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了心儀總統,便可以把他競選時答應的都立法實施?只要看看Obama八年來才成功千辛萬苦通過的醫保法例便知道了。

5月紅歌大演唱,引起的網絡大戰仍在持續,涉及毛文革評價的論戰兩方,權稱為反思派、崇毛派。此次論戰的主角,是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四局副局長的紅二代馬曉力。

香港社會提供的工種單一,年輕人可以選擇的工作都以服務業為主,前景亦不算很好。

反腐專家指出,今次進行「回頭看」、回訪巡視,旨在讓心存僥幸者感到震懾常在,持續釋放監督永在的強烈訊號。

香港的泛民主派,表面上並沒有因本土派的不認同而放棄建設民主中國的理想,但長期以來泛民所做的,卻對建設中國民主幫助不大。他們叫的口號,很多都不容易實現,而他們亦拿不出具體的策略。

蔡總統指出:「歷史會記得我們這個勇敢的世代,這個國家的繁榮、尊嚴、團結、自信和公義,都有我們努力的痕跡。」「新」台灣人正是構建這個藍圖最重要的力量。

意大利思想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理解這句話的意思是,當代社會的要求促使人們去研究過去,從過去的經驗教訓中尋求解決當代問題的智慧。

面對急劇變化的地緣政治形勢,中國有諸多戰略選擇。中國的選擇極其重要,基本上決定了亞洲未來的地緣政治局面,甚至是戰爭與和平。

平反六四的聲音又響起來了,27年前天安門的鎗聲震撼了整個世界。

蔡總統指出:「歷史會記得我們這個勇敢的世代,這個國家的繁榮、尊嚴、團結、自信和公義,都有我們努力的痕跡。」「新」台灣人正是構建這個藍圖最重要的力量。

當代社會的要求促使人們去研究過去,從過去的經驗教訓中尋求解決當代問題的智慧。

面對急劇變化的地緣政治形勢,中國有諸多戰略選擇。中國的選擇極其重要,基本上決定了亞洲未來的地緣政治局面,甚至是戰爭與和平。

「是什麼令你認為香港是個特別的金融中心?」請你們輪流回答。或許由 George 開始吧,說出你心目中的答案,是什麼主要因素,讓香港成為如此重要的金融中心?

一國兩制不應該容許有人把香港內地化,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衝擊香港的核心價值。既然張德江表明中央要把香港「內地化」的說法完全沒有根據,港人便應該對特首、官員和其他愛國人士有意無意把香港內地化的言行保持高度警惕,有需要時直斥其非。這才是體現一國兩制的初心。

為何女性經濟地位提升,會導致社會不均加劇及削弱社會流動性?明顯因素在於「論資擇偶」(assortative mating)和家庭破碎兩方面。

「是什麼令你認為香港是個特別的金融中心?」請你們輪流回答。或許由 George 開始吧,說出你心目中的答案,是什麼主要因素,讓香港成為如此重要的金融中心?

在競選期間,他可以使用的政府資源,包括用公帑聘任的私人助理、辦公室主任、新聞統籌專員等,是否替他助選,無法界定。

覺醒,便要看到人生命中還有一股自我要求、自我超升的力量,自內而起,不要依賴任何人。一切外力都是條件性的、偶然性的,不能保證你得救。

一些惡名昭著的文革遺孽,一時竟成膜拜對象。這樣文革的流毒勢必繼續困擾中國社會。

打擊企業逃廢債,需要銀行監管部門、法院、公安、工商、稅務等多個部門形成合力,而這些部門工作的順利開展,都需要首先從斬斷政府任意干預之手開始,釐清政府和市場邊界,讓企業按照市場化原則開展重組,讓企業和銀行、債券投資者等債權人平等協商確定償債安排,減少法院判決執行的阻力,最終使得債權人損失最小化。

