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語言文字變遷

上周談到語言演化，談到漢語拼音。剛好在深圳買到一份《國語4000年來變化潮流圖》。是語言文字學大擘黎錦熙1926年出版，1929年訂正再版。是當年黎氏經過長年的精細研究，用圖表的方式，描繪出中國自軒轅黃帝以來，文字的演變。而且是中英對照。今天的考古研究，有些地方也許還要修訂，但是還是非常珍貴的學術寶藏。

傳承歷史與文字掃盲

裏面意外地發現，原來在1605年，明朝時耶穌會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就曾經製造過一套中文的注音「羅馬字」。令筆者想起越南的拼音文字，也是天主教教士製造的。翻看材料，是1651年，法國教士Alexandre de Rhodes編製的。越南一度只用漢字（稱為「儒字」），而且在越南語中滲進了不少漢音的詞。但也創造過「喃字」，是按照漢字形態自創的文字。

現在採用的拼音文字，稱為「國語字」，很容易學，19世紀法國統治時期，面對當時的知識分子不願意學法語，於是鼓勵學「國語字」。但是當時的總督也提醒：「不能廢除漢字，僅用國語字代替。因為漢字任何時候都是必須的，用它來維繫家庭社會、行政組織，尤其是風俗習慣和各種思想信仰、維繫越南語民眾的精神生活和道德。」可見這位總督頗有文化觀點。

1945年成立北越，決定取消漢字與喃字。只用「國語字」即拼音文字。「國語字」的好處，是容易學，北越幾個月就完成掃盲。使用「國語字」的動機，與上文提到韓國使用拼音文字，動機是一樣的：容易學，容易推廣，容易掃盲。

其代價，是割斷了歷史。筆者遇到過的韓國朋友與越南朋友，對於因為不用漢字而割斷歷史，都有同感。不過情感很不一樣。韓國的朋友，一般對於「去中國化」而學生不學漢字，很感惋惜，因此不少中學恢復學習漢字。越南的朋友，則往往有點怪責中國，說因為中國的影響，歷史都是用漢字記載的，完全看不懂。

從越南與韓國兩個國家的文字經歷，說明文字的演變，經常受着兩種矛盾的因素拉扯。一個是推廣文化，掃盲，尤其是讓農民識字，因此傾向於拼音文字，讓文字與語音緊密結合。另一個是歷史的傳承，而歷史的文字，都是少數知識分子才掌握的，或者是官方文件才採用；要普羅大眾，尤其是農民掌握，就不容易。

中國在這個問題上，似乎渡過了一個難關：即要普羅大眾掌握不太容易學的漢字。中國的掃盲，在全球是相當出眾的。在1980年代，短短幾年，就在筆者到過的地方，看到掃盲的威力。但是人們往往沒有注意到，中國的掃盲，要比其他文字的國度，艱難得多。反正，在中國來說，掃盲已經不是一個難題。這也許是中國文字得以保存的歷史過程的一個續篇。

繁體字與簡體字

在這個過程中，就涉及兩個元素。一個是簡體字，一個是普通話。說起簡體字，筆者覺得奇怪：60年前，沒有任何政治意識，在書店看到許蒓舫的數學普及書；也沒有多少覺察到這是簡體字，就這樣學會看了。現在聽到有人把簡體字稱為「大陸字」，說看不懂，有點奇怪。也許是政治意識在作怪，把本來沒有政治性的東西，也看出政治來了。現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聯合國用的華文，都是簡體字，在外國學中文，也都是簡體字。

筆者與高琨教授創立的學校，當年有一位非常出色的校長李小麗。她出生在台灣，退休前在美國加州一所非常出名的雙語學校做校長。退休後在北京一所國際學校任教，筆者與高教授三顧草廬，到過台灣與北京，終於請到來香港。她定下的教學語言政策，是「用繁、認簡、打拚音」。也許是最適合香港的政策。即學生一定要用繁體字書寫，但要能夠看懂簡體字（圖書館裏可看的書就多得多），但又要學會言語拼音輸入。（今天，也許要加上「寫漢字」。）

其實，許多人不知道，簡體字並非1949年以後才出現的。早在1935年，還是抗戰以前，國民政府就頒布了一個324個字的《第一批簡體字表》。裏面包括俗字（如体、宝）、古字（如气、厂）、草書（如书、为）。都是有根有據的，並非1949年才創的。現在內地的簡體字也包括這些字。

1956年公布了《簡體字總表》，現在沿用的，是1986年重新頒布的。文革時期，曾經有過《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有點亂來，文革後1986年宣布取消。

到現在，在中國內地，簡體字已經成了大眾的文字，這種情形恐怕已經是不可逆的。比起那種認為全部拉丁化的方案，算是中國文化逃過一個大劫。

現在用的簡體字，也不是沒有弱點。最近在網上，常有人拿「親不見，愛無心」來戲謔簡體字，因為「親」變成了「亲」，「愛」變成了「爱」。大意是簡體字為了簡化，違反了原來造字的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專注、假借」的原則。有些則對於有些字的合併，很有意見，例如「鬆」與「松」合併為「松」，「綵、彩、採」合併為「采」，也是認為遷就了「聲」，而失去了「意」。也有過多次傳言會陸續重新採用一些繁體字。

廣東話與普通話

在香港，我們能夠繁簡兼識，繁簡並用，那應該是得天獨厚的優勢。手機上的輸入，也為繁簡之間的轉換，提供了很多方便。在中國內地，繁體字的應用，目前比較多的是古籍與招牌。但是實際上，在內地看得懂繁體字的人愈來愈多。筆者與內地朋友溝通，就是繁簡兼用。他們在文字的採用上，沒有任何政治考慮。

普通話。上周談到漢語拼音，馬上有讀者會問：那豈非要用普通話？這是筆者現在寫作的習慣。這裏面有兩類的問題。第一類，要不要學講普通話，那是指口語。普通話是華人社會的共通語言，你叫它國語（台灣）也好、華語（星、馬）也好，都是各類華人都聽得懂的話。現在學校都有普通話課，從進入大學的學生看，能說普通話的本地人也愈來愈多。

普通話是筆者的工作語言之一。沒有正規學過。早期在小學，要上「說話」課，用的是台灣課本，蜻蜓點水而已。後來跟父親聽京劇、相聲，有點接觸。最重要是在許多研究項目中，在中國各地實地使用。近年則是因為用拼音寫稿，再近期是手機溝通。都是在使用中學會的。當中沒有半點政治考慮，卻能讓筆者在各個華人社區，通行無阻。

第二類問題，是廣東話的書面語與口頭語的差別。這個差別，如何處理？是一個很大的教育問題。筆者用漢語拼音，是其中一種途徑。學校怎麼辦？下周繼續。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程介明

香港大學榮休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歷任教育學院講座教授、教育學院院長、副校長、校長資深顧問；並曾任學生宿舍舍監18年。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國家教育行政學院等客座教授；1996至2006年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任訪問教授。曾任中學教師、校長；1987年獲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哲學博士，專攻教育規劃與教育政策。歷年學術著作近千，另有數百在各類國際學術與政策場合的主旨報告。在香港《信報》、《上海教育》與西班牙Escuela撰寫教育評論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