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茂波說出現財政赤字，又是暴亂和不穩定的因素造成。港鐵「沙中線」超級延遲通車，也跟暴徒破壞有關。我不排除他們說的暴力事件與現狀有某程度的因果關係，但這是主要原因嗎？不是！
如果特首拒絕聽取通過投票表達意見的市民的聲音，就會沒有對話，只有暴力，她知道嗎？選民的聲音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我們非普選的特首無權利不聽，也沒理由不聽。一個又聾又啞的特首，是沒有辦法跟她對話的。
街頭抗爭漸見暴力是由於前線警員濫捕和濫暴，而警方高層卻視而不見或甚至包庇下屬，令到大部分市民對現時的警隊感到極之不滿，所以暴力升級是果不是因。
法律絕對不能凌駕公義；守義達義才是法治的精神。
我知道在這麼惡劣環境下生活的，又何止我一人！我更知道，每一個香港人都可以隨時走，但我們選擇留下，因為我們肩上扛有責任！
對於民建聯在區議會選舉大敗，曾鈺成表示「輸得心服口服」，指最痛心的不是民建聯輸議席，而是聽到有人在街上為此歡呼。
《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在該報的「林行止專欄」中解讀，北京疾言厲色的「反制」聲明，「目的在為愛國情緒高漲的內地人民壯膽、打氣，進而可收恨死美帝的愛國同胞擁護中央的效應」！
教育下一代的重擔是需要家庭、學校及社會共同挑起。家長的身教至為重要，俗語說「言教不如身教」，小孩的學習模仿能力高，常常有樣學樣，所以家庭的耳濡目染影響下一代至深。
我們今天面對的問題，不只是所謂「失去一兩代人」，整個社會更可能要面對持久的仇恨和對立，無論你持那個政治立場，這結果都不可能是一件好事。
社會必須具有一個有思想的文化中產，引領社會的進步，否則物質意義上的進步不見得會導向整體社會的進步，說不定還會走向災難。
中美貿易戰談談打打，加上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中美對抗之勢已成，香港在這場大國「鬥爭」之中沒有什麼角色可以扮演，反而因為「一國」利益要先行，香港只能配合北京的政策，自主發揮的空間近乎零。
什麼是民主？這是個大問題！筆者在《廣義財政論》中，給出民主的基本定義。民主：就是居民議稅能力與議稅權力之集合。
我不知道特首和建制派會如何向中央解釋這次區選的結果。我期望中央客觀分析現時香港的民意，以及明白單靠武力不能止暴制亂，讓香港重新上路，繼續對國家作出貢獻。
梁超然校長寄語年輕人「行動和創造，應比批判來得優先」。同時，青年工作者和校長亦應謙卑聆聽青年人聲音。
準確而言，坐鎮北京的公安部部長趙克志才是香港警隊的「一哥」，他負責指揮着香港「當前最緊逼的止暴制亂、恢復秩序工作」，就連特首林鄭月娥、李家超、鄭若驊，看來也要向他匯報和請示。
北京怕失去香港。但愈是焦慮，若只對香港操控加碼，把一些人民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必適得其反，墮入人家的政治圈套。
究竟北京準備如何完善特首與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外界不得而知。時不我待，在形勢緊急的情况下，為今之計，只有盡快替換特首一招較為可行實際。
彭博決定親自上場，他的策略是走中間路線，既和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義劃清界限，也有別於民主黨主流的左翼激進主義。
說到底，「冇良心」的香港人是不配高質的特區政府和警隊。如今之計，最好是讓低端港人自己管理自己，讓他們攬炒，讓黑暴歸香港。
港警與市民抗爭時投擲大量催淚彈，四處槍擊市民，他犯的是戰爭罪行。港警無視人類，當被捕者不是人般狂毆、虐待，隨意令任何人被失蹤、被自殺，他犯的是國際刑事法：港人可把港警告上會實行普遍管轄權的外國法庭。
在民主社會中的公民，此刻必須認清：少寄望於政府，多寄望於自己。自己應當負起責任，努力兌現社會需要的「文明清單」，才能打造「文明台灣」的八項目標。
香港人這次以超大比數擊敗建制派，是近一年來「和、勇同行」、「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綜合結果，反映香港市民團結一致不懼強權，努力捍衛自由、竭力爭取民主所取得的階段性勝利。
常言魔鬼在細節，法案的條文和用詞的確有不少令中方暴跳如雷的地方。法案包含對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可能構成冒犯的條款還有很多，不能盡錄。
從反修例運動爆發至今，聶德權認為，很多年輕人對國家的認識和了解可能存在負面的印象，希望他們願意以開放的態度去了解內地的發展情況。
年輕人有理想，他們從平權角度思考，認定公民提名最為最合理。但我希望年輕人明白世途險惡、合約精神，以及守義的重要性。
我相信特朗普應該知道，這條法案將會令香港進入艱辛歲月，無形中不利民主派在立法會選舉，但美國又點解要強行通過這個令中美港攬炒的法案呢？
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已發生的事固然無法找出真相，但面對有增無減的警暴，港人可如何反擊？
這次區議會選舉大變，從民主意義來說，是好事，也是所謂政黨輪替在地區上的表現。轉變未必可以落實，但至少給出機會，讓不同的人和組織從事。而經時間考驗，優劣真偽可辨，下一次選舉也可以扭轉。
網民今天（1日）在尖沙咀發起「毋忘初心大遊行」。人群下午3時15分左右在尖沙咀鐘樓起步，隊頭在下午4時已抵達終點紅磡香港體育館。期間警方多次在遊行隊伍施放催淚彈。
到底今次建制派的誤判，是統戰系統出現道德風險的問題，還是大數據分析的局限令他們在「黑天鵝」出現時措手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