波斯特教授列舉十種表達「付出」與「愛心」的方法:讚頌、傳承、寬恕、勇氣、幽默、尊重、慈悲、忠誠、傾聽、創造。這些方法能將感激化為人性化的行動:幫助別人以及自己成長,樂觀積極,提升生命,找到價值,感同身受等。 西方學者提出的十個「付出」方法,與星雲大師提倡的「捨得」與「三好」——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相互呼應。 我常說:自己讀的是經濟,關心的是教育,嚮往的是和平。只要懂得機會成本,「和平紅利」就是最好的教材。如果放棄戰爭,贏得和平,本來要花天文數字的軍費就可移作和平用途,產生西方人提倡的「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引證艾森豪將軍當總統時的一段話,來說明「捨」戰爭,「得」和平是多麼重要: 「每一支造好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枚發射的火箭,最後說來,都相當於對那些飢餓無糧者和寒冷無衣者的偷竊。窮兵黷武的世界,不僅只是消耗了錢財,也消耗了勞動者的汗水、科學家的才智,以及下一代的希望⋯⋯這絕不是我們應有的生活方式。」 「機會成本」與「捨得」提供世人二個珍貴的思路:理性決定與人性化選擇。 (封面圖片:Pixabay)

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是經濟領域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基本觀念。任何一個「機會」及「作為」都有「成本」及「代價」;「機會」掌握得好,「成本」就少;「作為」對,「回饋」自然就多。從這裏演繹出人類需做的各種理性選擇:如效率的提升,決策錯誤的減少,白吃午餐的避免。 18世紀下半葉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是構建在機會成本、比較利益法則、一隻看不見的手等觀念上。20餘年來自從認識星雲大師後,常從他的著作與佛理的解釋中,發現有很多中外相通的道理;很好的一個例證就是「捨得」。 粗淺的解釋是:祇要有慾望,就患得失之心。經濟學就是研究如何以有限的資源來滿足無盡的慾望,因此必須要依靠邊際效用遞減,外部經濟、交易成本、理性預期等原則來做決定。 東西方相通的一個理念就是「捨得」。「捨得」就是「機會成本」的一個很好的詮釋及實踐。 「捨得」是一種機會的選擇,有捨才有得。捨是一種「減」,得是一種「加」。「捨」不一定是為了要「得」,但祇要捨,得就會自然而來。患得患失,人人有之,如果處理恰當,是一種理性的平衡,也是煩惱的解脫。 捨得與付出意義相近。五年前美國一位醫生也是科學家的波斯特(Stephen Post),任教於凱斯西儲大學寫了一本受人推崇的書,直譯的書名是「為什麼美好的事發生在好人身上?」,稍加引伸,書名就是「好人有好報」「捨就是得」。在他主持及其他多所大學所做的類似研究中發現:「選擇『付出』,會使人終生身心健康,這是有科學支持的忠告。」楊定一博士在中文序言中指出:無私的愛有益人類健康,他自己一直在資助及推廣這種研究。 對我們這個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國而言,先人早就訓示後代子孫「好人有好報」。這種提示不再是迷信、神話或者善意的鼓勵!對默默在做好事,從不企求回報的好人,這樣的科學發現,似乎是無關緊要的;正如有人捐款不是為了抵稅;對另外那些做了好事的人,果真科學也證明會有好報。 (請按下一頁繼續閱讀)

政治不正確的另一解釋,是智力、樣貌等的遺傳,令成功的父母較高機會有成功的子女。講到尾,又係運氣。

據俄方報道,中國的進口將不僅限於小麥,還可擴展至大豆、玉米、菜油等大宗農產品,以及奶類、肉類產品。顯然,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後,中俄貿易不再是中國進口石油、天然氣與礦產,變成互利互補的雙邊貿易擴張。

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蘇榮等「超級大老虎」受擒,特別是周永康成為30多年來首名受查而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官員,同時也成為首位落馬的正國家級領導人,打破「刑不上常委」的慣例。

