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上旬去星馬，新加坡的一位記者談及台灣政治，問我：「選前你引述過，誰當選，誰倒楣？現在半年過去了，你有什麼新看法？」我說：「有了執政機會，做得好，是全民之福；做不好，豈止是總統個人倒楣？」 在去年總統大選投票前，我寫過這幾段話： 哪位參選人有本領，（1）在不接受「九二共識」下，兩岸能持續穩定交流？（2）在不增加稅收下，在不推動使用者付費下，提供更多社會福利？（3）在不痛下決心、六親不認下，國會可以改革，媒體可以回歸正道，政商勾結可以減少？ 「改變」困頓台灣策略 問三位參選人三個基本問題：你要用什麼方法及策略保證能「改變」今天困頓的台灣： （1）新政府能與中國大陸和平交流、合作雙贏嗎？你會公開宣示接受「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嗎？馬總統已經搭建兩岸橋，你要如何做「過橋人」，爭取台灣更多的機會及利益？ （2）台灣在兩黨對立、操縱族群、官員無能、民代失責、國會癱瘓、媒體誤國、經濟衰退、競爭力下降等現實下，你要如何來扭轉頹勢？ （3）多年難解的問題一個個都需要解決：從年金到廢核，從高齡化到少子化，從低物價到低薪資，從小確幸到「確不幸」。參選人有什麼「政策」既可治標，又可治本？即使有目標，也缺少工具，更沒有財源。「寶島」台灣漸漸變成台灣「空島」—人才外跑、投資不來、老人不少、年輕人不生。 這就是為什麼我聽到這種不厚道，卻又真實的評語：明年一月誰當選，誰倒楣。 原刊於遠見華人精英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站在今天的互聯網時代，人們容易察覺社交媒體如何利用傳統政黨的劣勢而顛覆之。
如果「上面」對任命人選的決定完全以民意為依據，那獲「欽點」的領袖也可以是「依靠群眾得位」的。
政府應該一視同仁，劃一收地，堵住悠悠之口。
現在政治人物常掛在嘴邊的「社會撕裂」，其根源正是來自互不信任、互相敵視。
香港警隊從50年前一群集體收規的「有牌爛仔」，蛻變成今天一支不僅知法守法、還視執法時不護短、不濫權施暴為理所當然的優良隊伍，期間經歷不少嚴峻考驗。
按法例而言，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立法原意雖好，但有時容易矯枉過正。
曾俊華雖是中國籍，卻似正遇上「湯若望之難」。
中國在馬的一帶一路發展配套會不會有變卦而被全面叫停呢？
林鄭月娥在記者會中則主要針對政府架構、經濟民生及青年議題，強調要紓解民困，推動經濟發展。
曾鈺成：政治顧問可代表中央，中央是干預應該干預的事情。
中國作為歷史最悠久的老大帝國，是現代社會的後來者。中國傳統意識入國人之心，可謂根深柢固。中國文化，由這種文化衍生的政治制度，提倡精英應該是治人的統治者。
香港的執政者、從政者、社會精英和主流媒體似乎都頭腦混亂、行動失措和失序
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北京把提名與選委的功能也混淆了，企圖速戰速決
田北俊、石永泰、鄭基恩三位以自身經驗分享領袖所需條件。
在強勢扶持下，林鄭可望順利上馬，超越梁的689，可能的結果是過七、望八，甚至超八。
從1990年代尾期直至2016年，中共對台工作系統意外地成了允許台灣借用「中華民國」大禮服的中流砥柱。
即使稅率低，但市民要承擔高昂生活成本，香港的真正稅率其實是頗高的。
中國在全球事務上正處於領導地位，為全球管治提供中國式思考，甚至具體的中國式方案。
小國需要朋友，不能再變小；大國需要敵人，才能變更大。
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源於對中國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的分析與認知。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
2030年距今不過13年時間，下任行政長官如能連任做足10年，2030年的香港將深受其施政影響。
學校與家庭教育的有機結合，三歲定了林鄭的六十。
陳：這麼說來，林鄭這些年在政府裡，可真委屈：上欠賢君，下缺能臣；英明神武，獨我一人！
花費公帑，理應為其分配和運用負責；但這不是表示隨時歡迎對院校自治權的侵犯和介入。
曾俊華參選其中一樣為人詬病的事，是他在任財政司長期間被指「年年計錯數」，大幅低估財政盈餘。
陳茂波指本年度財政預算案重心為增加社福開支及強化科創投資。
我們更應該從兩宗案件中暴露的管治問題汲取教訓，以及思考如何更好地鞏固案件彰顯的香港核心價值。
對一個在教育政策上沒有特別要求的政府來說，吳克儉局長也許會問：「我到底做錯咗啲乜？」
近年官方編撰的中共黨史著作不再提高、饒二人企圖「篡黨奪權」，也不再說二人結為「反黨聯盟」，但仍維持其犯有「分裂黨」的錯誤這一結論。這種變與不變透露出對高、饒一案的處理至今仍有棘手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