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衢雲是我的堂伯父,和先父楊拔凡同一個爺爺。先父年輕時和衢雲胞姊及長女錦霞相處密切,親聆先烈事跡。想不到先烈為革命犧牲後,這位曾與孫中山先生並肩生死,志氣高昂,獻身救國的人物曾被人刻意誣衊。
唐代傳奇,隨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而有不同面貌。就其內容而言,郭箴一《中國小說史》則分為神怪、戀愛、豪俠三大類。劉瑛《唐代傳奇研究》分為志怪、出世、諷刺、豪俠、愛情五大類。我們認為分為三類簡易明白。
社會上青年人有所向望,易於賦有豐富的精神生活和積極的人生觀。六七十年代青年人的朝氣現象,正好為這種說法作為解注。今日香港青年為什麼不能一如當日心態醉心寫作呢?
香港耳熟能詳的填詞人有黃霑、盧國沾、鄭國江、林振強、林夕、向雪懷、潘源良……﹙未能盡錄﹚。其中還有些填詞人作品雖然不多,但仍有令人難忘之作。
中華民族特有一種氣質,便是敬祖、重視家門家聲。一個有志氣的人活着,不光是為自己,而是為家人家族,更甚者是為國家和民族。也有一種延續家門後代的使命,強大祖國的宏願。
金庸小說的文字深得讀者喜愛,不少人譽之為當代運用文字最優秀的作家。金庸駕馭文字的能力出眾,用詞典雅深淳,錘煉精妙,文筆之感動人心,實歸功於金庸的文言素養,才處處顯出文采斐然。
其實金庸寫夫妻也有精采的,但與寫情侶的文筆之細膩,性格之迥異,欲捨難離之嗔怨,長夜空憶之悵惘,驚豔的失魂落魄,對情郎的芳心可可,都寫得輕靈暢快,撫動人心。
中國古語說「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金庸筆下的英俠,罕有當父母者,正是「養兒方知父母恩」,難怪對父子真摯天倫之愛,缺少了濃淡的勾劃了。
金庸小說中充滿人算不如天算的宿命論,天理昭昭,惡人總有惡報,而毋須自己親手復仇。指出在施虐者中,惡行者的行兇的者,有幾多人是快樂的?有幾多人是稱心如意的?
工友向筆者說及昔日校風,真令人刮目相看。他們說校中學生疑有幫會分子,常常打架,多是群毆,每次打架都要召救傷車善後。學生之中也出現紋身者,這是一家什麼學校?
香港教育的方向愈走愈歪,因為教育之目的、除了教導後輩基礎的知識外,還應教導立身處世的道理,而後者更為重要。近30年來教育的走向漸漸偏近前者而忽略後者。
今日社會,中學更需要的是「國學常識」課程。中國歷史久遠,國學是中國文化的國魂,是中國人最寶貴的文化遺產。而國學亦浩如煙海,但在中學時代學習其基本精粹已足,所以說是「常識」。
魏禧是清初名士,以文言寫這篇〈大鐵椎傳〉。借此篇作品慨歎能士隱藏世間,像神龍之見首不見尾。而筆者獨欣賞其筆下豪客大鐵椎之不留名與身,反映宋將軍之輩徒得虛名,而世人不能察人之真偽實多矣。
金庸小說內容對人性有深刻的描述,蘊含豐茂的中國文化氣息,而又可以令讀者充滿閱讀的快感,小說出現不久即引起廣泛的談論。最初只不過是閒聊的話題,後來卻引起學者的重視和研究。
劇本不能天馬行空,必須顧及拍攝上或演出上之可行性,例如不能隨便寫爆破等。此外還要顧及觀賞者的反應,要絕無冷場,觀眾才不會轉台,每集都要有懸疑力。可見要創作精采的劇本,比寫小說顧慮更多,難度更甚。
書面語比口頭語的表達能力深博得多,用書面語要有一定的修養和學習,未經學習,便不能說出好像「參差」、「參商」、「悽楚」、「淒酸」這一類較有深度的詞語。
文學革命先於五四運動發生,雖然不能說催生五四,但其關係血肉相連,殆無疑問。1915年陳獨秀自日本回國,許多新觀念、西方新思潮、反傳統的思想都是透過陳辦的《新青年》傳播出去。
唐代遊民入僧道者眾,甚而造成社會問題。小說載事多屬創作,但內容不少反映當時社會現狀。在唐人小說中,對於社會上受道佛宗教觀念影響生活的描述不少。
文人筆下說情侶自幼認識,感情契合而成夫婦,都愛用「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可知這兩句話,正正出於李白的《長干行》?李白以絕詩律詩於時人見稱,樂府詩《長干行》多為人所忽略。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就曾經以「出兵海外」的手段,侵略他國,為亞洲許多國家帶來沉痛的災難。在哀傷哀痛之時,許多人忘記了誰得到最慘痛的苦果,原來便是這個理直氣壯、說可以「出兵海外」的日本。
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國振興,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侵略戰敗吃原子彈,不過百年光景(1868 – 1945)。今粗略介紹具影響力人物,從側面察看日本近百年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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