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8至19日，近90位世界政經領袖聚首香港，以亞洲角度，展望環球經濟。
美國應對回教國連串外交大失敗，失敗到連自己製造出來的災難也不自覺。
我回想起十多年前在美國工作，跟很多知識分子對話，他們的預言相當準確。
國民黨執政的八年來，人民感受最深的，是政府與人民的距離非常的遙遠，聽不到人民的聲音。
為什麼西方學者會認為這些變化是「去制度化」或者「制度化的失敗」呢？這就要看另外一個相關的概念，即「制度化」，也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黨內生活的「制度化」。
沒有普選，我們還有一人一票的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的地區直選。
中國憲政120年來沒有進步，儘管國力也有所增強，但沒有令港、台的向心力增加，反而走向相反。
最近在全球引起爭議的「同性婚姻」是否合法化的問題，隱然成為大選的火辣議題。支持同性婚姻，也勢將成為一把政治雙刃劍。
中國憲政120年來沒有進步，儘管國力也有所增強，但沒有令港、台的向心力增加，反而走向相反。
九十年代後，台灣才走向另一個方向，因為台灣看不到中國的民主有任何發展的空間。
九十年代後，台灣才走向另一個方向，因為台灣看不到中國的民主有任何發展的空間。
只要跳出政府諮詢的「A餐B餐」框框，退保問題根本不應是什麼世代之爭。如果在你們面前除了「A餐B餐」，還有「C餐」，你們會怎樣選擇呢？
法國軍校戰略研究所研究員德特格羅德（Benoît de Tréglodé）在談到中越關係時提出了一個獨特的論斷：由於腐敗一直侵蝕到越南政權的最高層，政治人物需要動輒動用巨額款項買官。如競逐政治局委員時，一名中央委員的一票索價百萬美金。此款從何而來？德特格羅德分析說，中國對越援款主要以投資、合作項目，甚至直接支持某國家領導人的方式實現。有人估算中國為了能夠掌握越南高層，對越援款達150億美元之多。
所幸編輯細查暗訪，將陳廷祚的功績載入省衛生志的史策。然而作弊者地位依然崇高，而且早已作古。書裡刊了一封中國科學院院士工作局的回信，對陳廷祚的投訴表示同情，承認他的貢獻，然而又無奈地表示，按照科學院的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的規定，對已故院士（學部委員）的投訴原則上不受理。
中國著名特區深圳市光明新區光明辦事處恒泰裕工業園後側，於2015年12月20日11時40分左右，突然發生塌坡災難，涉及恒泰裕、柳溪、德吉程三個工業園，33棟建築物瞬間掩埋或受損，人員被困，截至12月25日的數據，死亡七人，生還一人，失聯75人，相信掩埋者生存機會渺茫。國務院調查組12月25日公布的調查認定，這次災難是紅坳餘泥渣土受納場建築渣土堆積過高，引發倒塌所致，不是有些媒體聲稱的山體滑坡，不屬於自然地質災害，是一宗生產安全事故。就是說，此次慘劇被定性為一宗純粹的「人禍」。 據悉，事故發生前三個月，紅坳受納場已多次受到監管單位的警告，但無採取整改措施。事故發生前四天，監管單位簽發停工令，但該場仍置若罔聞。目前涉事公司高管已被警方帶走調查。深圳市委亦表示，對任何涉事人員一律追責。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深圳這次人禍慘劇，極震驚中南海，並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鑑於近幾年，尤其2015年以來，接二連三在特大城市發生人禍災難事件，令人質疑中共新高層的執政能力，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特於12月20、21日，召開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商討對策。時隔37年再次召開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針對一再發生的人禍災難事件，強調為城市建設搭建的頂層設計，將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務這兩個重點，把城市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住安全關、品質關，把安全工作落實到城市各個環節和各個領域。這個決策預示着2016年將是中國城市治理的元年。 城市人禍 接二連三 眾所周知，中國近幾年來，幾乎每年，都有大城市發生導致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的災難，尤以2015年為甚，這一年，元旦日，中國最大城市上海外灘新年狂歡之際，發生前所未有的人踏人事件，36人死亡。6月，重慶發生旅遊船翻沉事件，442人遇難。8月，開埠百餘年的天津塘沽，在距離住宅區僅600米的危險品倉庫突於夜間發生爆炸。12月20日，深圳發生塌坡瞬間吞噬整個工業區的人禍慘劇。災難頻頻發生，使人感到自己生活的城市竟是如此脆弱，如此不安全，不知如何是好？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在此背景下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正是要對症下藥。以前，城市的管理者往往為了政績做大 GDP ，重建設、輕規劃；重管理、輕服務，一味擴張「攤大餅」。這使得諸如北京等大城市，霧霾、擁堵、「大城市病」成為城市「標籤」；而二三線中小城市因過度開發遍布「空城」、「鬼城」，突顯城市管理水平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之間的巨大差距。現在，是到了認真解決「大城市病」問題的時候了。 城市會議 研擬對策 這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從中央層面為城市建設搭建頂層設計，在建設和管理兩端着力，改變城市發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體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解決「城市病」等突出問題。會議強調，抓城市的工作，一定要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務這兩個重點，不斷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務，徹底改變粗放型管理方式，讓人民群眾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住安全關、品質關，並把安全工作落實到城市工作和城市發展各個環節各個領域。 