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產品，若被外人一見便知其造法的，或能被外人花點心血就能追溯其造法的，就沒有秘密可言。但有些產品，見者不容易知其造法，而產品的本身又是可以申請發明專利的，那麼應該選擇如何保障，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功用準則」既無立足之地，剩下的「大」準則就只有一條：發明要新奇。但這「新奇準則」並不新奇——發明不是新奇是什麼？所以說到最後，發明就是發明。

馬克思的「價值單從勞力而來」的謬論，在中國是有着根深柢固的傳統。中國要保障發明專利權，要記着若不抹去「勞力準則」的陰影，發明的產權是會被弄得一塌糊塗的。

我曾經研讀過百多年來有關發明專利權的各種經濟理論。在這些理論中，支持和反對這專利權的參半，各執一詞，至今仍未有大致上可以稱得上是眾所認同的觀點。我個人認為這些論調錯漏百出。

國際知名經濟學家張五常認為，比較各國經濟實力的前提是採取哪一種算法。衡量中國的經濟實力不可以用原有的國民生產總值算法，原因有三。相反，要採用其知心好友，費雪（Irving Fisher）的財富算法。

老父幼子閒來在家，論世事，說前途，使我對父親有難以形容的親近感。

經濟學家張五常撰文指出：面對病毒，政府需要參與，但千萬不要壓制市場的運作；口罩價格上升會鼓勵產出，而政府可以通過市場購買派發給窮人，從而達到協助市場的效果。

張五常教授分享他的讀書方法，內容不僅僅講讀書，更是關於學習和認知的重要經驗。

我們要從物品本身的特徵去考察為什麼市場的運作有時會是這樣有時會是那樣。經過30多年的考察，我終於推出了一個「玉石定律」與一個「倉庫理論」。

40多年的風風雨雨，不堪回首，可泣而不可歌也。

我肯定地推斷深圳將會超越矽谷，主要是矽谷沒有一個像東莞水準的工業區。不僅今天沒有，永遠也不會有。

上蒼對我格外仁慈可以肯定，因為我是在2000年，只幾個月就65歲，才開始動筆寫今天修為五卷的《經濟解釋》。不是我不知道人老了其智力會退化，而是我不知道通常的規律是65歲左右會開始減弱。

今天經濟學的後起之秀所寫的文章，我一看其理論就覺得複雜無比，不想再讀下去。這使我意識到，價格理論快要失傳了。

從科學解釋的真諦衡量，我們不可以把事實或現象歪曲來挽救理論的失靈，雖然好些不學無術的經濟學者這樣做。但我們可以把理論調校來迎合行為或現象的變化。

40年來，無論是講話或文章，我肯定北京上頭沒有干擾過我，但下面卻無數次！在今天內地的大學處理言論的約束下，世界級的教育是搞不起來的。

內憂外患，後者當然是指國際貿易戰與壓制中國追求科技知識等事項。內憂是說中國自己主導的政策有失誤。

我平生遇到過的學問高人無數，查先生是其中一個。只他一個給我那樣要推敲的不舒適的奇異感。從我的視名頭如糞土的個性選擇，查先生是個不容易交為朋友的人。

房價漲只要不會導致財富不均，而又沒有借貸膨脹的話，當然是愈高愈好，有錢有什麼不好？我絕對相信，若朝鮮把經濟搞起來，東北和大連一定好。

從目前的情形來看，美國經濟發展得好，對中國是有利的──任何國家經濟發展得好對我們中國來說都是好的，因為你不可能在窮人身上賺到錢。

我不是不相信政府統計部門的資料，是全世界的資料我都有懷疑。我更相信我自己所看到的真實世界是什麼樣的。

特朗普大手減稅。他去年一減稅，經濟增長率現在到5%了。

今天，中國每年申請國際發明專利的數量超越了日本，估計約兩三年會超越美國。這些數據不一定能正確反映科技的進度或水平，何況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重要的中國科技邁步前走的證據在深圳。

特總統對中國沒有歧視──他的保護政策對他的友好之邦是一視同仁的。北京選擇以同量進口稅作回敬，希望有阻嚇對方之效，難以厚非。然而，從經濟利益看，不回敬，甚至減美國貨的進口稅，利益更大。