〈點點回憶〉是長篇的文革紀事,原載北京《當代》雜誌,涉及羅瑞卿事件、黨內鬥爭的殘酷。更為重要的,是探索了「一黨領導」體制弊端,特別是高度集權下的家長制一言堂。

用學術的觀點去看殖民地,殖民地主義者根本稱不上有什麼道義可言。在長達好幾百年的近代西方殖民地主義橫行的記錄裏,無論是法理的道義,或是人道主義的道義,都是背道而馳,否則戰後成立的聯合國就不會呼籲帝國主義/殖民地主義者在1962年之前放棄他們的殖民地。 殖民地主義者不肯放棄殖民地 從1945年到1962年之間,殖民地主義者為了要繼續殖民地統治,發動了連年的戰爭,像越南戰爭,以及非洲數以百計的戰場,便是人類史上罕見的兵燹,有關殖民地主義者在戰後20年的戰亂,學術研究的著作可說是「汗牛充棟」,不勝枚舉。 這裏隨便拈來,Martin Meredith 所著:《非洲國:五十年獨立史》,是一本將非洲戰後由獨立建國前到建國後的50年遭逢戰亂的悲慘歷史,原因就是殖民地人民要結束外國統治,但殖民地主義者不肯放棄殖民地,即使聯合國通過決議要所有殖民地主義者放棄他們的殖民地,以1962年為限。可是西方殖民地主義者卻想盡辦法,打着各種名堂繼續插手干預,其中被當成理所當然的便是:因着人權、民主、自由的道義責任叫他們欲罷不能。 真相如何?Bob Geldol 介紹此書說:如果你未曾閱讀這本匪夷所思的書,你連非洲近代政治的皮毛認識也稱不上。這本書中描繪得最深入的一個歷史個案,是剛果獨立之父盧蒙巴當上總統後,迅即被前殖民地比利時當政者伙同其殖民地殘餘分子綁票分屍各地荒野,無法找回全屍。 剛果是非洲面積很大的國家,是比利時的殖民地,面積是比利時的77倍。1960年獨立時全國只有幾位大學畢業生(由外國歸來)。比利時捨不得這塊大地豐富的資源,不斷掠奪其資源,不開發當地人力資源,卻說其沒條件獨立建國,因此比利時有道義責任要留下來開發這個國家!像類似的借口,成為殖民地主義者常見,聯合國看不下去,因此斷然一刀切,定下1962年為全球終止殖民地的年限。 以上所述,是有感於英國外交事務委員會正在設立委員會聆訊調查有關《中英聯合聲明》在港的落實情況,英國這聆訊是出於其對港仍有「道義責任」的想法,令我想起1997之前中英開始談判後的十多年不斷被觸及的英國對香港的「道義」問題。當時討論得最多的是九七後香港有370多萬「英屬土公民」,英國要怎樣處理他們?他們會不會被遺棄?一個最直接的想法是英籍民身份可不可以移居英國? 香港「英屬土公民」不准移民英國 為了這問題,當時擔任香港行政議員的鄧蓮如和鐘士元曾代表他們企圖說服英國政府為着道義,這370多萬曾宣誓效忠英女皇的「英屬土公民」應得到保障。可是英國仍堅持這個「英屬土公民」的身份早在1971年已被取消移民英本土的資格。 1971年是因為烏干達政府要驅逐該國印裔的「英屬土公民」,要他們回去英國,英政府當時有見於數目太大,火急在24小時內由國會通過立法,取消所有殖民地的「英屬土公民」移居英國的資格。許多烏干達印裔英公民趕不及在24小時抵英的,全部被迫要另找其他國家移居,他們的尷尬與狼狽,一時引起世界關注。 