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小野著作《瓦版物語》(作者提供) 編按:方漢奇先生堪稱中國新聞界泰斗,先後出版《中國近代報刊史》、《中國新聞傳播史》等。本文是作者於2016年12月1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方漢奇新聞思想研討會暨從教65周年紀念會」上主題發言的講稿全文。內容精彩,本社將上中下三篇刊出。敬請關注。 上篇:方漢奇先生與中國新聞史學(全文按此) 中篇:不朽經典著作《中國近代報刊史》(全文按此) 下篇:日本學界如何看待「瓦版」新聞與研究方法論? 正是基於各國的新聞產生及其發展過程不盡相同的分析角度和認識,小野先生不僅和同年代的歐美新聞史學家一樣,贊同和認可中國新聞史學家有關邸報的研究成果,也在努力和摸索近代型報紙出現之前日本是否有其獨特的「新聞(報紙)類似物」或「新聞信」的存在。在小野先生及其弟子們的共同努力下,終於發現了日本在德川初期也曾發生過將新聞印成單張,或印成小冊子的印刷物。這就是今日日本新聞史學家津津樂道的「瓦版」新聞。由於販賣者當時是沿街邊讀邊賣的,「瓦版」新聞也被稱為「讀賣瓦版」。小野先生認為其性質與德國沿街販賣的flugblatt(德文原義是「飛紙」,即flying page)具有相似的性質和功能。 「瓦版」新聞寫入日本新聞史冊,說明了日本新聞學家並不樣樣以西說作為衡量本國新聞發展史的唯一依據和標准。恰恰相反,怎樣努力發掘本國確切有力的史料,如何從中辨析本國新聞發生史的特征及其與歐美的差異,是新聞史研究者被賦予的重大課題和使命。也惟其如此,亞洲(其他非歐美源流的國家亦然)的新聞史學家才會獲得歐美學界的尊重。 當然,對於「近代型報紙」與舊有的「新聞類似物」、「新聞信」之間是否有其連續性的問題,日本新聞史學界也曾經有人提出質疑和探討,但很快便達成共識。早在上世紀50年代前半期,小野先生的高足內川芳美先生便從近代新聞史研究方法論的角度,對兩者予以辨析。他表示,將兩者「斷緣」來研究,有助我們對兩者差異的釐清和認識,但他並不輕易否定兩者之間的連續性。(有關詳情,我將另文詳述。) 摒棄舊有方法無可厚非 同樣的,在大眾傳播學引進日本,成為顯學的上世紀60年代,日本新聞史學界也有人關注其帶來的衝擊,並提出新聞史學者是否應拋棄舊有的研究方法論的問題。 針對這樣的疑問,最早回應此話題的也是內川先生(他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首位向中國學界介紹大眾傳播學概念的外國學者)。他指出,要從大眾傳播史角度來研究的看法無可厚非,但如果欠缺對個別媒介史具體深入的研究和高質量的成果,作為研究大眾傳播全過程的大眾傳播史(儘管這並非等同於各媒介史研究的羅列和總和)原本就不可能存在。 ...
封面圖片:《中國近代報刊史》書影(豆瓣讀書) 編按:方漢奇先生堪稱中國新聞界泰斗,先後出版《中國近代報刊史》、《中國新聞傳播史》等。本文是作者於2016年12月1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方漢奇新聞思想研討會暨從教65周年紀念會」上主題發言的講稿全文。內容精彩,本社將上中下三篇刊出。敬請關注。 上篇:方漢奇先生與中國新聞史學(全文按此) 中篇:不朽經典著作《中國近代報刊史》 下篇:日本學界如何看待「瓦版」新聞與研究方法論?(全文按此) 接下來我想談談個人拜讀方先生學術著作的一些體會和感受。 談起方先生的學術著作,誰都不會忘記方先生1981年出版的上下兩冊《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如中外新聞史學家所公認一般,這是一部自1927年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問世以來條理最為分明、論述最為翔實、最具權威的中國新聞通史。也許是出自「擺脫意識形態」的當代潮流,近來有些年輕研究者不假思索地將方先生的這部巨著,與1966年曾虛白主編、上下兩冊的《中國新聞史》(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台北)相提並論、等量齊觀,簡單地將兩者歸入為各受意識形態主宰而書寫的新聞史。我不贊同這樣簡單和草率的論斷。我個人認為,評定一部學術著作,最重要的是考核其學術的含金量及其影響力,不能望文生義,輕易地將之貼上標簽。由於這是一個大話題,今天不想深入開展。我希望新生代的有心人,能真正撥出時間與精力,對此課題認真核實與比較,並得出更為公允和有說服力的學術評價。 當然,我同意,不管是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還是方先生的《中國近代報刊史》的書寫,都刻着時代的烙印和存有其時代局限性。特別是《中國近代報刊史》,出版於改革、開放後不久的1981年,既是積累了作者長期以來的潛心鑽研和總結的研究成果與心得,但受制於當時的大環境,也難免還有待補充、修飾和加強的論點和論據。針對這一點,我知道方先生是坦然同意的。在私人的交談中,我就曾多次征詢方先生是否有意出版修訂版事宜,方先生風趣地回答道:「就讓此書成為古董吧。」 將這部巨著稱為「古董」,當然是方先生的自謙之言。平心而論,時至今日,此書仍不失為治史者必讀的經典著作。這與當下一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純為應付「教材」或評職稱而編寫的新聞通史,是截然不同的。 如何看待新聞發生史和「古代報紙」? 也許是因為我在日本求學時期師從平井隆太郎教授(日本新聞學奠基人小野秀雄教授戰後的大弟子)的緣故,我對小野和平井兩位老師關心的」新聞發生史」一直保持着濃厚的興趣。1972年我提交的日文碩士論文原題就是:《關於19世紀華字新聞紙產生之緣由(日文原文為「發生事情」)與特征的考察(1815-1856)——以〈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和〈遐邇貫珍〉為中心》;1986年提交的博士論文之原題是:《近代型中文報紙的形成過程與確立——從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至1874年〈循環日報〉的誕生》。...
遠在1300年前左右,正當中國唐代初期,觀世音菩薩的精神與教化,同時隨着中國佛教文化而傳播到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各地,至今已達千餘年之久,所以他又是東方文化精神的座標。
我決心和每一位「故宮人」一起把故宮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好, 把故宮博物院建設好。我將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汗水,都注入故宮博物院事業發展的歷程中,力求不斷延續故宮博物院的事業,傳承故宮精神和故宮人精神,同時努力創新思路,不斷開拓未來發展的美好藍圖。
能寫出這樣的對聯,對時事要了解,對人物動態要掌握,對文字的結構以至語法、語意的認識,也要精通。要做到這樣,既要有深層的文化土壤,也要有適當的學術培訓,恐怕不是隨便設個故宮博物院分館就能讓文化內涵迅速提升吧。
張居正在施行新政當中,既有超越時代的眼光,亦有為社稷鞠躬盡瘁的壯志雄心和魄力,張居正用人不疑,一旦以委以重任,即傾力支持。如對戚繼光之用兵,潘季馴之治黃河,都貫徹始終支持,使其安於職位,造福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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