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於江戶時代，中國的神靈傳入日本，並逐漸被納入日本民俗及宗教系統中，更發展出了在中國沒有的習俗。中大學者吳偉明教授在其新作《和魂漢神：中國民間信仰在德川日本的在地化》正正是探討這個有趣的現象。

就我而言，可以說父親對我的教育確實十分開明，賦予我極大的自由，可以開心上學，讀想讀的東西。這點常引起母親擔憂，母親覺得我的生活需要多點規矩，但父親極力避免讓我接受他自己不得不經歷的那種傳統教育。

在我心中，中國的不平衡讓人不可思議。母親眼中的中國，是她害怕會消失的傳統中國，她希望自己的獨生子對此能多少有所了解。母親將之視為職責，要讓我盡可能多認識中國，因為我是生長於異鄉的孩子。

4月19日是法國漢學家畢仰高90歲生日，新書《歷史的覆轍：中俄革命比較》最近亦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他曾經信仰共產主義，但文革令他理想幻滅。如今他說：「革命這事，若有可能，頂好還是不革。」

廣州是售賣廉價仿造品的一個主要地點，這些商品出口到南亞、東南亞、拉丁美洲、尤其是中東及非洲。那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商人在此貿易中角色非凡，當中人數最多的是非洲人。

《思考中醫》出版之後，劉力紅有一次和傅海吶提到希望將著作翻譯成英文，師弟就默默的將這個念頭付諸實行。

一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來得蹊蹺，去得古怪，中國命中有此一劫。十年辛苦遭逢，最後才發覺，沒有任何人從這場運動中得益，文革留給我們的，只是災難和負資產。

有些學者根據和參考新出史料，撰寫通史性質的中國近代史，但以之與郭廷以先生《近代中國史綱》這本巨作相比，總是感覺不足，甚至相形見絀，因而對郭先生的史學功夫和眼力，更不得不由衷欽佩。

今時今日，經濟全球化是個不斷被提及的現象，社會與社會之間、人與人之間愈來愈互相依存（interdependent），而這種跨國的互相依存對無數人的生活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思考國際政治問題可以呈現另類的政治可能性，改變我們原來習以為常看世界的方式，此亦是政治哲學的其中一項重要任務。但這些可能性會否過於樂觀或者烏托邦呢？

由人性中爭權逐利的普遍傾向，論證國家利益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性，政治現實主義需要回應一個問題：即使現實主義對國際政治的觀察是基於一種對於人性的深刻洞見，那為什麼在國家之內我們可以講道德講公平講正義？

國力的強弱是相對的，因此每個國家都要考慮自己在國際上的相對地位，而對國家安全的顧慮亦影響國家之間合作的可能性，因為如果其他國家在合作之中得到更大的利益，變得比自己更加強大，就無疑是削弱自己的國家安全。

社會正義是當代政治哲學的核心議題，其目的在於為社會制度尋找公平合理的基礎。然而，近年愈來愈多哲學家以及經濟學家意識到從單一社會層面討論正義已不足以處理很重大的道德問題。

「一中多制」同時着重「一中」與「多制」兩個面向，不光只是強調在大陸和台灣兩個主權性政治實體之上建一個「邦聯」或「大屋頂」，而是同時肯定兩岸四地的多樣化政制實況。

現在，許多美國人感到疑惑：中國人到底想要什麼？為什麼中國的軍費這麼高？他們是朋友還是敵人，是貿易夥伴，還是商業和地緣政治的對手？簡而言之，我們該怎麼跟中國打交道？

無論如何，李振盛拍的照片中存在的某種模棱兩可的內容，迫使我們不斷質疑我們以為我們正看到的東西。

向後看的目的是為了向前看。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這正是我出版這本書的初衷和願望。

現代的教育，好像愈來愈講求「目標為本」：但目標大多是死的框框，而框框的本質就是把東西分成內與外、「屬於」和「不屬於」。於是慢慢被忽略的就是一種「通才」與「通達」、一種所謂「跨學科」的靈活思考。

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經受巨大的人為災難之後，得到教訓與警示：前30年的根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以求國泰民安、繁榮富強。

文革的亂象背後，有堅實的社會凝聚力和國家控制力。前者來自領袖人物的絕對權威及其群眾盲目崇拜，後者基於對軍隊的控制和專政，即不必用法律作為依據的鎮壓手段。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不應當看成僅僅是某領導人的錯誤。很可惜，今天的年輕人大多將文革看成一場「走資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甚至以為是一場民眾狂歡或者百姓動亂。

著有《思考中醫》一書的劉力紅近日推出新作《黃帝內針》，和廣大讀者分享該套針法的奧秘。

港英政府究竟是按什麼準則來施政的？有什麼比較高明的招數，可以更有效解決社會矛盾？背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管治理念或體系，是港英官員從不說出口的為官之道？

十九大前廢置「大會海推」，高度推崇「談話」方法並試圖將之制度化，與中共這種強化毛主義傳統的總體路線是一致的，因此是具有指標意義的。

十九大幹部考察領導小組，可以加強黨代會選舉過程之前，由領導層名正言順主導的所謂協商，從而削弱黨代會上代表由黨章所賦予的自主權利。

權力再分配並不是在黨代會上完成的，而是在此前已經通過各種各樣的幕後行為完成了。

學者生涯是一種有使命的特權。「學術」可以界定得寬泛一點，科學也好、數學也好、哲學也好、人文藝術也好，都是學術，都是人類文明的支柱。沒這些東西，人類的生存跟動物的生存就沒區別。

本書著重梳理香港社運的軌跡，呈現抗爭政治的「庶民經驗」（plebeian experiences），探討經歷抗爭洗禮後，香港社會何去何從。

我們不打算冒險預測共產黨在中國還會統治多久。歷史上發生的偶然事件多變難測，這讓預言未來毫無價值。

余光中作品中不忌諱死亡，他表示不怕死亡。不怕死亡，當然也就不懼年老，不懼白髮了。然而，余光中真的不懼死亡嗎？人真的不懼死亡嗎？

「真文字」是被世俗濫用的。「偽文字」抽空了自身的部分，就剩「服裝」了，你怎麼用？

我懂得觸碰文字的作用，我的觸碰充滿了敬畏，也夾雜着調侃；在戲弄的同時，又把它們供在聖壇上。

我研究粵語，但粵語並不是我的母語。

「溫柔」並不是怯怕或懦弱，而是以最大的同理心去觸摸歷史的肌理，讓我們更有勇氣面對過去，面向未來。

將主流心臟學的方法介紹予公眾，病人閱後能與醫生就本身病況作理性的討論，而不會自行斷症、胡亂服藥。

即使在今天，他們對饑荒仍然記憶猶新。

人們都認為社會主義可以避免長期的貧窮和饑荒，事實並非如此。

在計劃經濟中，糧食的分配和統購統銷發揮着關鍵的作用。

中國傳統文學到底有多好？中國傳統文學又如何與豐富的西方文學傳統相抗衡？

近年官方編撰的中共黨史著作不再提高、饒二人企圖「篡黨奪權」，也不再說二人結為「反黨聯盟」，但仍維持其犯有「分裂黨」的錯誤這一結論。這種變與不變透露出對高、饒一案的處理至今仍有棘手之處。

出生於清末，歷經北洋、民國、直至共和國，被友人戲稱為「四朝元老」的周有光見證了百年時代變遷。

中國人的道德精神，所謂「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是不要人講環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