鄧蓮如的丈夫還是道地的英國本土白人,鐘士元是港英政府的重臣,如此地位卻說動不英國重新立法收容香港的「英屬土公民」,最後還是中國有見於他們是「香港同胞」的道義之情,不介意英國用「英國國民(海外)」(British National-Overseas簡稱BNO)的身份讓他們繼續留居香港,同時也可用「香港特區護照」的中國公民身份。兩者不同的是:前者不能定居英國,後者可以定居中國領土,包括香港和大陸。前者唯一的作用是在中國領土之外,可持 BNO 向英使館尋求援助,中國使館也然。 澳門葡公民可移居葡萄牙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澳門的葡萄牙公民,不論華葡都得在主權轉移後,移居葡萄牙,也因為葡國加入歐盟,其公民因而取得在其他歐盟成員國定居與工作的資格。港人聞言,有不少在澳門出生的,趕急回去向澳門特區政府要回「澳門身份」,不少人遲了一步,被通知早有人冒領了他們的身份,年湮月久,要找文件重立澳門出生身份,談何容易?比較港澳的英葡兩種不同對待其殖民地屬土公民的態度,可見澳門的葡國身份,在港人心目中比英國身份有人道得多! 除了港人身份的問題外,不少港人(尤其是80後與90後)還認為香港在回歸前的80年代後的香港,一片繁榮與安定,是英國統治香港的貢獻,大陸卻遠遠不如,因此認定英國待殖民地並不寡情薄義,而是有情有意,大公無私。 可是若從過去一個半世紀去看,由於從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掠奪資源,英國本土的發展達到帝國興盛繁榮富強的高峰,香港同期間卻遭遇到一片混亂,變成各種負面的「天堂」:走私鴉片的「天堂」、販賣與綁架「豬仔」勞工到英國海外殖民地的「天堂」(「豬仔」在美國、加拿大、澳洲與紐西蘭等英殖民地過着非人的待遇,還引發當年上海同胞發動了一場著名的抗議游行);英國洋行大班紙醉金迷的「天堂」;還有華洋雜處道德淪喪的「天堂」(娼妓,偷、盜、搶、騙、黃、賭、毒橫行,直到20世紀50年代,香港還盛行「阻街女郎」當街當眾「拉夫」!)。 英國對香港沒有「道義」可言 其他一應民生的條件都未到位,吃水奇缺,直到50、60年代還會因排隊領水而秩序大亂;住房問題與新加坡脫離英殖民地統治後相比,香港的木屋、臨屋與新界遍地「鐵皮屋」直到80、90年代主權轉移前才得到改善,但卻遠遠落後於新加坡,新加坡早在60年代已完成殖民地時代的貧民窟拆除,並提供足夠的「組屋」安頓他們,以租或購的辦法讓居者有其屋。 新加坡其他一應的醫療、教育、社會安保、工作待遇、個人儲蓄等一應改善民生的管治都把港英時代的香港拋離在後,直到今天,香港在房屋、醫療衛生、個人收入與儲蓄、公共安全等等,都因為港英政府管治不當留下來的負累。因此,不比較,不看過去的紀錄,還以為英國是對香港這塊殖民地盡了管治的「道義」呢!其他還有種種不夠「道義」的地方。 總之,作為殖民地主義者,不說「道義」也罷,真的要說,所有殖民地主義者都不配!本文作者見證了從英國三個殖民地「捲地鋪」走人,也領教過他們的所謂「道義」,看了英國為《中英聯合聲明》大談「道義」,不勝噓唏! 原刊於《大馬華人周刊》,作者授權轉載。 (圖片:亞新社)

