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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思敬光緒乙未進士，次年補殿試，選翰林院庶吉士，後任吏部考功司主事。以其故，對晚清政壇聞人生平皆有知見。加之藏書甚富，涉獵甚廣，故論世衡人極有見地。

彼時，在古今中外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根深柢固的父權社會岌岌可危，傳統父親角色遭遇空前挑戰，於是乎，開明之士不僅在東西文化之間探索救亡圖存之路，而且尋求突破傳統的為父之道，親身演繹求新求變的父愛故事。

不讀史，無以言。教育下一代，一定要從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蹟的學習和認識開始。筆者認為，香港教育界的改革，一定要從中國近代歷史成為大學入學試（HKDSE）必修必考的科目開始。

香港曾經是華人文化的出口地，今天的政治環境，創作人往往投鼠忌器甚至杯弓蛇影，如何承傳，確考功夫。

基於文化因素，中國人的傳記偏於隱惡揚善，容易過於溢美和不實，成爲自我宣傳和辯解的工具。而西方的傳記，在基督教義的影響下，比我們坦誠得多，也願意面對自身的缺點。透過對中西傳記的理解，有助了解自我。

正如習大大所言：「我們不追求一枝獨秀，不搞你輸我贏，也不會關起門來封閉運行。」中國人只求大家平視對方，得金牌固然興奮，但看到中國的少年強更感人。

這次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令港人蒙羞的事件再次提醒我們，香港教育確實存在結構性的問題，教育改革刻不容緩。早改革，港人早受益，晚改革，禍將不遠。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人的成長步驟、過程早已有系統規劃。可惜現代教育存在太多民族自卑感，幾千年的優秀傳統，卻丟棄在一邊，迷信西方的育兒良方。

不同人在同一時代中可以有很不同的選擇，李鴻章、梁啟超生於同一時代，但他們對於在這一代中應該做什麼事卻有很不同的選擇。我們現在又處於什麼年代呢？我們這一代人又要做什麼事呢？

香港的大學生，急宜猛醒。今後10年，全球戰雲密布，在戰爭與和平之間，需要知所自處，知所抉擇。

自古以來，英雄豪傑，晚節不保的很多，呂思勉認為，「這種人感情的作用極強，而理性的發達較欠」，兩者不平衡。

筆者建議大家從頭細讀〈三度試題〉，然後再以之比較梁林和徐等眾人的逸聞舊事，這樣大家自會感應得到金庸編排這幕的心思。

「小說」一詞，早在二千多年前已見於《莊子》一書。但到唐代，才綻放出燦然華采。1919年「五四」文學運動，受歐洲文學影響，小說被推崇至文學殿堂。時至今日，文人創作中以撰寫小說最受大眾歡迎。

近年不少教師及家長逐漸形成一個共識，就是態度重於學科成績，和諧勝於競爭，這是合適的。

沒有書籍，便沒有歷史；沒有歷史，便沒有了民族生命，也沒有今天的我們。書籍是民族文化生命的延續。

金庸才思靈巧，他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布下謎題，又刻意在小說之內和言行之間留下線索，以待讀者追尋破解之法，並讓讀者在尋找答案期間，得悉他心中各路英雄豪傑的真實事蹟。

曾有意見認為武俠小說是中華文化的教科書，近年已有大學開辦研究武俠小說的課程。大家伴隨筆者深入地解讀和比較梁查兩人的論著之後，究竟會發現當中特別是金庸小說中有幾多需要我們深思、領悟的教誨呢？

很多時候，我們在工作、學業或生活上遇到壓力，總覺得事情繁瑣複雜，往往力不從心。有否想過，閱讀是減壓的良方。

讀者可曾想過，金庸為何以《易經》象辭為「降龍十八掌」各路招式定名呢？

時下年青人常説：「歷史乏味，提不起興趣來學！」另一方面，很多老師慨歎：「社會複雜，資訊發達，對一些歷史事件無法理清，自己也迷惘，教起來倍感吃力！」，是為史海迷惘和學習中史的低潮現象。

徐霞客憑藉個人內心的熱誠，志切於遊歷的動力，終其一生，奉獻於漢地山川河岳、洞窟奇岩，兼且遺下數十萬字翔實的勘察紀錄，功垂史冊。

這篇「黃蓉智鬥書生」是解釋金庸使出猶如黃蓉烹調「玉笛誰家聽落梅」和「好逑湯」的手法，混和創寫這段精彩絕倫的智慧比拼，請讀者細意品嚐金庸為大家呈上的文學美饌。

紙媒的影響力和經濟價值，今天已經江河日下。華人報紙由盛轉衰僅是一世紀的事，互聯網今天的普及性毋庸置疑，但我估計它的顛覆性亦會很快由燦爛歸於平淡。

一些人希望中國經濟倒下去，希望中國社會倒下去，希望中國倒下去。這個時候中國怎麼辦？這裏只能借用梁啟超所使用過的一句話「國家要像個國家的樣子」來討論問題了。

生命本應是多向度，人生亦應有無數的可能。但現代社會錯誤理解專業，每人以為只需專精於本身的行業，就是人生的一切。

《成事》不是小說，不是管理專書，甚至不是心靈雞湯，是作者馮唐以多年的管理經驗，對曾國藩「嘉言」摘錄作一解讀。

蔡元培是五四運動的守護者，守護北京大學的學術自由。但大家忘了他對學生運動的看法。他曾保釋32個北大學生。但他對學生的支持並非毫無底線的。學生在五四運動初興時表現的愛國大義、思想主體性等慢慢受到消解。

