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年不變」結束後，我們大概可以預期，中央不會再作有關保持香港「現狀」的承諾，或者把不少的公共政策和措施「固定」或「凝固」下來，好讓香港有更廣闊的發展和改進空間。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一貫不相信科學，不發揮政府功能，還經常扭曲事實、混淆訊息。因此，在疫情爆發的緊急時刻，更加劇這些惡果帶來的負面影響。
四年來特朗普所追求的「美國第一」，不幸夢幻樣地竟然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上全球第一。
一罩難求之下，政府堅守積極不干預原則，全靠四大地產商先後「共商善舉」，有的向醫管局及慈善機構捐口罩，有的資助公共交通工具消毒噴劑，亦有的捐物資之餘再捐款。係愛呀？定係責任呀？
香港從此無運行，應該從哪裏計起？其實施永青覺得回歸之後，香港的運遇到很多阻滯。
政府不應因有人一時不理性就干預市場，我不明白為何反對派會要求政府在這類事情上也特事特辦？特辦的結果就是推香港走向社會主義。
現時，在香港的商界中，偏藍的應該比偏黃的多。黃店也要租藍業主的舖，買來自大陸的原材料，用藍店提供的服務。若果要全面杯葛藍商，只會令自己行不得也哥哥。「黃色經濟圈」根本沒法自成體系，自給自足。
以中國的實力，摧毀香港沒有難度，但是否可以承田飛龍所言，「與新加坡合作，然後壯大澳門，以及做大深圳」，「便可適當地部分替代香港已有的優勢和功能，使得香港感受到一定的壓力和挑戰」，這簡直是不切實際。
香港將來還有沒有前途，關鍵是看香港人能否保得住我們一向賴以成長功的軟件。
北京當然希望在換過國旗後一切可原封不動，以同一模式治港，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在香港回歸後第二天便驟然而至，打破了金融全球化的神話，並根本性地改變了香港的格局，令港人逐漸從全球化的受益者淪為受害者。
美國從來沒有一位總統參選人像她那樣，敢對美國經濟體制提出如此顛覆性的改造計劃。這位民主黨的參議員華倫，提出哪些大膽主張？
筆者一直覺得，央行十年前的政策，救了經濟但輸了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甚至連全球化發展亦被質疑。
要為年輕人網開一面的，何止是當權者！李嘉誠先生及其他的超級富豪，何嘗不需要為年輕人網開一面？
政府要強行收地不容易，要地產商接納收地的賠償條件亦比以前困難。早期，政府收地的對象是原居民；於原居民而言，與其讓土地荒廢，不如賣給政府。但地產商持有土地的目的志在發展，他們的要求會很不一樣。
香港台灣經濟下沉一段時間不可免，要浴火重生，要解決這一大批深層次問題，如何令港台人士同意認祖歸宗，是中國人的第一大事。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表示，中美兩國是在技術、政治經驗和歷史方面最有能力影響世界進步與和平的國家，所以希望中美兩國能夠以合作方式來解決問題。
現實世界沒有這麼簡單。歷史上人類由於地域的分隔，發展出各種不一樣的宗教文化、政治理念與經濟模式。加上還有種族上的差異，民主制度在推行的時候遠比想像中困難。
如果人們把「大爆炸」理論應用到一個國家的發展上，可以提出類似的問題，即一個國家是否可以同時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全方位的發展，一步到位變成西方那樣的國家？
整體社會的「趨善」環境，沒有能夠轉化成為個體層面的道德提升。那種在很多發達社會所見到的理性、開放、進步、容忍、文明、平和、簡單等行為方式並沒有出現。很多人變得為了自己的一點點利益而不擇手段。
英國學者雅克指出，香港在回歸後，政治上沿襲了殖民政府的管治架構，缺乏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經濟上延續了壟斷型的殖民地經濟，少數財團瓜分了經濟發展成果。
美國對沖基金教父Ray Dalio多次表明，來屆美國大選是標誌資本主義重大變革之時，似乎論影響深遠程度，會跟中美博弈及貿易戰同樣重要，而且互相影響。
兩國之間的經貿交往愈深，衝突就愈容易發生，負面影響也愈大。歷史地看，經濟的區域化和全球化的確給參與國家帶來巨大的好處，但也不斷地導向衝突甚至戰爭。
湯家驊認為，要延續現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一國兩制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所有人不分政治取向，也應為成功全面落實一國兩制而努力。
饒戈平教授說，如果要在香港全面貫徹一國兩制，就必須處理好「一國」與「兩制」；「中央」、「內地」與「香港」的關係。
「台灣必行一國兩制」，這個論斷以「九二共識」為基礎，以排除「台獨」為前提。即是說，在「一中」共識和摒棄「台獨」的情形下，無論現在、或可預見的未來，台灣必定實行「一國兩制」。
因為全球化狀態下各國之間的互相依賴或者關聯，一個國家自私的考量就會對其他國家造成更嚴重負面的影響。這些年美國單邊發動的貿易戰就是明顯的例子。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作為國際城市，服務中國和全世界，香港不應談政治，但不是所有的政治。
這個主張在兩黨的主流政治菁英看來簡直是離經叛道，因為這些政治人物早已被盛行30多年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綁架，這位初生之犢竟斗膽試圖以一己之力，把長期停頓在最右端點的政治鐘擺拉回左邊。
資本主義的成功在於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但現在中產階層面臨幾個方面的夾擊，有來自技術的、有來自資本的、有來自社會的。「憤怒」是今天西方中產階層的主要特徵。
或許競爭的意義不在於在單一跑道上尋找唯一的贏家，而是在通過不同跑道上的歷練，讓我們發展各自的潛能，不斷自我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