我相信金正恩這個人，也相信特朗普的感受。我不同意美方說的，要等到朝方完全處理好棄核之後才解除制裁。我認為制裁應該立刻解除，朝鮮不履行約定的才考慮放回去。

特朗普總統是個了不起的商人，我欣賞他以商人的智慧處理問題。但特朗普處理經濟的最大困難，是他要用做生意的手法處理國際經濟。

今天回顧，我認為源自新古典的經濟學者偏於批評政府，有幾個原因，第一點是經濟學者的忽略；第二點是任何龐大的私營機構都可能出現；第三點則被我分析過的中國的縣際競爭制度否決了。

公理性的實證科學不僅可在事後解釋現象的發生，也可在事前推斷某些現象必將發生。

若干年前我跟一位在美國研究朝鮮文化的學者談及朝鮮這個民族，他說朝鮮人善於不知死活地拼搏。希望金正恩在大力開放後會盡量寬容，讓人民享受市場經濟的多彩多姿。

拼命想時想不到，不想時答案卻走了出來，是常有的事。

判斷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太難。你要問：「假若這問題有了答案，我們會知道了些什麼？」

我可在四個大前提下給學生們建議一些實用的讀書方法。若能習慣運用，不但可以減輕考試的壓力，而對更重要的知識投資會是事半功倍。

印章文化與壽山田黃皆中國獨有，我希望把本卷的印章放進一間博物館去。

翡翠值錢是因為有懂得鑒別優劣的專家存在。

人類的智慧為萬物之靈，但自私的基因還是被訊息費用誤導了。

去年我說兩年後深圳會超越香港，但今天看是已經超越了。再兩年會超越很多！

自己的存在或不存在皆無足輕重，為同胞們解釋一下經濟制度的運作是應該的。

凡是中國人自己想出來的新處理方法，皆不俗；凡是從西方抄回來的，皆災難！

我是不贊同「聖誕狂歡」的，但明白，認爲無從反對。這幾年中國的聖誕氣氛濃厚，有兩個原因。

人民幣匯值下跌的處理應該是難度不高的。只是不斷地下跌帶來的預期對經濟不利，要處理。

你想想看這個問題，人人都認為人民幣要下跌，你想要保值，錢又出不去，就變成了「困獸鬥」的場面。只能逼著你在國內買地產。

老實說，你給我10億，20億，讓我把「佃農理論」賣給你，我也不幹。自己的思想傳世，是一種很特別的滿足感。

我重視合約，提出漠視合約是經濟學的缺環，填補了它。然後我引進交易費用。但是要引進交易費用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不像講起來那麼容易，科斯也講了很多，但也只是講而已。這個我仰慕的人，我還是要說我不滿意。

斯密《國富論》最大的貢獻就是適者生存、自然淘汰，這是偉大的貢獻，這是斯密的，很多人不知道。我的解釋是要把書看清楚，最好把前面的《道德情操論》一起看，兩本書一起看，翻來覆去地念，自然淘汰，這個概念是源自斯密的偉大貢獻，這是他最偉大的貢獻。

斯密《國富論》最大的貢獻就是適者生存、自然淘汰，這是偉大的貢獻，這是斯密的，很多人不知道。我的解釋是要把書看清楚，最好把前面的《道德情操論》一起看，兩本書一起看，翻來覆去地念，自然淘汰，這個概念是源自斯密的偉大貢獻，這是他最偉大的貢獻。

中國的競爭不是跟美國這樣的先進國家競爭，而是跟越南競爭，不要認為有華為成功的例子就以為中國到達了先進高科技。

讓市場的競爭保護着勞工，讓農民的收入上升保護着工業的工資，是用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經濟學，不需要真的學過。如果用最低工資保護勞工，市場的競爭就再不保護了。這也是不需要學過的正確無誤的經濟學。

文氣如虹，都是短句，是直寫，全用簡單時態，and stay in one tense！這是最可取的英文基礎了。

一九六七年我認識了夏理‧莊遜，那位以文筆流暢而發表文章最多的經濟學者。我問他：「夏理，怎樣學好寫英文呀？」他想也不想就回應：「學字彙，學字彙！」其他什麼也不說。這是英語文章高手的經驗之談了。

從政治智慧與言論清晰這兩方面衡量，李氏達到的境界是我這個老人家平生僅見。是奇蹟，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在世界地圖上要用放大鏡才能看到的國家。

