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半生的沉浸，如果還能做出一些成績，像在硯邊浮生若夢，對我來說，已經是很不錯的經歷了。

筆者前述《紅樓夢》人名「玉」蘊深意，唯有「紅玉」是個例外，為什麼？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這話，記述了人類操守中的某些德性，很有啟發性和概括性，所以流傳了很多年。誰說過？

一幅作品的氣韻，不是單看某些特定的條件，而有各自的生命。

曹雪芹沉痛地用最通俗的語言，把人生「一堆荒冢草沒了」的無奈，清晰而透徹地書寫出來。

妙玉基於氣質、才華所形成的孤癖性格，最終「無瑕白玉遭泥陷」，是生活的最大諷刺。多了妙玉一個角色，一個大家族頹敗的過程或許更見真切。

凡事總有其優缺點。人類生活追求上等享受，各種聲色味、活動、財貨，要不斷探求、擁有、發揚，其實就是把生活逐漸推向喪滅的邊緣，以至不能自拔。

漂母存活了韓信，而韓信也沒有忘本。他後來封王，賜上恩人千金以為報答。從這件事看，韓信是知恩願報之人。可是想想韓信的下場，滅族之外還加葅醢，確是千古遺恨。

中國歷史和文化淵遠流長，語言和文學有很優雅精緻的一面，但人的心理和行為卻有很殘暴血腥的一面。

學生在學校學習，也是生活紀律的一種訓練。難得的復課，如果不想得而復失，就要遵守一切的規則，同心協力去完成一件事。

數中國文學史上附驥尾的「寄生族」，首先讓筆者想起的是戰國時的宋玉，他所附的是屈原的「驥尾」，兩人的作品被稱為《楚辭》；沒有屈原的文學，應該就沒有宋玉的文學。宋玉「寄生」於屈原，往往屈宋並稱，名垂千古。

中國經歷了一段緜長而複雜的遠古史。由於是封建的帝制社會，不同範疇權力的繼承，當中所蘊含的利益爭奪，是這段遠古歷史充滿血腥的總根源。

由石頭鑄鍊成寶玉，而這寶玉由賈寶玉的出生帶同下凡，經歷人生世相，是《紅樓夢》故事的原始根據。這段來歷和僧、道相間，可見作者安排情節的構思方式。

從表面看，《蘭亭集序》、《祭姪文稿》修改塗抹的痕跡顯著，或會被人覺得只是一幅草稿，或充其量是未完成作品，為何成為千古名作，「排名」還在《寒食詩帖》之上？

林黛玉寫了很多詩──不止是泛泛的作品，還有在《紅樓夢》中被視為很重要的名作，例如《葬花詞》（第27回）和《秋窗風雨夕》（第45回）。

我個人相信，香港學童的生涯的確是走着一條負載過重的道路。教育，原不應是這樣的。

政治上王安石未必是一個成功的人物，但思維上他卻是一個有獨特創見者，尤其他生活在一個思想頗為封閉的皇權社會，這點是難能可貴的。

學校關閉，尤其在海外，可苦了一大群海外留學生了。很多香港學生負笈海外，沒有學校留宿，加上英美等國處理疫症手法較被動，很多都選擇撤回香港，特別要在封關前闖入，才能免受隔離之苦。

不是幸災樂禍，現在比較坦然自適的，原來是平日深居簡出，自奉淡薄的人。這類人不擅詞令，沒有呼朋引類的豪氣；也不善交際，沒有「下巴」輕輕的習性。這類不「達」的人，「窮」得只能獨善其身，反而較能遠離病毒。

《書譜》雜誌是以雙月刊形式出現的，每期都盡可能購買。十多年來，得到很好的啟發和充實的認知，是陪伴我走過青春歲月的知己良朋。

停課就是停止學習的操練。不操練，卻會有較多餘暇整理個人的課業，由溫故而知新。

全句合在一起，便變成了有意義的一句：若果你不撇開你人生中的負擔（或困擾、苦楚之類），你就會永久承受生活中的「苦」了。

實行仁有五項做法：恭敬、寬厚、信實、敏捷、恩惠，這五種方法都能得到不同的好處。寬厚是其中一種，寬厚的人，能得到群眾的支持。

現在多了很多意料之外的留家時間，理論上如能善用，可作正常課堂生活的調劑，或者自學能發揮不同程度拔尖補底的效益。但這些設想，不要去想了，因為香港學童習慣依賴多於自主，習慣群體多於個人，習慣比試多於自省。

2月6日教育局宣布原則上3月2日復課，而對中學文憑試也有兩種應付疫情變化的安排方案。但不論怎樣設想，歸根究柢還得決定於是否有足夠的口罩供應。

現在已是人們聚首，都談有沒有口罩，或者如何能買到口罩的時候。疫情不止息，這項民生必需品的需求只有愈來愈急逼，也是政府能協助市民紓困的機會愈加濃厚。

是不是所有人看到相同的老鼠都會有相同的啟發？當然不是。有人可能會因此而更好食懶非，也有人會因此而憎人富貴厭人窮。但李斯始終與尋常人不同。

現在不重視文言文，這個語文的基礎學習和提升的過程給阻隔了，學生連基本的古典知識也沒有，怎能融會入個人的表達之中？

王安石《登飛來峯》詩歌表現了「年少氣盛，抱負不凡」的特點，我同意，但將這落實在「萬言書的先聲，實行新法的前奏」、對「邪臣蔽賢的憂慮」和「不畏奸邪的勇氣和決心」之中，則不敢苟同。

