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冬,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國史綱》誕生已經35周歲,距離郭先生殺青史稿時間更接近40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來信,說這一本書深受讀者歡迎,是可以做中國近代史教科書的通史性著作,準備擴大發行,邀我為新版寫序。乍聽之下,我先是吃驚,隨即感到高興。英文學術界一本書籍通常只有十年不到的生命,超過十年就有作者寫「壽序」慶祝。郭先生這本書不僅活過十年,更年登「耄耋」,竟然活了將近半個世紀。這固然顯示史學界沒有盡到責任,以更好的通史性中國近代史取其而代之,反而證明郭先生大作通過嚴酷的時間考驗,已成為中國近代史的經典著作。雖然我個人沒有機會親炙郭先生,但在他一手創建的近史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一輩子,而且擔任所長職務七年,對他締造這一個出版記錄,與有榮焉。對於奉命作序,更是備感榮幸。
郭先生謙稱這部長達60、70萬字的巨作是史綱,其內容卻記述了近代歐美文明對中國的衝擊,把焦點放在十九世紀以來中國面臨3000年以來所沒有的大變局,向西方國家學習,變法改革,力圖迎頭趕上歐美的歷史,以及在求新求變歷程中遭到的限制、困難、挫折和失敗,下迄國民黨兩次革命,最後在國共競爭中被驅離歷史舞台的經過。在前後長達約450年的時段裏,從高屋建瓴的全局觀點,不但強調國際關係、政治格局、戰爭經過和思想流變等各個面向,也注意社會經濟等其他方面的世變。郭先生自謙此書並非學術著作,但正因為沒有繁瑣腳註,可讓讀者充分領略其價值。
深切的愛國情懷
郭先生治史有兩個特色。第一個是他想要通古今之變的意圖,來自深切的愛國情懷。早在1920年代北伐期間,他就憂國憂民,很想研究當時中國怎麼會淪落成為外有列強侵凌、內有軍閥蹂躪的一個國家?為什麼幾百年來志士能人那麼多,國家處境卻每況愈下?為什麼學習西方,卻始終無法改善國家命運?到底前人經世濟民和「現代化」的努力出了什麼差錯?從研究中國近代史可以得到什麼教訓?第二個特色是,郭先生雖然以這種終極關懷為治史的內在驅力,卻能擺脫極端民族主義的激情, 以及反帝國主義的仇恨心理,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客觀理解國情和世變,再知人論事。因此,我們看到他發願蒐集國內有關資料和檔案,尤其大量閱讀國外文獻,再以歷史學者求真的精神,先撰寫工具書性質的史實日誌和編輯參考用的厚厚史料集,等到掌握住世變的脈絡和無數細節,方秉筆直書,既拒絕任何意識形態的操弄,復避免任何政黨派性的牢籠,所以寫出來的中國近代史,允稱信史,可為經典著作。當然在過去50年當中,歷史學者能看到的中外有關史料愈來愈多,台灣大量開放官方檔案和庋藏的文獻資料,中國大陸官方也放鬆對史料的控制和散播,最近更有各種大型數位資料庫的建置,郭先生地下有知,勢必忻羡不已,然而也一定會望洋興嘆,因為活到現在,他更不可能盡讀天下有關史料。有些學者根據和參考新出史料,撰寫通史性質的中國近代史,但以之與郭先生這本巨作相比,總是感覺不足,甚至相形見絀,因而對郭先生的史學功夫和眼力,更不得不由衷欽佩。
我遲至1982年才在台灣讀到郭廷以先生《近代中國史綱》。在此之前,念了20多年的中國近代史,卻對郭先生的為人治學一無所知。1960年代,我在台灣大學歷史系做學生,知道一個叫近史所的中央研究院機構,也知道幾位當時還是青年隽秀的學者大名,卻從來不清楚這個所的所長郭廷以先生是什麼樣的學者,為何值得深入理解和認識。我的老師吳相湘先生,在課堂上教授中國近代史,啟蒙開竅之餘,更介紹了一些前輩學者作為學習榜樣,他提到撰寫《中國近代史大綱》這本小書的蔣廷黻,甚至也提到蔣廷黻刻意培養出來的兩個好學生邵循正和王信忠,卻從來沒有提到更早師事蔣廷黻、替蔣廷黻作研究助理的郭廷以先生。1970年代,我到美國讀書,老師范力沛(van Slyke Lyman)和康無為(Harold Kahn),一是中國思想史名家李文蓀(Joseph Levenson)的弟子,一是美國中國近代史泰斗費正清(John Fairbank)的學生,都訪問過近史所,與該所年青研究人員頗有來往,但也不記得他們曾在課堂上推介過郭廷以先生的任何著作。直到1982年回到台灣工作,可以買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三年前出版的郭先生大作海盜版,才找來拜讀,也才發現郭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學者:該書取材宏富,敘事精準條理,文字則古樸典雅,而能擺脫國共兩黨的政治桎梏。我嘆息自己孤陋寡聞,奇怪我的老師,不論是國內自居為中國近代史學者第一人的吳相湘先生,還是國外享有盛名的美國中國近代史學者,都從來沒有推崇郭廷以先生的治學成就?我尤其好奇為什麼遲到1979年郭廷以先生才撰就這本足以改變史學界對他印象的史學著作?