從政治智慧與言論清晰這兩方面衡量，李氏達到的境界是我這個老人家平生僅見。是奇蹟，因為新加坡是一個在世界地圖上要用放大鏡才能看到的國家。

當年遍讀群書，廢物甚多，精品也不少。今天回顧，對我影響最大的有四本可以相提並論。讓我說說這四本書吧。

損人而不利己的行為是經濟學的一個難題，而損人又損己是更大的難題了。

損人而不利己的行為是經濟學的一個難題，而損人又損己是更大的難題了。

前言   《收入與成本》是上一版《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的前半部，因為要把這半部獨立成書，《收入與成本》變為這一版《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下半部，取名《受價與覓價》，會是《經濟解釋》的卷三。整套《經濟解釋》會有四卷或五卷，殺到埋身再作打算。   九年多前寫《供應的行為》寫得太急，按期刊登時受到刊物版面的約束，不能自由發揮。這次大修，再沒有這樣的約束了。75歲了，還不盡量把自己多年所學寫下來，不會再有機會吧。所謂大修，其實大部分是重寫，寫得用心，寫得稱意，但也寫得累了。   決定把《供應》一分為二，有三個原因。其一是加進去的內容多，寫得太長，而我的經濟分析離不開真實世界，似淺實深，同學們不易消化，不能像小說那樣讀。太厚的書不好翻。其二是寫完《制度的費用》那章後，我突然發覺那是個很理想的可以稍事憩息的地方，好讓讀者能鬆弛一陣才攻下一卷。其三是如果不分割，寫到《供應》下半部我會不斷地擔心整卷太長，有所顧忌，感到縛手縛腳。   從本卷起，文內提到的卷號、章號、節號，皆以神州增訂版為準。希望有一天能把整套《經濟解釋》以一本精裝巨冊出版。但那只宜於收藏，放在書架上好看。說到閱讀，輕便的遠為優勝。   張五常 2010年12月   第三章第三節：漠視局限推斷失靈   我喜歡獨自思考，思想上喜歡事不關己，己不勞心。有時想到的跟前人有別，我會拿出刀來揮斬幾下。這些日子，為了對炎黃子孫的一點關心，事不關己有時也拿出刀來。   宏觀經濟的分析歷來是事不關己的。做學生時替一位宏觀教授改試卷，每卷收一美元，不難賺，教授提供的答案是老生常談，我不懂，爭議太多不是賺卷費之道。跟着選修布魯納（Karl Brunner）教的研究院宏觀經濟學。布魯納是我認識的邏輯最嚴謹的經濟學者。整個學期他只教一本剛出版的「宏觀」名著開頭的二十多頁，批評得同學們天旋地轉。我從布魯納學得的不是宏觀經濟，而是推理嚴謹的苛求。後來的博士試我無端端地考個第一。傳為佳話的是作為其中一個考官的阿爾欽，竟然看出我的宏觀方程式比變量多了一條！我在數學上的驚人「天賦」是從那時開始知名行內的（一笑）。   這裡提出的對宏觀經濟學的批評，跟我做學生時老師教的沒有多大關係。我是基於離開母校四十多年自己的尋尋覓覓，對均衡概念、租值消散、體制組織、交易費用等的掌握有了新的體會，然後回頭看自己當年所學的內容，認為不少地方需要修改。四十多年來，找真實世界的例子做解釋及驗證的工作，我差不多天天做，提供了修改前人之見的基礎。雖云一士諤諤，但心領神會，自覺舒暢，有點稼軒說的「恨古人不見」之感。   這些年不少同學要求我寫一本關於宏觀經濟學的書，用以填補《經濟解釋》——他們認為後者是「微觀」。我認為經濟學不應該有微、宏二觀之分，重點是能否解釋世事。我也認為複雜的理論不管用，局限轉變的調查是關鍵所在。局限可以簡化，也需要簡化，但不可以簡化得與真實世界脫了節。凡是牽涉到局限轉變的分析必定要從個人的選擇出發，所以一律是價格理論的範疇。這就帶到我要談的宏觀失誤的第三點了。   我要舉出三個我自己嘗試過的、從局限轉變的基礎來推斷「宏觀」現象的例子。這類「宏觀」性的推斷的局限指定通常比市場現象需要指定的來得複雜。   推斷中國會走的路   例子一，1981年我肯定地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的路，條件是我觀察到的、剛剛開始出現的局限轉變會繼續下去。那是我寫過的最詳盡的關於交易費用局限轉變的文章，以理論分析這轉變的第三節長達21頁（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629至650頁）。