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過去200多年的變遷，我們會問：到底是什麼使人的生存能力、財富創造力發生了如此大的跳躍，實現了此前幾千年所沒能完成的事？又為什麼即使到今天還是有的國家富，有的國家窮？財富到底是怎麼回事？

國際知名經濟學家張五常認為，比較各國經濟實力的前提是採取哪一種算法。衡量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可以用原有的國民生產總值算法，原因有三。相反，要採用其知心好友，費雪（Irving Fisher）的財富算法。

在票號出現之前的1000多年裏，絲綢之路上的長途貿易是怎麼解決交易支付問題的？

老父幼子閒來在家，論世事，說前途，使我對父親有難以形容的親近感。

如果能夠通過高科技手段來區別控制不同人群的出行和旅行，就能避免不必要的限行和隔離，盡快恢復大部分地區的正常經濟活動。

經濟學家張五常撰文指出：面對病毒，政府需要參與，但千萬不要壓制市場的運作；口罩價格上升會鼓勵產出，而政府可以通過市場購買派發給窮人，從而達到協助市場的效果。

口罩的價格上漲，實際上就說明了口罩確實不夠，或者難以送達，否則商業競爭就能降低口罩的價格。物以稀為貴是有原因的。

執政為民者能夠和應該做的只有八個字：科學決策，資訊公開。及時公開信息，不會造成混亂，只會安定人心。

「禮尚往來」是換一種說法的跨期融資、跨期投資，親友圈等同於一個內部金融市場；隨着金融市場的發展與豐富，親友圈的經濟作用在下降，人們對親友圈融資的依賴度在減少，禮尚往來的必要性也在下跌。

從至尊天子，到尋常百姓，都喜歡聽謊言。或者說，喜歡聽好話、「吉利」的話、歌功頌德和「鼓舞人心」的話。至於這些話是否真實，或者有幾分真實，則是第二位的事。

張五常教授分享他的讀書方法，內容不僅僅講讀書，更是關於學習和認知的重要經驗。

辛亥革命後，梁啟超步入政壇，但在幾次任職和組黨之後，他於1917年底選擇淡出政界，結束政治生涯，轉而專注於文化教育及學術研究。

「人群之進化，莫要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在辛亥革命之前，梁啓超積極在報刊撰文，為此大聲疾呼多年。有論者指他雖是這場革命的旁觀者，新生的民國卻尊其為元勳。

今年10月7日是中國著名史學家陳寅恪逝世50周年，重溫他當年對中國科學院邀請出任中科院歷史所二所所長的答覆，體會他獨立自由的思想精神。

沒有哪個國家天生就掌握「國際貨幣」的發行權，而是哪個國家有着世人公認最可靠的制度，它的「錢」就值錢。 

如果西方的興起靠的是掠奪，為什麼成吉思汗的蒙古掠奪之後沒有留下任何東西？最早征服美洲大陸並掠奪了大量金銀的西班牙後來沒有成為西方長久強盛的國家呢？

以李嘉誠為代表的一班地產商，壟斷了香港地產業，造成房價畸高，人民困苦。許多人喊出話來，香港經濟想得救，必須打倒李嘉誠。自今年香港事件以來，這樣的觀點幾成媒體共識，彷佛不罵幾句李嘉誠，就不夠深刻。

40多年的風風雨雨，不堪回首，可泣而不可歌也。

我肯定地推斷深圳將會超越矽谷，主要是矽谷沒有一個像東莞水準的工業區。不僅今天沒有，永遠也不會有。

《貨幣的非國家化》是經濟學大師哈耶克的最後一部著作，在書中，他提出了根本解決通貨膨脹的辦法——廢除政府對鑄幣權的壟斷，通過民間自由發行貨幣的競爭來限制濫發貨幣。

一個美好的日本，一定是由勤奮進取的國民建設而成。積極的國民精神狀態，和經濟制度息息相關。希望令和世代的日本，能迎來徹底的變革。

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政府開始對環保補貼全面清理。在特朗普看來，全球氣候變暖學說只是一堆謊言和騙局。

一個人是否對社會做出貢獻就看他是不是賺了錢，「多賺錢就是多貢獻」，這樣看，愛因斯坦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科學家，完全有資格躋身世界頂尖富豪的行列，但是他的收入跟世界首富洛克菲勒相比簡直有天壤之別。

關於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區別，這件事如果從功利上去考慮，但是從更宏大遼闊的視野去看有人可能會問：文科生和理科生誰對世界的貢獻更大？

理性看待對外貿易摩擦，絕對不會把匯率用於競爭的目的，不會用於貿易摩擦的工具；金融市場開放是根據中國改革開放時間表推進。

上蒼對我格外仁慈可以肯定，因為我是在2000年，只幾個月就65歲，才開始動筆寫今天修為五卷的《經濟解釋》。不是我不知道人老了其智力會退化，而是我不知道通常的規律是65歲左右會開始減弱。

