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特朗普因素出現致令各國聚焦香港，中美兩國同在香港使用國家級手段，繼而令香港成為美國的棋子，再進一步淪為中美角力場，最後導致北京須以「港區國安法」這徹頭徹尾屬國家級手段的辦法，來收拾這殘局。
最近4年，由反精英的特朗普領導下，無堅不摧，美國累積多年的老本，亦差不多了。2020年，新冠病毒出世，美國弱點，紛紛出現。但仍要等到11月3日選舉，才能決定如何走下去。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榮休教授雷鼎鳴表示，美國對如何制裁香港而不傷害自己沒有什麼有效方法，而港區《國安法》將令推動「顏色革命」的成本大增。
內地政府推行的「地攤經濟」看來只是失業人士的止痛藥，不會根治現時內地的失業問題。歸根究柢，內地經濟必須重回正軌才可以令失業人士盡快重回就業市場。
冠病疫情會成為中國和西方世界的熔斷器，熔斷兩者之間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關聯，導致中國的再次封閉起來嗎？
這次新冠疫情，我們看到了中國「舉國體制」的優勢，整個國家即刻都動起來了。如果換成其他一些國家，難以做到。
市民當然要救，但光救市民不夠，還要救企業，經濟才可以如常運作。只有這樣，市民才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去追求美好的生活，而不是長期依賴政府的救濟。
香港，表面上自由資本主義成熟過頭，壟斷資本卻已經將整個社會窒息。當然，它的軀殼仍然健康、美麗，但是，它的靈魂雖散發着老牌香水令人喘不過氣的氣味，卻掩蓋不住衰退社會腐化的氣息。
為了利益，不惜以整個社會甚至全球人的福祉作賭注，最後或許得不償失，因小失大，可能是對世人的警號。
民眾經濟利益的受損和對精英的不滿，在社交媒體的助力下，催生了一波洶湧的民粹主義浪潮。
「民主勝於一切的意識形態」認為任何與民主沾上關係的東西和事情都值得支持甚至犧牲。他們的實際利益可能受損，卻永遠覺得自己在道德上立於不敗之地。
彭博決定親自上場，他的策略是走中間路線，既和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義劃清界限，也有別於民主黨主流的左翼激進主義。
綜觀法國政壇的趨勢，不管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保守主義、激進主義等各種意識形態均企圖擠進生態政治這一大舞台。
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妥協不是一定要放棄原則，而是透過退讓和協商取得暫時的共識。所以妥協是任何一場運動以及實現目標過程中必須考慮的一個核心問題。
這些年中國圍繞「憲政」而發生的爭論，顯露出知識界對英美憲政的羨慕，然而現在英美國家率先發生憲政危機，這對很多人來說，既很難接受，也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表示，中美兩國是在技術、政治經驗和歷史方面最有能力影響世界進步與和平的國家，所以希望中美兩國能夠以合作方式來解決問題。
民主曾經是西方國家組織權力的有效手段，但發展到現在，民主已經演變成為消解權力的有效手段。
無論是對已淪為寡頭政治的選舉民主，抑或是尚未邁向全面民主的寡頭政治而言，民粹主義運動都是促成變革的重要動因。隨着寡頭力量日漸跨國化和全球化，民粹主義運動已成為普羅大眾不可或缺的制衡與自保手段。
幾乎所有民粹主義傾向的領導人，都個性張揚、不修邊幅甚至信口開河。但真正的精英主義，精髓是律己和擔當，享受權力的前提是承擔責任，身先士卒，公平公正。而不是在利益面前爭先恐後，面對困難躲得比誰都快。
很多民主的理想和為實現這些理想而設計的制度很難具有操作性。因此，在實踐層面，民主演變成分化政治，或者說，民主政治變成政治人物分化老百姓的最有效工具。
「五四」是一時憤怒下的違法，而且目標無爭議地崇高，但佔中卻是早有預謀的違法，而且在極多（很可能是多數）港人眼中，這達不到義。
烏克蘭的轉變，將會影響整個國際大局。烏國新政府的經濟振興希望便只能寄託在中國身上。中俄以政經分工實在便是烏克蘭復興的希望與條件。
貧富不均肯定是社會的一大問題，長此下去，社會只會愈來愈動盪不安。
由巨無霸公司進駐而帶來的人力市場大流動，足以令一個城市的基因得到重新排列，令城市的生命力大增。阿里巴巴在杭州設立總部後，就令杭州由一個旅遊城市，轉變成一個科技含量倍增的城市，予人耳目一新。
福山寫《身份》這本書，是因為看到特朗普代表的右翼身份政治冒起。福山指出，去年美國中期選舉，特朗普身邊的人都叫他談經濟，他卻大談移民，把選舉議題從經濟轉移到身份問題，助長社會的兩極化。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設計，其實相當耐人尋味。設計的藍圖似乎假設特首可以單人匹馬，主持大局。這樣的想法背後，可能只建基於一種對非政治化的迷信。
民主黨對參院無控制權，並無足夠力量把特朗普拉下馬來。特朗普一旦受辱，以他的性格，只可能是諉過於人，用廣東話的說法是發爛渣，用普通話是撒潑，美國總統手中擁有巨大權力，一旦撒潑，後果嚴重。
英國早已接受美國比他強，但英國卻不大接受歐洲比英國強。
近十多年來世界的距離愈來愈小，各國領袖並無有效方案去應付國內因全球一體化引起的民粹極端主張，捉襟見肘面對窘境頭痛不已，對如何取得民粹與普世價值之間的合理平衡，又要保住執政權，費煞思量。
假若特朗普及其極端右翼政府真的代表了歐美政治的極右思潮和勢力復甦和復辟，中國及國際社會便不能視之等閒，也不可能將之看作為一國之內因其特殊政情產生出來的偶然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