簡言之，我把廣泛的交易費用一分為二：制度運作的費用與改革制度的費用。看清楚了這兩項費用的相對轉變大勢，我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這是比一般的宏觀現象更為「宏觀」的了。   當年文稿寄給朋友，反對這推斷的無數：舒爾茨來信譴責，說經濟學不能作這種推斷；貝克爾直說我錯；弗里德曼說我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只有科斯同意我的推斷，可沒有說我的理論對。因為反對的朋友太多，該文延遲了一年才發表。鼓勵我發表的是巴澤爾：他不同意我的推斷，說是妙想天開，但他認為那寫理論的第三節是天才之筆，半點瑕疵也看不到，不發表可惜。這理論今天還沒有受到重視，反映着行內的朋友一般對交易費用的局限轉變的分析沒有興趣。   這例子可教同學的是：經濟學的推斷或推測永遠是假說，要指定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而上文提到的交易費用的局限轉變就是驗證條件了。一定要可以觀察到，而又要假設這轉變會繼續，不會一下子倒轉過來。指定了的局限轉變，若再變要作別論。我當時認為中國面對的交易費用轉變的走勢是相當穩定的，但不是說沒有機會再變。科學上的推斷要基於驗證條件的穩定性。   推斷地球一體化   例子二，1991年蘇聯解體，該年12月在瑞典與弗里德曼相聚，我對他說地球將會有超過20億的窮人參與國際產出競爭，如果先進之邦不改革他們的經濟結構——例如福利制度、工會權力、勞工規例等不利於國際競爭的約束——將會遇到很大的麻煩。今天回顧，這推斷沒有錯，但不算推得精確。當時困擾着我的是先進之邦有樂觀的一面：國際廉價勞力的供應急升，可以賺大錢的，理論上是有資產與有知識的人，所以原則上先進之邦是有大利可圖的。是的，原則上，就是先進之邦的窮人也會因為窮國的興起及參與國際競爭而獲利。   這裡牽涉到的又是交易費用的問題。有多種交易費用可以嚴重地妨礙先進之邦在地球一體化的大轉變中獲得他們應得的甜頭，而這些交易費用的結構顯然非常複雜。尤其是那極為重要的訊息費用有多方面，深入的調查與衡量總要花上幾年工夫。我沒有作這調查，但深信，如果當時全面地考慮重要而又有關的交易費用，我會對今天的國際情況推斷得大為可觀。   同學們想想吧。中國開放改革後約十年蘇聯解體，帶動了東歐、印度、越南等地區搶着開放，參與國際競爭的貧困人口史無先例地暴升，代表着一項極為重要的局限轉變。這轉變明確而肯定，1991年看走回頭路的可能是零。是那麼重要的一項局限轉變，擺在眼前，是很大的一個人類前途的局限，也是宏得無可再宏的宏觀。然而，如果要以之推斷20年後的國際形勢將會怎樣，研究上我們還要經過千山萬水，還有很多局限約束——尤其是交易費用的約束——需要考查，就是馬虎地猜測一下也不容易。令人尷尬的是：國際競爭的廉價勞力暴升，明確而重要，先進之邦的經濟大師們怎可以視若無睹呢？   這例子可教同學的是：不願意下重本考查交易（包括訊息）費用的局限，或猜測錯了，不能說經濟理論沒有用場，只是使用時成本太高罷了。宏觀分析的困難，不僅比較微妙的交易費用的轉變沒有顧及，就是有震撼性的勞力局限轉變，這門學問也懶得管。   推斷香港前途   例子三，1996年底我推斷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說明與九七回歸無關，理由是看清楚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相對工資的結構局限轉變，肯定的。當時，一方面我看到內地青年的知識增長非常快，比大家事前想像的快很多，那裡的優質學生開始明顯地比香港的優質學生勝了一籌，但工資只有香港的四至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因為香港公務員的工資高，難以大幅下調，因而增加了市場的其他工資下調的頑固性。跟着是香港的綜援福利急升，我推斷香港歷來徘徊於百分之二左右的失業率會上升至百分之八（後來最高達百分之八點六）。   （請於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