這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規格很高，首次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套開」。中共七個常委都出席，習近平和李克強發表講話，提出具體部署，會議強調，城市是中國各類要素資源和經濟社會活動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實現現代化，必須抓好城市這個「火車頭」。 會議還強調，當前和會後一個時期，城市工作的指導思想是要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社論解讀，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根本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解決好人的問題，是城市工作的價值指南；讓人民群眾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是城市管理和服務的重要標尺。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值得特別注意是，習近平強調，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發展道路，關鍵是堅持好「五個統籌」——統籌好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統籌好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統籌好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動力；統籌好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統籌好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在統籌上下功夫，在重點上求突破，本能讓城市發展更可持續更宜居。 城市治理 新的理念 這次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中，「城市治理」的概念首次出現在中央政策體系中，並首次提出「城市安全發展觀」、城市是中國發展的「火車頭」、安全是一切工作的首位。這些城市治理的新理念，尤其值得所有城市管理者咀嚼！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以人為本」當是未來城市治理的核心字詞。自古仁者愛人，對於城市管理者來說，只有把居民的生存權、發展權放在第一位，才能讓城市更加美好、安全、宜居。2016年能否開放中國城市治理，關鍵在城市管理者能否抓好管理和服務。 原文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圖片：亞新社）
中國和歐洲、非洲的外交取得了具有實質性的進展，而在兩塊中國一直在努力的領域則遇到了麻煩，即和美國的新型大國關係和在亞洲的周邊外交。這個局面說明了什麼？
在政府應該認真考慮全民退保的合理假設下，我建議政府在諮詢期間，就推行全民退保須增加多少稅收及對經濟影響有多大，作出不同的計算和測試，然後提出不同的加稅組合，讓學者和一般市民有詳盡的數據和客觀的分析作進一步討論。
「不停拉布成為政治常態，把議會的立法程序從少數服從多數變為少數的專政。」這句話是美國政治學者 Jean Edward Smith 說的，裏面說的議會是指美國參議院。相信很多人會覺得，這句話也可以用來形容我們的立法會。
在政府應該認真考慮全民退保的合理假設下，我建議政府在諮詢期間，就推行全民退保須增加多少稅收及對經濟影響有多大，作出不同的計算和測試，然後提出不同的加稅組合，讓學者和一般市民有詳盡的數據和客觀的分析作進一步討論。
經多年努力，香港科創稍露頭角，現在無論北京、港府、院校一連串舉措促進科創，香港年輕人應抱更大信心去開拓，實現創意夢想。
知人不深，識人不準，往往會出現用人不當、用人失誤。習近平用人新思路，核心就是要「用人得當」。
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其實「功夫在詩外」。能否做到立法清晰、職責明確、監管獨立，實際上取決於政府治理能力高下。
特朗普現象所反映的美國政治隱憂是，長久以來種族主義、仇外思想、反智傾向一直是美國政治生態中具有很大政治動能的暗流，這三股暗流再搭配上基督教原教主義，構成凝聚共和黨底層群眾的精神食糧。
古典歷史學教授 Ian Morris 研究了數千年來各地文明的社會發展軌跡。他指出，一個文明能否突破發展的瓶頸，取決於五股具破壞性的力量；香港能否掙脫目前的發展瓶頸，將取決於我們能否打敗「末日五騎士」。
中國一貫的國際立場是不干預他國內政，若是軍人政權已受到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全面展開經濟制裁，中國一向以遵守聯合國的決定行事聞名於天下，自會知所進退。
中國並不是現存國際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國無意把激進的變革引入現存國際秩序，而是要在內部和其他國家共享國際空間。這一點非常重要。
中國一貫的國際立場是不干預他國內政，若是軍人政權已受到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全面展開經濟制裁，中國一向以遵守聯合國的決定行事聞名於天下，自會知所進退。
中國並不是現存國際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國無意把激進的變革引入現存國際秩序，而是要在內部和其他國家共享國際空間。這一點非常重要。
要制訂成功的政策，必須先瞭解近二十年來，規管障礙實為施政失誤的罪魁禍首，政府未能締造寬鬆的營商環境，為日趨僵化的制度拆牆鬆縛。
前公民黨成員湯家驊辭去的新界東立法會議席，將於明年2月28日舉行補選。直至青年新政要求公民黨就參選人舉行初選前，這個補選沒有多少人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