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着緊中央的看法和內地人的感受，可能是她遲遲不願限制身處病毒源頭的內地人來港，藉以減低病毒在香港傳播的原因。
有關武漢疫情，論者甚多，在此不贅。但值得關注的是，按目前形勢，疫情繼續擴散，將會延伸什麼後果？
執政為民者能夠和應該做的只有八個字：科學決策，資訊公開。及時公開信息，不會造成混亂，只會安定人心。
武肺危機，令箝制言論多元的中國，自食其果。中國容不下一切異見，俱打成所謂「五獨俱全」。
病毒的發源和擴散有其自身的規律，在這一過程中，體制只是第二位的，即體制是否有能力有效預防或遏止病毒的擴散。如果要從源頭上消除病毒，人們還必須有科學的知識和科學的生活方式。
普通人的自由選擇，將來可能都是由系統設計者所操控的。人類社會將進一步由精英分子所掌控。
如今疫情大爆發，「沙士」恐慌重現。為官者如何對應？──口中為民父母官，心裏人命賤如泥；月前不聽專家勸，如今狂宣抗疫聲。中央下令全民抗疫，但不要奢望中央領導人到疫區去。
中國的人口這麼多，而且全國各地的發展參差很大，要有效地組織起來並不容易。
中央會覺得香港的疑似「港獨」思維會產生漣漪效應，助長疆獨、藏獨、台獨、甚至蒙獨，弄得不好，習主席成了「五獨教主」。所以，必須治香港反對派以重手段。
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說，一國兩制堅持得不好，香港就會紛爭不止、亂象不斷。他沒有說明，一國兩制堅持得不好是什麼原因、誰的責任。
歷來在台灣人頭上有個揮之不去的陰影，即「昨日西藏、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而反送中運動則突顯了這種危機感是實實在在的。
1月15日，駱惠寧主持中聯辦的新春酒會。他致詞稱，「止暴制亂」仍是首要任務，但也有「親和」之語：「一家人之間有商有量，再大的事情都好解決」。港官不對話、不談判、不設獨立調查委員會，能緩解民怨嗎？
2019香港區議會選舉和今年台灣大選使香港人和台灣人不僅成為爭取自由的戰友，而且使民主的兄弟姐妹血脈相連。他們應感謝習近平與林鄭月娥讓他們聯合在一起。
在一國兩制下，中聯辦是中央政府駐港的最高權力機構，坊間一直有「中環不亮西環亮」之說。特別是中聯辦的架構和花費近年急劇膨漲，那麼大的衙門，如果連準確反應民意也做不好，實在說不過去。
經濟全球化所導致的中美之間的高度經貿依存關係，到底能不能阻止兩國的衝突和戰爭？
這場台灣總統選舉跟香港局勢息息相關，蔡英文應該了解得很清楚。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昨晚（15日）於2020中聯辦新春酒會致辭表示，珍惜香港這個家是所有真正關心香港、愛護香港的人的共同心聲、共同期盼和共同責任。
剛履新的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是臨危受命，初步看來，他被中央看重的原因，相信是他出任青海和山西兩省省委書記期間，在領導「止暴制亂」和「地方肅貪」的表現，以及他在執行上述工作時「與國家安全部門合作」的資歷。
今次蔡英文成功翻盤，實在是得力於香港這場令台灣人看得驚心動魄的抗爭運動。「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魔咒，令大多數台灣選民在重經濟和保民主之間作出明確的選擇。
臨危受命，反映中央政府最終是看到香港的危機。危機不僅在香港，更在國家安全的大局、新冷戰下中國涉外政策的大局。危機不限於香港，便不能單靠在香港內部的統戰便可以解決。
過去談到溝通時，都碰到一個問題：誰作主動？誰走出第一步。很多人以為，自己行出笫一步，就是「失去威嚴」，比對方低了一等。尤其是當自己的輩分或地位比對方高的時候，更認為對方應該主動，才能顯示誠意。
2019年6月起，香港因「陳同佳案」及《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示威、動盪至今仍未平息，「止暴制亂」成為多方領導人的強烈呼聲。
有人猜測，中央先換中聯辦的王志民，隨後可能還會換特首林鄭月娥。其實，這已不用猜測，局勢的演變結果早已把答案寫在牆上。
國務院突然任命駱惠寧為香港中聯辦主任，可謂臨危受命。在這史無前例的任命的背後，北京欲突破原有治港框架，大幅調整治港政策的意圖已表露無遺。
雖然駱惠寧取得第一個好印象，但關鍵是北京會否改變強硬政策？眼前這一刻，我形容為「閃變」。假如北京真的忽然閃出一剎那寬鬆的念頭，那麼這一「閃」，將會導致日後的「變」（由強硬變務實）？還是一閃就沒有？
中聯辦主任換人，不等於中央會同時改變對港政策。但新人上任會提供一個方便的空間，讓既定政策有需要時可以調整，起碼新任官員毋須有打倒昨天的我之尷尬。
中聯辦換人並不表示北京會改變既定方針政策，但希望北京從過去七個月的事態發展認識到香港人的意志和團結。
今天中國所面臨的問題是，儘管人們討論結構性改革已經很多年，但迄今為止誰也不清楚中國的結構是什麼？很多人還是深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論，結果各級政府出台的很多政策根本不符合中國國情。
所有的裂變在陷入困境的這一刻才成為可能。在恐懼與幻滅、對立與衝突之後，我們可以再次見證世界的理性和希望，宇宙大爆炸之後所形成的生命不就是最好的詮釋嗎？！
無論是在自由資本主義的美國，還是在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兩者又面臨前所未有的、且普遍和相似的挑戰與困境，但雙方卻過多地畏懼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彼此間的不同，甚至上升到美中的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