這些疑問在我腦際盤桓,一直到我在前輩學者劉廣京、張朋園和呂實強的引薦之下,有幸順利進入近史所工作後,才逐漸得到解答。當時郭廷以先生已經去世,但聆聽他的學生回憶近史所的創所經過,後來撰寫中央研究院院史,又有機會閱讀院裏倖存的檔案,隨後也讀了他的口述歷史和失而復得由近史所出版的私人日記,才逐漸對郭廷以先生有一番理解。我想要讀郭先生的《近代中國史綱》,最好先知道一下他投身近代史研究的緣起,以及後來創辦近史所的辛酸歷程。惟有如此,才知道它為什麼在他逝世以後才能問世,也才知道它為什麼問世之後會如此成功。
羅家倫、蔣廷黻啟發郭廷以
郭廷以先生所以能成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名家,與兩位民國名人有很大的關係。一位是五四愛國運動中喊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口號的羅家倫先生,一位是以研究早期中英關係史成名、後來學者從政的外交家蔣廷黻先生。郭廷以先生在1920年代上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前身)時,師從羅家倫先生,已有志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畢業後,隨羅家倫先生入主清華大學而擔任該校歷史教員,不久便應歷史系教授蔣廷黻的邀請,協助研究中國近代史。郭先生開始蒐集官書和當事人記載,尤其是外國文獻,同時賡續大學時代已著手的史事日誌,不斷撰寫。不出幾年,他便將蒐集整理好的豐富史料,匯集為一帙出版,上起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東來,下迄英國東印度公司取得對華貿易的專利權為止,前後300年,成為研究明清之際中外關係史的重要參考書籍。儘管此時他已有撰寫通史性中國近代史的壯志,但是內戰外患沓至紛來,歲月動蕩,他為了謀生,在學校教書或在政府機構任職,始終無暇於中國近代史的全面研究,遑論撰述通史性的中國近代史。
1950年代,台灣海峽的局勢逐漸平穩,時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的朱家驊先生,努力恢復中央研究院的學術研究事業,他認為國民黨新敗之後,尤其需要好好研究中國近代史,為中國迎頭趕上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失敗,找出問題癥結,從中吸取歷史教訓。最初,他建議遷台後逐漸恢復舊觀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也研究中國近代史。不料該所資深學者向來認為中國近代史是非太多,塵埃未定,不可納入學術研究的領域,拒絕採納。朱家驊院長不得不想另起爐灶,成立一個專門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所。他遂邀請在他擔任教育部部長任內曾任司長的郭廷以先生幫忙籌劃,郭先生認為中國近代史的領域浩瀚無邊,尤其需要成立研究基地和團隊,也慨然應允。朱院長沒有想到,他要正式向院士會議提議成立近史所時,竟然遭到杯葛。歷史語言所的院士研究員李濟諸大老,本來就認定近代史不能作學術研究,加上對與中央研究院素無學術淵源的郭廷以先生缺乏尊敬,認為他既無洋博士學位,又不能說流利英語,尤其沒有重要歷史著作,且長期在國民政府內擔任官職,遂說動胡適等其他院士連手投票反對。所幸,朱家驊百折不撓,以生米煮成熟飯的方式,強渡關山,近史所才順利誕生。
郭廷以籌備近史所,可以說是蓽路藍縷,以啟山林,從一無所有做起,網羅研究團隊,興建研究大樓,大量蒐購圖書和檔案,幾乎耗盡他全部的時間與心血,雖然郭先生因此開創了台灣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並為之奠立不拔之基,然而犧牲了自己做學問的可以達到的高度。從籌備一開始,他慧眼獨具,在朱家驊院長的強力支持下,爭取外交部將其珍藏原始檔案交由近史所暫時保管,並進行整理和研究。
