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承隋制科舉選士，進士科猶被重視。一般來自本鄉縣舉人在應試之前未為人識，為求當道大員及試官青眼，常把文章投呈求之品鑒。這些文章，最受歡迎的便是短篇小說創作的傳奇了。

商業文書和一般文章最大的分別、是要敘事清楚明白，條理分明，長話短說，用詞簡有力。全文不作文藝腔，不作題外話。

社會上青年人有所向望，易於賦有豐富的精神生活和積極的人生觀。六七十年代青年人的朝氣現象，正好為這種說法作為解注。今日香港青年為什麼不能一如當日心態醉心寫作呢？

香港耳熟能詳的填詞人有黃霑、盧國沾、鄭國江、林振強、林夕、向雪懷、潘源良……﹙未能盡錄﹚。其中還有些填詞人作品雖然不多，但仍有令人難忘之作。

中華民族特有一種氣質，便是敬祖、重視家門家聲。一個有志氣的人活着，不光是為自己，而是為家人家族，更甚者是為國家和民族。也有一種延續家門後代的使命，強大祖國的宏願。

人性中可愛、可貴的一面，便是對苦難的人無償地施以援手幫助，我們可以閉目想到家庭慘劇中人對四周冷漠、無助無援的絕望。也許，他們不敢寄望得到幫助，但想遇到一個可以傾吐的人也不可得。身在福緣中人，何忍於心？

金庸小說的文字深得讀者喜愛，不少人譽之為當代運用文字最優秀的作家。金庸駕馭文字的能力出眾，用詞典雅深淳，錘煉精妙，文筆之感動人心，實歸功於金庸的文言素養，才處處顯出文采斐然。

其實金庸寫夫妻也有精采的，但與寫情侶的文筆之細膩，性格之迥異，欲捨難離之嗔怨，長夜空憶之悵惘，驚豔的失魂落魄，對情郎的芳心可可，都寫得輕靈暢快，撫動人心。

中國古語說「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金庸筆下的英俠，罕有當父母者，正是「養兒方知父母恩」，難怪對父子真摯天倫之愛，缺少了濃淡的勾劃了。

金庸小說中充滿人算不如天算的宿命論，天理昭昭，惡人總有惡報，而毋須自己親手復仇。指出在施虐者中，惡行者的行兇的者，有幾多人是快樂的？有幾多人是稱心如意的？

很多有文人氣質的人，很少注意到邏輯上的問題，評論分辯時總是以感情知覺去判斷，或是概念先入為主，而缺乏客觀冷靜的思考。

一般人奉為金科玉律的「少數服從多數」，以為一定沒有錯。但事實並非如此。

工友向筆者說及昔日校風，真令人刮目相看。他們說校中學生疑有幫會分子，常常打架，多是群毆，每次打架都要召救傷車善後。學生之中也出現紋身者，這是一家什麼學校？

要改革香港教育，千頭萬緒，筆者不揣譾陋，試提出幾點認為重要核心，謹向專家學者請教。

香港教育的方向愈走愈歪，因為教育之目的、除了教導後輩基礎的知識外，還應教導立身處世的道理，而後者更為重要。近30年來教育的走向漸漸偏近前者而忽略後者。

今日社會，中學更需要的是「國學常識」課程。中國歷史久遠，國學是中國文化的國魂，是中國人最寶貴的文化遺產。而國學亦浩如煙海，但在中學時代學習其基本精粹已足，所以說是「常識」。

燭光點點，豈能與太陽正大光芒相比？惟太陽雖然至大至光明，卻有許多轉折暗角的地方照映不到，燭光卻能把個中情況顯示出來。

觸讋捕捉太后的心理，層層轉折牽引，使太后盛怒下情緒平復，終於理解現實和為愛子着想而應允，使國家得救。

政治問題，需要政治辦法解決，西門豹何其高明？

劉東山明嘉靖時人，為著名捕快，住在河間交河縣。此人擅於箭術，箭無虛發，且能連珠發箭，從不落空。

這個春秋時代小故事簡簡單單，卻揚溢着國人高尚情操人格。

魏禧是清初名士，以文言寫這篇〈大鐵椎傳〉。借此篇作品慨歎能士隱藏世間，像神龍之見首不見尾。而筆者獨欣賞其筆下豪客大鐵椎之不留名與身，反映宋將軍之輩徒得虛名，而世人不能察人之真偽實多矣。

這個故事發生在刺客盛行的唐代，恐有所本。文中描述縣令最初尚有三分良知，辣手的卻是縣令的妻子。作者把罪魁禍首推在女子身上，有點過分。

金庸小說內容對人性有深刻的描述，蘊含豐茂的中國文化氣息，而又可以令讀者充滿閱讀的快感，小說出現不久即引起廣泛的談論。最初只不過是閒聊的話題，後來卻引起學者的重視和研究。

八十年代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俠小說流入內地，風靡讀者，使文藝青年如癡如醉。

劇本不能天馬行空，必須顧及拍攝上或演出上之可行性，例如不能隨便寫爆破等。此外還要顧及觀賞者的反應，要絕無冷場，觀眾才不會轉台，每集都要有懸疑力。可見要創作精采的劇本，比寫小說顧慮更多，難度更甚。  

雖說好夢猶來最易醒，但我還是希望發發好夢，陶醉於美夢境界，醒來也是痛快依戀的。踏入中年，母親過世了，間中在夢中見到母親，和她閒話家常，恍如日昨，醒來依戀中帶着淡淡的哀傷。