做空把股價壓下來，這怎麼是正能量、對社會有益呢？紐約尼克斯基金公司總裁這些空頭基金幫助股民把股價先打下來，通過打假讓股民少受騙、讓股價回到值得的價值，那不是對股民、對資本市場的運行更好嗎？

今天經濟學的後起之秀所寫的文章，我一看其理論就覺得複雜無比，不想再讀下去。這使我意識到，價格理論快要失傳了。

哈代是說作為數學家，他只是要在數學上作出一點貢獻，批評或讚賞的人很有點無聊，屬只有二等腦子的人的工作。為什麼我想到任正非那邊去呢？

從科學解釋的真諦衡量，我們不可以把事實或現象歪曲來挽救理論的失靈，雖然好些不學無術的經濟學者這樣做。但我們可以把理論調校來迎合行為或現象的變化。

美國60年代初期的學術氣氛非常好，但60年代後期，因為有越戰的強逼兵役，只幾年就一落千丈。今天，中國的學術氣氛時來運到，我們要待之如寶，增其濃而避其散。

我認為中國人的推理能力弱不是天生的，而是傳統的禮教、學而優則仕與今天還不幸地存在的所謂思想教育使然。

整件事的唯一獲益者，應該是華為。一般的言論，對華為的產品評價實在好。我們不容易想像有更震撼的免費好廣告。有說美國要打垮華為，可能是，但這次看來有反效果。

特斯拉拿到了美國政府的補貼，降低了售價，只不過把消費者本應負擔的成本轉嫁給了美國的納稅人，包括全世界每一個持有美元的人。這是更低效率，而不是更高效率的方式。

在加州，擁有私人森林很難從中獲利，甚至是一項沉重負擔。結果和聯邦擁有的森林財產一樣，就是疏於管理。防火費力不討好，還不能從中獲利，有誰願意做呢？

以上這些問題，都和普通人的收入或財富狀況有關，又涉及到經濟學基本原理，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不可能作深入解答，但它們又是每一位關心自己或社會財富狀況的人所渴望了解的。

開放市場，使國人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商品，是國人的正當權利，不能被作為政治籌碼予取予奪。以公平貿易之名予以剝奪更是荒唐的。

金庸去世之後，關於他和他的作品地位的爭議，還會繼續。在我看來，金庸是現代文學史被低估的人物；新古典武俠小說這個流派，其價值也被大大低估。

填海造陸的成本很高，不過相比其他選項，考慮到時間成本、成功可能性，填海也許是個好選擇。

鈔票人人喜歡，假鈔誰都痛恨。反對假鈔，就要理解貨幣本質。在貨幣電子化時代，犯罪集團製造假鈔將更加困難，市面遇見假鈔的概率將大大降低。

在市場你看到的一些奇怪的、不合情理的行為，認為是壟斷、串謀，你說要禁止，說違反了反壟斷法，這可能是大錯。

莫里斯教授的學生都知道，他是特別強調選題的，就如他從研究經濟增長開始，順藤摸瓜，找到了信息不對稱和激勵這兩個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而許多當年研究經濟增長的經濟學家都走進了死胡同。

當時莫里斯在辦公室接到從瑞典打來的一個電話，說他是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位得主之一，一開始，他不相信，以為是有人同他開玩笑，因為過去確實有人被開過這樣的玩笑。

莫里斯教授在中國的第二次「登山」，是前面提到的4月17日下午登頤和園的萬壽山。他登山時，腰桿挺直，腳底生風，實在不像一位61歲的人。

論年紀，他當時已61歲，我比他年輕得多，但陪他旅遊參觀，常常是我已筋疲力盡，他卻興致不減，我似有點捨命陪君子的感受，幾位陪同過他的其他年輕人也有同感。

從上海到南京的三天旅程，由一位馬小姐領路和招呼。一行三部汽車中，我和佛利民及蘿絲同車；討論中國的經改問題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日夕不斷。

如果想讓窮人一輩子貧窮，我絕對不會支持競爭激烈的自由市場經濟。

國家在財富增長方面全世界第一，但是錢主宰了一切，也腐蝕了一切，社會的道德也屈服於財富創造。

工業革命之後，中國跟西方的差距愈來愈大的原因，就在於思想市場的差異。

既然每個國家都有債務，為什麼中國的負債就是問題呢？如果太高、太快的債務增長會帶來問題的話，引發問題的起因會是什麼呢？

在我看來，國家藥監局大案的真正教訓，是我們究竟怎樣看待醫藥、醫療體制中的政府地位。

從左宗棠的故事裏，可以看到金融不只是一堆金融工具，而是提供一套分析框架、思維方式，讓我們換個角度去思考歷史。

電影《我不是藥神》把製藥公司代表塑造成唯利是圖、冷酷無情的反面角色，算是一個敗筆。其實沒有一個簡單的壞人，卻產生了一堆壞事，這才是更高級的文藝作品。

袁世凱是非常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尤其是他短暫稱帝的故事。而後人關於他善後大借款的爭議也很多，為什麼會這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