事是美國近日連番槍擊案，尤其是在5月26日造成19名兒童和2名教師死亡的得州小學槍擊案後，全國禁槍的聲浪極度高漲，但在這個時候，一些倡導擁槍的美國共和黨議員成為眾矢之的，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是其中之一。

作為前屆總統選舉初選中的前列份子，理應要配合民意，最少要做個樣子，説兩句不痛不癢的槍械管制要求，但是他在許多傳媒的夾擊下，卻仍然堅守支持槍械的態度，甚至把問題扯向十萬八千里外，還説道：「你知道嗎，這是過度政治化……為什麼人們從世界各地來到美國？因為美國是世界上最自由、最繁榮、最安全的國家…」

作為直選的一員，為何完全不畏懼和民意對着幹？

因為美國雖然是直選，但政客「有工開」的關鍵，是你能否得到黨的認同，是否得到「眷顧」。在一個共和黨佔優的選區，只要贏得提名，議員之位自然手到拿來，正如雄霸民主黨多年的佩洛西，大部分情況都在無對手下勝出，為何這些如此「民主」社會出現極端不民主情況？

事實上，這個世代權力階層最成功的手段，就是將權力核心透過大規模，涉及上百萬的選民競選組成，一旦選票數目如此巨大，競選者和選民的距離自然拉遠，那投票因着什麽來決定？自然是情緒和社群的傾向。這時候，誰能有資源影響數以百萬、千萬計的人群，誰是輿論操縱者自然能取勝。

這些年，美國最成功的就是打造了幾家跨越地域界限的網企，Google、Meta、Twitter，成為網絡年代且將進入虛擬年代的大殺傷力武器。所以Ted Cruz只要確信事後這些金主會能為他修補形象，又或排除有威脅的對手，那自然不需要理會這種在兩星期後，就會被國民忘得一乾二淨的新聞事件。

立陶宛操弄國際事件  轉移國民情緒

第三宗是立陶宛外交部長蘭茨貝爾吉斯在專訪中繼續指責中國搞所謂「脅迫外交」，並將台灣問題和烏克蘭衝突相提並論，攻擊俄羅斯和中國。值得一提的是，他透露「中國在全力以赴對付我們，與中國的貿易額已被削減到了原來的0.3%」。

去年11月，立陶宛政府不顧中國強烈反對和多次勸阻，批准台灣當局設立所謂「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最終令中國將雙方關係降級，從立陶宛撤回了大使，相關企業在衡量外交風險和市場反應，自然立即停止從立陶宛進口商品。立陶宛認為是中國官方部門的阻撓，自然是輕視了在國際貿易上的連鎖反應。但是立陶宛政府為何要作出極端政治化的取態？需要轉移國民的視線，自然是因為立陶宛政府無力改善內政，所以才需要「火中取粟」。

立陶宛官方作出這種對抗性的表態，自然是之前從台灣及美國身上得在某些「承諾和補償」，但很顯然，從這幾個月來的變化，由台灣得來的額外利益，顯然未能填補從中國失去的出口貿易，以及沒有考慮到一些銷往歐洲的產品，也因為目的地是中國而受到連帶影響。

這種就是把經濟貿易政治化的結果，立陶宛的現政府黨派仍在利用台灣和烏克蘭事件提高自己在國際和國內的知名度，這種方法對於維持自己的政黨地位是否有用？很可能有。因為現代「大規模投票」講究的是選民情緒，而社交網絡很能主導選舉情緒，但是我們也很清楚明白，政治化沒有任何建設性可言，需要把選民的關注轉個移到國外，也明顯代表立陶宛政府無力正面地改善經濟；所以很遺憾，這種政治化的情況不改變，立陶宛的前景也不可能樂觀。

選舉民主的關鍵缺失，是政客慣於，甚至轉戰於尋找理由、各種失敗的理由，但這也是最無意義的，所有事情無論是國家大事，還是個人前途的決定性關鍵，是事實的發展情況；理由都是軟弱的、虛偽的，真正建設性只需要看真實效果的比較。這也是中國政府值得尊重和支持之處。

霍詠強

IT人，30年職業生涯都在為傳媒、金融和文化企業進行數碼轉型，多年來在報刊撰文評論創新科技，眼見社會變得政治化，傳媒變得主觀、斷章取義，甚至做假，於是自行插足當時評人。在評論時事之餘，最大興趣是推動文化教育，於2001年開始擔任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理事職務，期望能將科技和媒體經驗，作為傳承中華文化的動力。

南轅北轍的工作，因為相信知識改變命運。作為資深的專案管理人，經驗說明再完美的制度也有漏洞，最仔細的設計反而會引發更多錯誤。所以不能盡信制度，相信人，相信人們判斷是非的能力，只要放下立場，自然能夠洞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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