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月來，久不久便有傳媒報道政務官（AO）「逃亡潮」，最近便有報道指，2020／2021年度有36名政務官離職，創近年新高；若計及過去5個年度，即2016／2017至2020／2021年度，更已流失了116名政務官，當中50人是退休，情況值得關注。
流失資深AO 影響政府表現
政務官是特區政府的管治核心團隊，政府不少複雜的政策制定及法規草擬工作，例如較早前通過的選舉條例，或有關金融服務的條例草案，都是由「熟手」的政務官操刀，可見大量政務官流失絕非好事。對於這個問題，我在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曾多次提問，特區政府每次回覆都大耍太極，說什麼人手自然流失不是問題，招聘反應相當不俗云云。
政務官的起薪點超高，達55995元，正所謂薪高糧準，對年輕畢業生的確有很大吸引力，但是新入職政務官又怎能代替離職的資深政務官？這些做了10年以上的政務官，累積了足夠的政府經驗，甚至已經是首長級，他們離開政府，在各類公營非政府機構或商會都十分吃香，而且薪酬可以再翻一翻，又可避過「熱廚房」的政治壓力。因此，特區政府心知肚明，資深政務官跳船，對於政務官職系的傳承甚至政府的整體表現，不無影響。
一直以來，政務官這群天子門生、精英官員，享受高薪厚祿，努力工作，生活優越，大部分家庭美滿，子女讀名校，代表典型的中產價值。可是，社會漸漸對政務官累積不滿，會覺得他們表現不濟，甚至離地。一些由政務官領導的政府部門遭人詬病，例如市容、街道衞生愈來愈差，鼠患愈來愈嚴重，食環署便首當其衝，屢遭指摘捕鼠不力；地政署也遭質疑，沒有對非法霸佔土地的個案執法。事實上，這些問題都直接影響民生，政務官領導不力，難免惹市民不滿。
問責官員中 僅4人政務官出身
有建制派認為，政務官缺乏承擔，例如有選舉主任處理參選人選舉資格時，因受到壓力而未能履行職務，予人避事之嫌；也有指不少資深政務官不看好官場前景，或者對複雜的政治環境感到無力，有些拒絕出任問責官員，甚至提早退休離開，或會讓人覺得政務官只求獨善其身，沒有勇氣繼續為特區政府、為一國兩制拼搏。
目前3司13局中，只有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及商經局局長邱騰華4人是政務官出身，比例頗低。
政務官還有一個心魔，就是「政治中立」的緊箍咒揮之不去。回顧歷史，香港回歸前，英方（尤其是末代港督彭定康治下）覺得將自己一手訓練的官員，特別是政務官及警隊交給中國，心中憤憤不平，於是不斷灌輸「政治中立」、「三權分立」、「不做政治工具」這些觀念，企圖減低政務官及警隊回歸後和中央政府合作的意願。所以在1997年回歸時，有些官員安然接受轉變的事實，也有官員接受不了，淚如雨下，下堂求去。
我特別記得，當時在工商科工作，協助政府高層赴美游說延續「貿易最惠國待遇」，彭定康不斷提醒我們「不要為中國講話」（don’t be apologists for China）。英方心態，可見一斑。
「政治中立」如緊箍咒 根深柢固
回歸24年後的今天，「政治中立」、「三權分立」、「不做政治工具」的觀念仍根深柢固。在當前的政局下，若政務官不甩掉這些想法，便難與中央及特區政府繼續攜手前行。
此外，我記得回歸前，政務官深知自己的薪酬比內地官員高得多，便有點擔心中央政府會否覺得政務官薪酬過高，物非所值。猶幸當時中央政府非常積極爭取政務官支持，時任新華社社長周南積極約晤政務官，游說他們回歸後留任。不過，此一時彼一時，今時今日，中央政府對政務官的評價如何？仍然覺得政務官是百裏挑一的精英？抑或會認為他們為官避事、知難就退？
政黨向政府輸出人才成趨勢
最近有傳聞指，民建聯的前大埔區議員將出任政制事務局副局長。我不覺得意外，畢竟歷屆政府也有招攬民建聯的人才，而政黨向政府輸出人才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只是，隨着不斷有資深政務官離職，填補的人才追不上空缺，今後政務官體系會有何改變？
香港政制會否變得美國化，把愈來愈多高層職位改為政治任命？美國政府的政治任命職位相當多，每位總統上台動輒轉換數千人，造成空缺多、人才少的問題，而且太多政治委任職位，會打擊專業技術官員的士氣。最近便有報道指，美國國務院有1/3的外交官想跳船。
說回香港，究竟政務官離職潮會帶來什麼衝擊及挑戰？特區政府會趁機優化政務官制度，轉危為機，提升管治效能？抑或任由政務官體系崩壞下去？
原刊於《經濟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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