辛亥革命後，梁啟超步入政壇，但在幾次任職和組黨之後，他於1917年底選擇淡出政界，結束政治生涯，轉而專注於文化教育及學術研究。

「人群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在辛亥革命之前，梁啓超積極在報刊撰文，為此大聲疾呼多年。有論者指他雖是這場革命的旁觀者，新生的民國卻尊其為元勳。

筆者相信天道是在的，回顧千年，宋神宗和王安石以熱心和勇氣，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是令人敬佩，而當時的所謂君子們，欠缺了進取精神，不能與時俱進。

梁啟超經歷着這一切，同時是這種轉變的積極參與者。他是一位行動者，25歲就捲入百日維新的旋渦中，流亡日本後又參與策劃自立軍起義。他在袁世凱與張勳的兩次復辟中挺身而出，成為再造共和的關鍵人物。

在我們當前的教育中，相對而言，我們更缺乏對人文精神、人格養成、人生發展的教育。理解人文價值，堅守人格底線，反省人生意義，應該成為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人的必修課。

程美寶認為，歷史教育應有更寬廣的意義，並作為一種思考工具。即是梁任公對「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的批判。

任公啟導於前，金庸遵從於後，以「調轉」為啞謎，用任公兒子梁思成和媳婦林徽因的生活事蹟寫成不朽名著《射鵰英雄傳》。《射鵰》既是一本武俠小說，更是一本「一箭雙鵰」地寫出兩個國情相似的時代的歷史小說。

好好說話，是人間善意的守望。當眾人的善意匯成一股強大且溫柔的暖流，世界變得如此美好。

改革精神不滅，中華民族是永續發展，歷史的敍述，不能以勝敗論英雄。

查良鏞亦藉着小說透露自己的抱負。憂國憂民，先憂後樂是中國歷代文人雅士自覺的責任與態度。金庸寫郭靖在岳州酒樓四壁題詠見到范仲淹《岳陽樓記》內的名句而悟出為國為民的道理。

「心安理得，海闊天空」是梁啟超的名言雋語。筆者從解讀《射鵰英雄傳》學會要用「調轉」的方式來更好領悟其中意義。原來得到道理方能安心，才可感嘆天空海闊，自由自在。

查良鏞少年時已在外交上努力學習而且攻讀相關學校學科，亦曾在內戰後的外交部任職過一段短時間，他是否欲效法梁任公在外交方面為國效力？

革命派初期只注重武裝起義，忽略文字方面的宣傳，19、20世紀之交始於香港創辦《中國日報》，隨後借助留日學生報刊之力，發表激烈的言論，逐漸使反滿革命成為時代思潮。

緣份亦是當年被稱為民國才女的林徽因做過大公報副刊編輯，或因而使查良鏞走上同一生涯路途。

金庸將梁思成與林徽因的事蹟寫成是為國為民的大俠郭靖和黃蓉，梁啟超父子及媳婦在查良鏞心中的地位定必非同尋常。

今次筆者解讀《射鵰》謎團後發現原來小說包含了兩個動人心弦的英雄故事。看到梁林面對苦難時，筆者知道是真實歷史而感同身受，又會為郭黃排除萬難，每次都有驚無險，大步過關而歡呼喝采。

《時務報》的重要性，不單只開啟新思想新風氣，更領導其進一步發展，而匯成維新運的熱潮。

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中，實居於一個新時代的啟蒙者的地位，其思想學術的價值在其開闢門徑，及其所予人的啟發和影響。

《時務報》創刊於光緒二十一年丙申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報採旬刊形式，逢初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出版，每冊20餘頁，約3萬字，用連史紙石印，頗清晰美觀，自此成為維新派的正式言論機關。

家族史是近年新興的研究範疇，梁啟超家族人物眾多，各具特色，有的還可獨立出來成為進一步探討的對象。

田家炳是一位仁者儒商，發揮了中國傳統優良的美德。雖然他年少時沒有機會學習儒家的「四書五經」，但也以明末清初朱柏盧所寫的啟蒙讀本《朱子治家格言》作為做人做事的準則。

金庸寫兩個少年人被糾纏在上一代的仇怨，郭靖自小以報仇為已任而苦練武功，又要應18年之約找楊康比武再共報父仇，郭靖和楊康根本沒有質疑的自由。

梁啟超和錢穆二人，其治學途徑與研究興趣，都顯示了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種開拓與傳承的關係。

梁啟超、錢穆二人的學術理念不盡相同。梁啟超旨在啟迪群眾的新民史觀；錢穆在有關學術史的理解中，隱含一種通史觀點，且確信中國學術中某些思想成份，已成為一種人文價值的信仰。

金庸在《新晚報》和《商報》寫小說，雖然不是時事新聞主編，他已經用過人才智在小說內寫社評，確是絕頂聰明。

柯大哥最初反對郭黃相愛，更用「小妖女」來稱呼黃蓉；現實中，思成母親和姊姊亦對徽因嫁入梁家曾有異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