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設計一套系統的資優課程，使資優生在擅長的領域加速發展的同時，又不必完全抽離同齡人的學習圈子，是香港資優教育面臨的挑戰。

資優教育其實早在孩子幼年時就已經開始，父母往往是孩子的第一任資優導師。

《自由的國度2──STEM教育與美國》分享的，正是我在這條追求進步的道路上，關於教育的感想和思考。

我只希望幾十年後，我仍能將今天一樣問心無愧地說：我從來沒有講過我不相信的話。

我亦在此呼籲政府當局和社會有心人，一起組織香港參加其他國際科學奧林匹克

早前應邀擔任澳洲數學比賽香港賽區的頒獎嘉賓，以下是我在典禮致辭的譯文。

如果香港的企業家能把同樣的熱誠投放在本地高等教育，我將對香港私立大學的發展充滿信心。

什麼是藝術？人為什麼需要藝術？這或許是定義的問題，但在我眼中，藝術是人類生活的精神燃料，激勵人類追求美善。

各位有沒有想過，如果在一個數學比賽裏，每一題不是正確的答案得分，而是最多人答的答案才得分，會發生什麼事呢？為何數學比賽不是這樣的呢？

兩位大師都深信湯瑪斯．潘恩的名言：“It is error only, and not truth, that shrinks from inquiry.”

在普林斯頓大學，每個本科生四年內有四次機會使用「PDF」選項，即在一個課程只要拿到C-或以上，成績表上便只寫P，不算入平均分；如果拿D就顯示D；不及格就是F。這項政策的原意是讓學生可以無後顧之憂，放心探索不熟悉的知識領域。

羅拔．甘迺迪自己和希特拉是二十世紀演講最有力量的兩個人──後者能使理智的人變得瘋狂，前者能使瘋狂的人回復理智。

這些抽象的概念看似「務虛」，但其培養的數理意識和邏輯思維，卻讓人在各個較「務實」的範疇都受用無窮。

最近，我發現了「人名聯」的奇趣天地。昔日陳寅恪先生為清華大學入學試命題，力排眾議地出了一題對聯，上聯是「孫行者」，既是人名，亦藏虛實。結果有學生對出「胡適之」，得了滿分。我最近則在網上拋出上聯「張學良」，竟有人對出「宋教仁」，士皆稱絕。

我跟曾鈺成先生在很多政策上都意見分馳，但我們就新高中的通識教育科卻罕有地所見略同，對其缺乏系統的知識基礎感到遺憾。我從來不明白這科為何只著眼於當代時事（contemporary issues），而非像美國高中的博雅教育般，廣習古今東西的文理經典。

相反，如果事前準備好你想表達的重點，然後不論面試者問什麼問題，都把答案扯到你的重點上，便可反客為主，充分凸顯你的強項。換言之，答案是一早想好的，問題只是個空殼，讓你把答案填進去，萬變不離其宗。這就是我接受以色列電視台訪問領悟到的道理。

胡適先生嘗言：「為學當如埃及塔，要能博大要能高。」一方面，他認為「讀一書而已，則不足以知其書」，只有博覽群書，才能觸類旁通。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每年為幾名學生提供海外獎學金或海外研究生獎學金，為人才培育貢獻良多。

人類文明的每一項突破，都不是來自與世浮沉的多數，而是源於另闢蹊徑的少數。

只有當知識和能力並重，才能融會貫通，成就學問。

普林斯頓大學的教授花很多時間在學生身上，高等研究院則沒有學生。雖然在正式架構上沒有關係，但這兩個機構向來交流頻繁。

每當我很想做一件事，也會連忙提醒媽媽：「千萬不要叫我做這件事，如果你叫我，我便不會做了！」為什麼我們年輕人會有這種反叛心理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另一條蹊徑：有一個跟 SAT 類似的考試名叫 ACT，不少美國大學都容許以它代替 SAT 成績，或是兩者互補參照。

社會上最不顯眼的小人物，往往承載着激勵人心的故事和發人深省的智慧。世界每個角落的奇蹟，就是由無數個倫叔、無數個 Josue、無數個盧鋼偉交織出來的啊。

普林斯頓這種教授企業精神的模式是史無前例的，我衷心希望新模式在未來幾年能成功落實，甚至向更多學校傳播開去，為高等教育別開洞天。

為什麼沒有人投訴書店賣什麼書？因為書店是自由競爭的，不喜歡這間可以去另一間。但假如要統一全港書店的售賣書目，我們一定會爭個頭破血流了！

我覺得辯論社最美好之處，是真正有政治哲學層次的交流，而非侷限於「貼地」的枝節性問題。即使我們的政治觀點南轅北轍，都能融洽共處，享受辯論求知的樂趣。

選讀母校首屆 IB 課程的小部分同學轉投了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等國際學校，或是遠走他鄉，此亦無可厚非。然而，留下來的同學未有因此氣餒，反而咬緊牙關，五丁開山，最終全數創下驕人的成績，為母校歷史寫下可歌可泣的光輝一頁。

