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桃殺三士」是中國古代一則歷史故事,最早記載於《晏子春秋.內篇諫下.第二十四》。根據內容所述,春秋時代齊景公帳下有三員大將:公孫接、田開疆和古冶子,他們戰功彪炳,因此恃功而驕。為避免將來做成禍患,晏子建議齊景公早日把問題解決。
晏子設了一個局,讓齊景公把三位勇士請來,要賞賜他們兩顆珍貴的桃子。由於三人無法平分兩顆桃子,晏子提出一個協調辦法:三人比功勞,功勞大的就可以取一顆桃。公孫接與田開疆都先報出他們的功績,分別拿了一顆桃子。這時,古冶子認為自己功勞更大,氣得拔劍指責二人。公孫接和田開疆聽到古冶子說出自己的功勞時,也自愧不如,羞慚之餘,把桃子讓出並自盡。事情發展到這樣,古冶子覺得先前羞辱別人,吹捧自己,令別人犧牲,為這種行為感到羞愧,因而也拔劍自刎。就這樣,只靠着兩顆桃子,兵不血刃地就去除了三個威脅。
很顯然,晏子的作為,會被視為權謀中的極致──只用很小的「成本」,就能把事情做出很理想的「效果」。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看法,那就很成疑問了。「二桃殺三士」這個故事一直流傳,到了漢代有一首樂府詩《梁父吟》就專詠其事:「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這首詩,前面幾句寫出墓地的蒼涼,接着對其中二人的能力有具體的描述。要注意的是詩歌用「讒言」來形容晏子的計謀。「讒言」本不是什麼好的東西,何況用來殺害對齊國有功勳的武將?所以最後兩句,你固然可以看作「誰人能想出這樣的計謀?是齊相國晏子啊」這樣的平鋪直敍,但當中傳達了對晏相國刻毒寡恩的譏刺和感嘆,也是不能抹煞的。
抗衡權術的計謀
這是民間一些道德意念,用詩歌的語言來抗衡一些權術的計謀了。齊國三士,你說他愚昧好,還是說他憨直好,最少他們都講究仁義,而且也都有良知,在是非面前知道自己的過失,而願意自我犧牲。
其實不用等到漢代,春秋戰國時代對晏嬰這類權術家,儒家的孔孟就提出過批評。《孟子.公孫丑上》載:「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沒有正面回答他的問題,只間接舉例說,你問曾西(曾參的兒子),要他和子路比較,哪個較為賢能?又或者要他和管仲比較,哪個較為賢能?這當然是不用比較了。可是晏子管仲所推行的只是霸政,幾百年後其結果是「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實施權謀,正好比取悅君主喜歡稱霸的特性,肆意逢迎,最終都苦了老百姓。
至於孔子,雖然對管仲頗為讚賞,曾經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論語.憲問》),可是他在另一場合卻指「管仲之器小哉!」(《論語.八佾》)即是說管仲的器局真是太小啊!「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宮殿門前有屏風,他家門前也有屏風;國宴有酒臺,他家也有酒臺),用這些僭越的例子說明「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晏子與孔子是同時代的人,但他堅決反對孔子的主張。當齊景公想用孔子,並且要封土地給他,就是被晏子阻攔而沒有實行。這基本是兩種政治哲學不同的爭論。孔子的論仁和孟子的仁政思想,和管晏之重實效而不擇手段根本是不同的。孔孟都羨慕管仲晏子獲得的機會,但痛恨他們開創的治術歪路,所以是恥於與之相提並論的。
但隨着專制政治的發展,孔孟的道術是日以遠乎。漢樂府尚且對齊國三位勇士被謀害賦予同情,但過不了多少時日,這種猶存乎仁厚的想念已漸被遺棄。《三國志.諸葛亮傳》說「亮躬耕隴畒,好為《梁父吟》」。一說《梁父吟》為諸葛亮所作,但根據史書所寫的「好為」,應該是喜愛而日夕吟誦而已。諸葛亮為何喜愛《梁父吟》?按他的生平志事,應該是仰慕晏嬰的謀略多於對齊國三名勇士的被害而感同情吧。往後日子,加上小說的渲染,諸葛亮的謀略近乎神蹟,被後世歌誦過千年,也都是這種成王敗寇功利思想作祟。
「二桃殺三士」,是同情三士的遭遇,仗義執言;還是欣賞謀害三士的權術,本小利大,所彰顯的文化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