當他們意識到今天的特朗普已經勢不可擋時,才醒悟過來,意識到美國民主竟然也能產生這樣一個他們所不能接受的候選人。

對於中央來說,地方政府的內部管治問題從來不在他們的雷達區,除非內部問題上升到全國範圍。

上星期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來港「視察」,是代表中央政府及國家主席習近平向港人宣示調整對港政策。所以他一下機便請新聞界傳達習主席及中央對香港市民親切問候的良好祝願。(可惜新聞界卻始終沒有機會代表香港市民向張德江提問。) 一國兩制的初心 在特區政府安排的香港社會各界歡迎晚宴上,張德江發表重要講話。重中之重是他回顧當初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在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前提下,照顧香港的現實,最大程度保持香港的特色和優勢,以及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他稱中央體現了和堅守這個「一國兩制」的初心。他表示,在「不忘初心,方得始終」的原則下,港人對自己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的珍視,理應得到尊重;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則是對香港「本土」實際情況的最好照顧。因此,極小數人排斥「一國」,甚至倡議「港獨」,是違背了「一國兩制」的初心。 現在中央提出一國兩制初心論,包括明確尊重香港原有生活方式和核心價值,值得絕大多數港人真心地鼓掌歡迎。實事求是,過去幾年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有所動搖,主要原因是中央對港政策偏離了初心。國務院於2014年6月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對一國兩制的演釋,包括法官必須愛國等,便是個明顯例子。 尤有甚者,中央官員、學者,特首及政府官員,在港的中央機構,以及一眾愛國人士對港人的疑慮不是嘗試去化解,而是用「愛國神聖、不容爭辯」的大帽子壓下去。 再舉一個偏離初心的例子。無論是按照國家憲法或《基本法》,中央當然可以在有需要時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但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下,特首有責任向中央據理力爭,維護港人的利益;而在「原有生活方式不變」的保障下,港人可以各抒己見,包括表達一些中央認為不正確的言論,而不應被視為矛盾的敵方。以前者為例,今屆特首在令港人惶恐的李波事件上暴露不敢向中央陳請的懦弱形象。以後者為例,直至今次張德江來港,不少香港選民視為溫和的民主黨派,都被中央和特首劃分為不可溝通的反對派。 張德江講話有什麼含義? 張德江今次來港示範了一國兩制最初構想時的包容,就是史無前例地與幾位泛民議員會面,聽取他們對特區政府及梁特首的批評。他在離開香港前會見各界代表時,特別強調中央不分黨分派,會耐心聆聽不同意見,聽到之後將來可以交流。 張德江的講話,港人有信或不信的自由。但官員和建制人士卻沒有不跟從提示的選擇。我們應該在未來幾個月看到中央對港政策調整後的影響。讓我在下面舉出兩個情況供讀者參考。 第一、在張德江視察期間,全程笑臉迎人的梁特首會否繼續保持低調,甚至低聲下氣?有人在張德江尚未離港時放料,指他對財政司長曾俊華的滙報有意見。我估計此事曾令中央非常不滿,所以梁特首立刻出來澄清。我相信日後會看到梁特首積極地向泛民伸出友誼之手,例如已有傳聞他會帶領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深圳。這個改變是否為時已晚,留待博奕雙方考量。 第二、標榜愛國愛港的團體及個別積極分子日後的表演會否回復正常?今天香港亂象之一,正是不少人以「愛國」為名」,行「一制」之實。例如有人包圍法院,斥罵法官,甚至呼籲在網上對個別法官「起底」。有官方色彩的全國港澳研究會亦曾發表言論,指旺角騷亂是司法機關姑息暴力的後遺症。面對這些衝擊法治的行為,律政司長卻顯示罕有的包容態度。 有人指張德江在講話中希望香港的司法機構絕不能姑息縱容違法行為的說法是施壓之言,甚至是替批評香港法官姑息「暴徒」的言論背書。我認為這個結論不正確。有關句子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任何人可以凌駕法律之上」、「行政區政府⋯⋯切實履行維護法治的神聖職責」、「公正司法」、「社會各界對那些衝擊法治底線的行為也應該嚴厲地譴責」等字眼。張德江更強調「法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 香港失去法治,兩制便融為一制。既然張德江強調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的說法沒有根據,我相信打擊香港司法的言行會收歛,甚至暫時消失。 是次行程對9月選情的影響 在中央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下,我更希望警方的刑事調查,律政司的檢討決定,和廉政公署如何處理涉及梁特首的案件會令港人恢復對法治的信心,否則特區政府便是違背了中央要求的「履行維護法治的神聖職責」! 中央選擇在9月立法會選舉前向泛民釋出善意,對建制派的選情其實是利大於弊。一方面,激進分離派會繼續,甚至加強狙擊泛民。另一方面,中央容許梁特首受辱,令部分不喜歡他的建制選民消氣,有助鞏固票源。正如我之前分析(見〈建制派選舉穩中求勝〉4.5.2016),在非建制派碎片化的效應下,建制派完全有機會在地區直選上取得多數議席。所以泛民如何應對中央下一步的「交流」而又對選情有助,是個考驗智慧的政治難題。 無論如何,港人應該對張德江的講話「信住先」,看看特區政府和建制人士是否改弦易轍。同時,我們要繼續保持警惕,堅決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特別是法治和言論自由(包括講「獨」的自由。) 最後,張德江稱中央把香港內地化的說法沒有根據。其實張德江此行剛好凸顯香港的內地化問題愈來愈嚴重。實事求是,這個問題與中央和特區政府有莫大關連。我會在下篇文章詳細討論。 原刊於《信報》,作者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亞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