葉問武術思想的精髓，不在於「爭勝」，而在於「不爭」。

各種思想孰優孰劣，大學都應兼容並包，讓真理愈辯愈明，去蕪存菁。

雖然這兩首「打油詞」意境庸俗、平仄全錯、押韻厥如，但橫看豎看皆可，或能搏君一粲。

如果某國中央政府「一刀切」地容許移民自由進入國家，其實是在侵犯國內各地的居民的私有產權；加上各種「反歧視法例」的存在，客觀上會導致更多其中一方不願意的交易被迫發生。

無論將來世事多麼難料，我永遠都可以講一句：我在哪裡，哪裡就有香港。

萊特．沙普利（Lloyd Shapley）就是機制設計的先驅。他在201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跟1994年獲獎的納什教授互相輝映。

個半世紀以來，每當政府損害公民自由，我們總會聽到這樣的辯護：“But even Lincoln did that!” 這也是一些人這麼喜歡為林肯樹立權威的原因之一。

「這個時代的最大謬論，就是以為法律不但要是公正的，還必須是慈善的。人們以為法律不但要保障每個公民自由而不傷人地各展所能，自發上進，人們還要求法律直接促進人民的福祉、智慧和道德。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糖衣誘惑。但我要強調：法律的這兩個用途是互相矛盾，水火不容的。我們必須二擇其一。」

學而優則仕？未必如此。

每個人都有晉身「上級」的機會，這大概就是孟子所說的「人人皆可為堯舜」吧！

我深信普林斯頓永遠都會是自由而博雅的學府，但願她能繼續如校訓所言：「在上帝的名義下繁榮」！

既然這麼反對民主，那麼立國先賢們為美國設計的制度又是什麼呢？這是當年在費城開完制憲會議後，Benjamin Franklin 走出來時被一個中年婦女所問的問題。Franklin 答道：“A republic, Madam, if you can keep it.” 美國的政治制度不是民主，而是憲制共和。這是什麼意思呢？

一理通，百理明，只要明白基本的物理原則，遇到各種情況都可融會貫通。

在自由戀愛的社會中，通常由男方主動追求女方。事實上，這個機制的好處是會產生較穩定的婚姻組合。為什麼呢？

當魯濱遜獨自一人在孤島上時，他的決策很簡單，就是做最能達到自己目標的事情。但問題是當有兩個或以上的人同時行動，且會互相影響，而我不知道你會做什麼，你也不知道我會做什麼，我們怎麼知道什麼行動最能達到自己的目標呢？博弈論就是研究理性人的互動決策的學問。

西方傳統視自私（selfishness）為萬惡之源，但鄂蘭發現一種更極端的邪惡，是當一個人失去了自我的意識（即selflessness）。世界上最大的暴行，往往來自放棄做人的無足輕重之輩（nobodies）──鄂蘭把這稱為「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

數學家懷爾斯曾說：「能夠在成年事業實現我的童年夢想，是極其寶貴的恩典。」

數學的進步為物理的發展創造條件，物理的應用又為數學的研究增添動力。

無政府資本主義的穩定性，反而受到公共財問題的保護。此話何解？

只有當日月爭輝，才能迸發真正的文明之光，照亮格物致知的道路。

亞當．斯密（Adam Smith）曾說：“There is much ruin in a nation.” 意思是無論經過多少風暴蹂躪（包括世界大戰），一個國家都蘊含著無比的智慧和韌力，只要有自由安定的環境，人民必可迎難而上，再創新天，這也是哈定、柯立芝時代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質數和數論「無用」的狀況持續了幾千年。話說20世紀上半葉的戰亂時期，一個數學家被誤以為間諜而捉去處決，他連忙拿出跟一位知名數學家合作的數論文章，證明自己只是個研究「無用之物」的無辜學者，方才避過一劫。他事後笑稱，這大概是數論在現實生活中的唯一應用！

奇怪的是，如果兩人都招供，便需各入獄33年，遠差於兩人都保持沉默，各入獄三年的結果。

在貧民窟長大的黑人經濟學家索維爾（Thomas Sowell）嘆道：「黑人家庭熬過了幾個世紀的奴隸制和種族歧視，但卻因福利主義而土崩瓦解。」健全的家庭是人類社會的核心組織，也是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支柱。拆散窮人的家庭，又怎能幫他們脫貧呢？

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是描述宏觀世界的引力作用，至今發現最可靠的理論。要欣賞廣義相對論的重要性，我們要對宇宙中的四種基本力有全盤的認識。

百多年前，一位哲人寫道：「如果法西斯主義要來到美國，它將以『自由主義』之名而來」，實乃神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