書面語比口頭語的表達能力深博得多，用書面語要有一定的修養和學習，未經學習，便不能說出好像「參差」、「參商」、「悽楚」、「淒酸」這一類較有深度的詞語。

文學革命先於五四運動發生，雖然不能說催生五四，但其關係血肉相連，殆無疑問。1915年陳獨秀自日本回國，許多新觀念、西方新思潮、反傳統的思想都是透過陳辦的《新青年》傳播出去。

中史課程沈悶的原因是沒有遇到口才好的老師；近代史與古代史更非魚與熊掌一定要一取一捨。至於讀歷史，上輩老師早有名言，道是「五十年內無信史」。

《阿房宮賦》這篇散文，用字精煉，音韻鏗鏘。朗誦時步步進逼，往復吞吐，精妙暢朗。我們可以欣賞到杜牧的奇宏構思，此文傳誦千年，絕非徒得虛名。

杜甫生命歷程每潦倒失意，疲於奔命。但在創作藝術成就卻豐采多姿。各種詩體都難不到他，其詩歌除憂國憂民外，對大自然穹蒼讚美，人生的得失際遇，都使讀者極易產生共鳴，或帶來超然的啟迪。

唐代創作傳奇風氣一開，文士愛寫，文人又愛輾轉相傳閱讀，便造成唐代文壇奇花盛放的局面。傳奇的故事，直接影響元明戲劇，即使今日粵劇及電視劇，亦常見唐代傳奇的題材。

唐代婦女離婚再適（嫁），不以為異。在此可見唐代對女子貞節不及其他朝代之重視，唐代公主再嫁為常事。

一般人對宗教，常感到有點神秘色彩。唐代無論王公與庶民，習尚受到崇奉道佛的宗教影響，祈雨是一項常見的宗教活動。

唐代遊民入僧道者眾，甚而造成社會問題。小說載事多屬創作，但內容不少反映當時社會現狀。在唐人小說中，對於社會上受道佛宗教觀念影響生活的描述不少。

文人筆下說情侶自幼認識，感情契合而成夫婦，都愛用「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可知這兩句話，正正出於李白的《長干行》？李白以絕詩律詩於時人見稱，樂府詩《長干行》多為人所忽略。

李商隱的詩，隱晦、情深、瑰麗、對仗工整、善用典故，都是其特色，尤以隱晦的《無題》詩稱著。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就曾經以「出兵海外」的手段，侵略他國，為亞洲許多國家帶來沉痛的災難。在哀傷哀痛之時，許多人忘記了誰得到最慘痛的苦果，原來便是這個理直氣壯、說可以「出兵海外」的日本。

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國振興，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侵略戰敗吃原子彈，不過百年光景（1868 – 1945）。今粗略介紹具影響力人物，從側面察看日本近百年國運。

明治維新沒有遭到國家大臣強烈的阻撓，在艱辛的時勢仍能昂然舉步，皆因拜朝中重臣集體考察歐美強國，同心同德，心意共識。使他們眼界大開，齊心協力建設盛世藍圖。

呂先生設立「呂志和獎」固然值得稱賞，但今日若能拿上百億港元設立私人大學教育基金，在香港創立「中英雙語精英大學」，只有中文英文兩學系，歡迎有志者入讀。讓青年人及在職人士能在香港攻讀深造中英文，造福社會。

文藝小說《月雲》是一篇和金庸作品風格完全不同的創作。平平淡淡的散文，說出自己經歷平平淡淡的小故事。但寫作的功力並不遜色，其中有叫人感動之處，亦有教人深思的地方。

金庸把自己的創作新意念及考慮讀者喜愛的因素糅合起來，於是產生了非武俠的武俠小説《鹿鼎記》。這部小説是金庸遊戲之作，也是金庸希望藉此衝出武俠世界之作。

胡斐是英雄，但與蕭峰一比，前者不過孤雁浮萍，蕭峰才是凌霄鷹鷲，兀立雄峰。

十餘年來（1955 – 1970）金庸寫作風格的改變，當然是隨着十餘年來生活經驗的改變而來，這位當今文壇的武林盟主，看來要和我們說：人生多苦難，庸人多厚福了！

金庸問我什麼時候可以上班？我說15號吧？金庸問我是否忙，我說沒事，他說：「下星期一吧！」我立即同意。那天是1988年8月8日，我成了《明報》的一分子。

筆者好思好問，可惜學養不足，找尋不到只有中國文化形態可以重生的真正答案。或許是因中華民族重視五倫關係，為家為國，也許是中國人重視家族的觀念而致。

春秋時代後期，社會出現驚天動地的大變化。無論在政治、社會形態、經濟、軍事及思想上都出現與前期的突變。

其他文化一經走完歷史形態路程，便一蹶不振，永不再起，只有中國文化例外，這亦使到一些外國知識分子對中國人疑驚疑懼，恐怕他們終有一天被漢人征服。遂抱有敵視中國人的疑惑。

洪承疇降清主要原因非莊妃獻身，而是深思熟慮後認為投降可以再展抱負。兼且兵敗被俘，即使逃回明朝，面對刻薄寡恩，喜怒無常的崇禎帝，會有什麼好事呢？

洪承疇（1593 – 1665）是明末清初的大漢奸，也是建立清朝的大功臣。幾百年來已成定論，但很少人留意到滿州人的覆滅，早在洪承疇的計算中。

段正淳能渡己，但不能渡人。自己的快樂，別人卻哀痛，所以他的品格，亦如他的武功一樣，至死亦未及第一流境界。不過，在濁世之中，仍不失為一號人物，而成為濁世佳公子的偶像。

好人只有一個「好人」的模樣，壞人的壞法便千變萬化。壞人中有大奸大惡，有小奸小惡；有陰險偽善，有自尊自大，霸道張狂；有由正入邪，有由邪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