郭先生研究中西關係史,知道外交部的前身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是1860年代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在列強壓力下不得不成立的一個全新機構,負責處理涉及歐美等先進國家的一切事務。在此之前,清朝自居天朝上國,視所有前來叩關的國家為蕃邦或藩屬,而將有關事務分別交由禮部和理藩院負責。在此之後,清朝承認歐美國家不是過去的蠻夷之邦,其文化有優越之處,並徹底改變交涉態度和處理方法。這個衙門遺留下來的檔案,因此可以清楚告訴我們,中國當時如何認識西方,如何與西方使節交涉,如何處理與外國商人和教士有關的洋務,如何向西方學習,有什麼成績,拘限在哪裏。郭先生認為整理和研究外交部的檔案,尤其是這批繼承自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大量檔案,得以彌補他當年蒐集資料之嚴重遺憾。這應該是他此時全心全力籌建近史所研究團隊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時台灣教中國近代史的老師很多,但是能做學術研究的學者似乎屈指可數,郭先生爭取他們合作,但一開始就碰到杯葛和婉拒,勉強成軍後,不免有不得其人、不得其力的感覺,他於是特別努力拉拔和訓練學生後輩,率領他們整理檔案,指點他們找尋研究題目,進行研究,並詳細修改他們的學徒時代作品。今天近史所引以為傲的早期出版品中,好幾本專書都是他字斟句酌、批改出來的。他為創造研究環境,爭取外來援助,建立圖書館,並改善同仁生活待遇。當時美國的中國研究正在費正清、韋慕廷和戴德華諸人領導下進入黃金時代,郭廷以極力爭取合作,並透過他們爭取美國基金會資助。他固然因此把近史所建設成為一流的研究機構,卻引起一些中國近代史學者和文職情治人員的誤會和猜忌,甚至惡言相加,指責他是文化漢奸或文化買辦,出賣國家檔案,逼得他不得不遠赴美國,自我放逐。我的老師吳相湘先生當時是他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難怪他跟郭先生同樣重視第一手史料的蒐集和考訂,卻從來不提郭先生領導整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檔案的重要成就。
撰寫通史性中國近代史
郭廷以先生遠離台灣,推遲了台灣史近史所開花結果的時機,但卻為他個人創造了撰寫通史性中國近代史的良機。在他去國兩年克服家庭生活問題以後,終於在1969年得到美國夏威夷、哈佛、哥倫比亞和香港中文大學等幾家大學的資助,繼續蒐集資料,並得以悉心全力撰寫《近代中國史綱》一書。郭先生在近史所編輯出版大量清代官方檔案之際,同時編撰《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清季)》一大冊以及《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四巨冊。為做好這項工作,他派員調查和閱讀台灣可以看得到的官方和民間檔案和文獻,由於深知台灣當局並不鼓勵中華民國史研究,也不願意完全公開相關的檔案和史料,所以組織團隊訪問投閒置散的政治人物和過氣的軍閥將領,作口述歷史,補充和核實史事日誌原稿,也為後來撰寫《近代中國史綱》奠立基礎,厚積學殖。
郭先生在1975年完成《近代中國史綱》,書名與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雷同,蔣廷黻全書只有5萬多字,確類鈎玄輯要,而他史綱的字數卻是十倍以上,至少應有60、70萬字。他在完成這一部巨作後不久,顯然因為心力交瘁而辭世,其家人將文稿送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考慮出版,不知道為什麼原因,全書問世要再拖四年。此時,中國大陸在鄧小平的領導下,終於告別毛澤東的不斷階級革命,開始重新向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打開中國大陸的門戶,但不清楚從何時開始,郭先生的大作得以進入中國大陸,並得到當地讀者的歡迎。我在近史所圖書館查了一下,發現這一本書在台灣也曾長期遭受政治干擾或封殺。台灣的南天出版社在1980年取得該書台灣版權,卻為了適應政治氣氛,刪去其中關於蔣中正崛起和失敗的部分,所以原書名後面加上1924年為下限。遲至1994年台灣已經政治解嚴十年,才有另一家叫曉園的出版社出完整版。我感謝甘琦女士給我這個寫序機會,介紹這本經典史作,並簡單介紹郭先生的為人與治學精神。我也想藉機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表達一個建議,最好出版社能藉擴大發行郭先生巨作的機會,進一步考慮進行英譯,讓英語世界的讀者也能有機會分享郭廷以先生的史學成就。
新書簡介
書名:《近代中國史綱》(重排本)
作者:郭廷以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年3月
作者簡介
郭廷以(1904–197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首任所長,曾任中央大學歷史系教授,畢生致力於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