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處穆沙拉夫死刑，是巴基斯坦司法系統介入政治的新一輪嘗試。從這個角度看，巴基斯坦政壇未來的麻煩和混亂還多着呢。
伊朗沒有能力正面與美軍衝突，但他可以利用其他中東的什葉派勢力處處與美國作對，看來特朗普在中東的部署已因這次事件而打亂，退不但丟臉，而且會進一步失去在中東的影響力，但進則要投入更多的資源，從此泥足深陷。
很多西方國家看待中國體制時猶如「盲人摸象」，大多用「威權政體」概括。康乃爾大學政治學博士王紹光建議西方應「睜開眼睛」，用開放思維重新思考中國。
2020年，全球的目光聚焦於東亞，由朝鮮半島、台灣、香港到南中國海，成為一條岩漿熱湧、隨時噴薄而出的火山海嘯紅色地帶。
所有的裂變在陷入困境的這一刻才成為可能。在恐懼與幻滅、對立與衝突之後，我們可以再次見證世界的理性和希望，宇宙大爆炸之後所形成的生命不就是最好的詮釋嗎？！
2019年應在歷史上定位為中美「超限戰」元年，可以確定，此戰一去30年，不因特朗普連任與否而改變，美國的國力相對衰弱卻因特朗普的孤立主義，而眾怒所歸，多四年更好。
無論是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國，還是在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兩者又面臨前所未有的、且普遍和相似的挑戰與困境，但雙方卻過多地畏懼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彼此間的不同，甚至上升到美中的對抗。
擁有一頭捲髮圓臉孔大眼睛和濃密鬍鬚的愛因斯坦，應是最廣為人知的科學家。愛因斯坦（1879-1958）一生曾經持有多個國籍？
2019年結束之際，我們陷入了「失範」狀態，我們在迷亂中目睹社會的錯亂、失序；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價值、信仰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甚至瓦解，而所有的這一切似乎都緣起於「恐懼」。
「緬甸有兩個昂山素姬，2015年大選前的和2015大選後的，而我們在海牙看到的是後者。」
世界如何變得如此憤怒？沒有多少年前，人們都還在講全球村、一體化、互相依賴、世界和平等等，但今天的主題詞則變成了逆全球化、脫鈎、衝突和戰爭了。短短數年，今非昔比。
民主制度一人一票是不可避免，但要重新設計。民主應是地方性的，不應向英國公投那麼大規模。鄭永年提倡有限、有級別的民主，在影響基層民生領域實施。中國沒有民主也不行，但像西方的民主也不行。
我沒有政治野心。即使當初成了個失敗的總理，我還是會昂首挺胸。我回應了內心的召喚、履行了責任，也為這個使命奉獻了一生。我無愧於心了。
法國總統馬克龍形容，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已接近「腦死」。這個在國際安全上舉足輕重的70年跨國組織，為何會走到這個貌合神離的地步？
中美關係充滿着巨大的不確定性，雙邊關係日益惡化。在全面「戰爭」的臨界點下中方應以冷靜和理性的態度應對，專注自身發展與持續實現現代化。
美國為當世界「一哥」，花了以萬億計的資金，令歐洲、日本以至眾多國家投入美國懷抱。顯而易見，美國最初用納稅人的錢，但很快便入不敷出，馬上改用「未來錢」，如今美國負債近23萬億美元，債台高築亦不足以形容！
媒體的報道，只是搖旗吶喊，西方國家領袖的褒獎，才是把昂山素姬捧上天的真正推手。
有人說這次英國大選是戰後英國最重要的一次選舉，擾攘多年的英國脫歐由此進入直路。這次選舉令我反思香港剛剛舉行過的區議會選舉，兩者甚多雷同之處。
民眾經濟利益的受損和對精英的不滿，在社交媒體的助力下，催生了一波洶湧的民粹主義浪潮。
在區議會選舉大勝之後，遊行示威都比較克制，大娘相信是關帝顯靈，點醒香港政府官員，任由泛民在區議會選舉大勝，建制放棄區議員職位，就可以達到止暴制亂的目的，所以，應該是關羽止暴制亂。
美國削弱中國經濟先從削減貿易赤字入手（科技方面則從華為、中興入手）。日高義樹表示中國再難像以往般依賴出口美國帶動經濟增長和創匯。
今次風波證明一個僵硬的權力結構滿布盲點，而且當事態發展嚴重偏離預定路線時，只有極少可以發現的途徑。這種上層的有限視野解釋了威權政權面對突如其來的叛亂的脆弱性，而叛亂通常是由這種「資訊串流」所引發的。
危中必有機，現在應是全盤檢討，重新部署，動員各方力量救港的好時機！
《信報》創辦人林行止在該報的「林行止專欄」中解讀，北京疾言厲色的「反制」聲明，「目的在為愛國情緒高漲的內地人民壯膽、打氣，進而可收恨死美帝的愛國同胞擁護中央的效應」！
中美貿易戰談談打打，加上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中美對抗之勢已成，香港在這場大國「鬥爭」之中沒有什麼角色可以扮演，反而因為「一國」利益要先行，香港只能配合北京的政策，自主發揮的空間近乎零。
彭博決定親自上場，他的策略是走中間路線，既和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義劃清界限，也有別於民主黨主流的左翼激進主義。
常言魔鬼在細節，法案的條文和用詞的確有不少令中方暴跳如雷的地方。法案包含對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可能構成冒犯的條款還有很多，不能盡錄。
我相信特朗普應該知道，這條法案將會令香港進入艱辛歲月，無形中不利民主派在立法會選舉，但美國又點解要強行通過這個令中美港攬炒的法案呢？
北京指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想干預中國的內政，就是因為這條法例可能導致特區官員不能一心一意效忠特區政府，還得時刻留意着，自己可不要做了一些令華盛頓不快的事情。
兩位相識半個世紀的學者難得聚首，暢論中日關係。他們均認為兩國的經濟實力近年雖出現逆轉，但日本的社會發展進程仍值得中國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