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漫畫可以陶冶性情，甚至蘊藏深厚哲理，有助於確立樂天和積極的人生觀，反之則可以使人消極和沉淪。動漫文化是一把雙刃劍，善惡取決於持劍者一念之間。

新亞書院對香港文教事業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國棟師在他的崗位上貢獻了一生，談論新亞精神的人不少，能像國棟師那樣身體力行的人卻不多。

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是啟蒙運動，五四運動是救亡運動，至於五四後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則帶有文化救亡的意義了。

香港高等院校相繼開辦中醫藥課程，近年來本地出版的中醫藥史著作較前可觀。

飛南第家族在1855年已創立一家商務印刷公司，並且替澳門政府印刷刊物，《鏡海叢報》這份中葡文周刊則始自1893年7月18日。在創刊號以「鏡湖耀彩」為題介紹孫中山在澳門行醫的事蹟。

本文主要敘述這兩種報刊的創辦和遷址經過，從而說明近代初期粵港澳三地出版環境的變化。另外還有一種《澳門新聞錄》，先後在廣州和澳門出版，雖不曾遷至香港，因曾與《廣州紀錄報》論爭，史事相關，文中亦有介紹。

從1986年6月起，中、葡兩國開始就解決澳門問題進行談判，澳門居民愈來愈關心時事和政治、社會發展，致使中文報刊的銷量隨而大增。

回顧十九世紀以來華人社會的報業發展，香港報業可謂別樹一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是盛極一時，幾份大報都先後發行海外版，讀者遍及世界各地。

不同院校的學者加強合作，始可為史學開創新局面。學術團體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香港考古學會、香港檔案學會均有活動。

潮州人喜歡說自己的家鄉是「省尾國角」，背五嶺而面南海，古老的中原文化傳播到這裏，反而得到保存。

時至今日，香港在印刷技術方面仍居世界先進位置，但要保持這種優勢，不能掉以輕心。

香港各界人士雖然對日本流行事物和飲食文化等十分熱衷，而於日本報業和出版情況則所知甚少。本文擬據零星的文獻和記載闡明戰前和戰時日本人與香港報業的關係，冀能為港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填補一些空白。

江啟明先生筆下的香港，把不少已消失了的景物保留於畫中，隨時代變化的面貌亦活現於紙上，何只百景，這個展覽所選的，是其中一些具代表性和說明意義的作品。

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對中國歷代王朝的影響，有助於加深我們對歷史的認識。

浸會大學於2008年創辦當代中國研究所，進一步推動校內外的中國研究，從教學到研究一應俱備，足見浸會大學在這方面的工作，向來持之以恆，而且成果豐碩，今後尤望有此心志的年輕學子，加入中國研究的行列。

新亞教給我的，相信是「艱苦我奮進，困乏我多情」的忍耐，以「千斤擔子兩肩挑」的態度面對困境，和「趁青春，結隊向前行」那份熱誠。

同學們，在繁忙的大學生活中，請多些與名師結伴，向名家學師，以名著為友朋，盡量閱讀跨越時空的傳記，作為自己在人生路上的座右銘。

謝稚柳為學嚴謹，是一位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寫萬幅畫的名家。

惲壽平酌論古今，參之造化以為損益，創製了中國花鳥畫技法上的「沒骨法」，開一代畫風之先河。

本文探討孫中山形象在廣大民眾眼中是如何確立起來的，並藉此說明藝術創作在塑造偉人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像孫中山這類政治人物怎樣從歷史走向藝術的領域。

呂思勉曾以14年時間，專心閱讀「二十四史」三遍以上，用功之勤，當世史學家殆無出其右。學者嚴耕望尊陳垣、陳寅恪、呂思勉、錢穆為二十世紀中國四大史家，此說已漸成學界共識。

語文學家周有光所提倡的「兩個雙語言」政策，是非常值得重視的；香港現時致力推行的「兩文三語」政策，與此異曲同工。

蘇軾的生平是創意的一生，將中國文化的創意精神發揮至頂峰，不論順境逆境，都流露了豁達的一面。

陳鶴琴強調，「四心」是兒童獲得知識、發展技能技巧、培養創造力、適應社會的前提和基礎，不尊重兒童的心理特徵，等於剝奪兒童發展的機會。

陳鶴琴說：「幼稚教育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不是家庭一方面可以單獨勝任的；也不是幼稚園一方面可以單獨勝任的；必定要兩方面共同合作方能得到充分的成效。」

革命派初期只注重武裝起義，忽略文字方面的宣傳，19、20世紀之交始於香港創辦《中國日報》，隨後借助留日學生報刊之力，發表激烈的言論，逐漸使反滿革命成為時代思潮。

現時的獅子山，昔日有很多別名，包括虎頭山、獺子頭、駱駝山、鳳凰山、禾鐮咀山等，就是不以獅子命名。

張謇的成功，既在於他能洞悉時勢，接受西學和新事物，同時也在於他能保持傳統的優良理想。

張謇的言論主張充分體現於他所創建的教育體系和文化事業之中，他在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活動，也反映了從實業救國進而達致教育救國的中心課題。

孫中山當年往返於中港澳三地之間，這些史事和史蹟都是互有關連的。時至今日，澳門有不少地方留下孫中山當年活動的史蹟。

浸會學院首任校長林子豐博士強調，香港的教育應該是文化教育，不是語言教育；而是人材教育，不是職業教育。

《時務報》的重要性，不單只開啟新思想新風氣，更領導其進一步發展，而匯成維新運的熱潮。

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中，實居於一個新時代的啟蒙者的地位，其思想學術的價值在其開闢門徑，及其所予人的啟發和影響。

《時務報》創刊於光緒二十一年丙申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報採旬刊形式，逢初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出版，每冊20餘頁，約3萬字，用連史紙石印，頗清晰美觀，自此成為維新派的正式言論機關。

嚴復一生的著譯事業，實肇始於近代形式的報刊，其影響是頗深遠的。論者已予指出，他「不愧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報刊活動家。」

家族史是近年新興的研究範疇，梁啟超家族人物眾多，各具特色，有的還可獨立出來成為進一步探討的對象。

饒宗頤教授注意到潮商和海外潮人研究的重要性，強調要有跨國的視野，把潮學研究和潮人的海外拓殖史與中外經濟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唯有這樣才能夠對潮汕的人文現象有更深入而切實的理解。

陳寅恪於嶺南大學任教期間，著述甚勤。他在《嶺南學報》等嶺大刊物上發表了13篇論文，均與開設科目相關。

梁啟超和錢穆二人，其治學途徑與研究興趣，都顯示了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種開拓與傳承的關係。

梁啟超、錢穆二人的學術理念不盡相同。梁啟超旨在啟迪群眾的新民史觀；錢穆在有關學術史的理解中，隱含一種通史觀點，且確信中國學術中某些思想成份，已成為一種人文價值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