一般人都說，教育局也說，學校不是處理政治問題的地方，也不應容許把政治帶入學校之中。利用校長的職能來處理「有問題」教師、或利用校外人士進入校董會來處理「不配合」教育局的校長，本身同樣是把政治帶入學校了。

「七月七日長生殿」文學歸文學，你相信真是七月七日長生殿所有的夜半私語，由此而產生一些情感意緒，又有何難，需要刻意逃避呢？

現代社會，還很刻板的說尊師重道，就得看那是什麼樣的「師」和什麼樣的「道」了。只是出來「搵食」的師，個人沒有什麼修養，上課只照本宣科，不了解學生的需要，最擅長吹牛拍馬，這樣的師應沒有什麼可敬之處。

似乎自1977年起，教育真是一無是處了。但現實又是否真的這樣，這本就應看看你用什麼量尺來量度教育。歸根究柢一個評鑑準則，就是你想維持精英教育，還是迎着世界發展潮流，讓教育普及化。

一個社會發展需要倚靠年輕人；認真傾聽 ；盡量解決問題；是否比消極地說放棄更加有積極意義？

或者有人覺得語言是要來溝通的，達到目的便可以了，繁好簡好，何必執着？但我的職業病還是教我遇到錯言病句，習慣都要改一改，或者希冀能改出些大道理。

一句之中，技巧有時不止一個，而是珠玉紛呈，但師生皆以為苦。原因，你應懂的，寫詩寫到這樣，不也算是「趕客」嗎？

把入學門檻定為2222，不是人才能力的降低，而是人才要求的提升。只不過取錄的決定不是由教育官僚透過制度表面決定，而由真正面對人才培育的大學學科決定。

學寫字是一正規而必須過程，很少人會反對。你用通訊軟件或鍵盤寫作，但總不及用手寫字有「文化」，就正如你用電腦編印信件最後加上簽名，總不及你全篇用手寫這麼具誠意一樣。

陶淵明是一個好人，有良知，有原則，還富有同情心，有人道主義精神。他自己窮，「禍」及妻兒，不去說了。陶淵明沒有因自己是「老細」而「擺款」，反而要兒子推己及人，不要虐待別人的兒子。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翻譯作品《杜甫詩集》無疑是一項鉅構，但成就總不免使人質疑，原因是中國詩歌（尤其是杜甫的）根本很難（甚至無法）有效作其他語文的翻譯。

人生苦長，用十七八歲來定一生，似乎還是太早，因而其「叻」也有一定的局限。

為何由月色往往想起故鄉？應該不難理解的，因為思念故鄉的，都是離鄉的人。在夜中寂寥的時節，只要天色好，舉頭一定見月。

錢鍾書覺得選注宋詩的工作很委屈，但無奈只能接受差遣，盡量把工作做好。他後來所說的「碧海掣鯨閒此手，只教疏鑿別清渾」就是晦氣話。

晏子的「二桃殺三士」作為，會被視為權謀中的極致──只用很小的「成本」，就能把事情做出很理想的「效果」。但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看法。

能成為學識淵博的知識分子，勤奮敬業是最基礎的起步點。錢鍾書入讀清華，已甚有名氣，有些老師視他為顧問，可想像他早年刻苦用功讀書的情況。

現在很多人教書法，臨摹是必須階段。摹是初階，臨是進階。摹一段時日，就要臨了。要臨多久，因人而異，也因理想而異。沒有書法名家不是刻苦臨寫前人碑帖的，而且不是一家，而是遍臨各家。

文言文就好比進入古典文化世界的津樑，這津樑是要靠教師來建造的。教師自己不濟，津樑無法建成，對後學就是損失。

王力《請客》的吸引力，多少就是來自它的文白夾雜，用詞典雅，這就不能說是缺點而是優點了。當然以上都屬於文學技巧的範疇，真正引人重視的，還需要文章有充實的內容。

沒有藝術家不是經過刻苦的技巧訓練和不斷創作，才能獨樹一幟；也沒有科學家不是經過艱苦和枯燥的實驗，才能在不同領域上有所發現和創新，所以沒能「得把口」，不善交際，喜歡獨處，可能就是他們成功的最起碼條件。

面試是學校取錄小一新生的重要一關，但從中只揀選口齒伶俐的小孩，或許淘汰未來社會精英。

真要追求的可能只是優越，縱使未必成功。平淡卻無須追求的，較準確地說應是忍受平淡，進而以平淡為樂。認真經歷過人生、嚐過失敗苦楚的，也許才能明白由夢想優越而最終甘於平淡的箇中滋昧。

錢鍾書在牛津的畢業論文題目是《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英國文學裡的中國》。論文涉及的作者包括皇帝、貴族、使臣、將軍、航海家、傳教士等等達432位，引文徵引自410種書籍和報刊雜誌。

增加範文，是因應教學實踐，指取消範文會導致學生語文水平下降。但重訂範文，除非是逼於形勢，無心改善，只求敷衍過關，否則所佔分數和考核方式都要細心思量。

真正的生活成功者，不止是明白禍福相依而無所趨避，也不止是因了解禍福相依的必然而自我警惕，而是着着實實經過苦難而從中得到頓悟、得到解脫，而獲得了思想的解脫，進而得到心靈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