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五四」，學生有「火燒趙家樓」之舉，北洋政府釋放了肇事者；毛時代的「四五」（1976）雖拘押了數百人，但未開槍；30年前的「六四」，卻對和平請願學生開槍清場。
修訂《逃犯條例》將嚴重破壞香港一國兩制優勢，對內地和香港做成長遠、無法挽回的傷害，進一步擴大內地和香港的制度以及與國際社會的衝突，絕對不能倉促行事。
程翔認為，習近平上任多年，除了逐步破壞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外，還將香港的機制拆除，使一國兩制受到嚴重的衝擊。
假如科技戰之後是金融戰，SWIFT在美國施壓不再向中國甚至部分香港的金融機構提供服務，我們怎麼辦？
30年後的今天，香港記者未忘六四亡魂，製作了紀錄片〈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再現1989年6月3日、4日天安門廣場的場景，追述子彈橫飛下的採訪故事，說出「生死一線間」的感受。
六四30周年一周前，支聯會舉行愛國民主遊行，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到中聯辦，向中共表達民主訴求，平反六四。今年遊行在風雨中度過，但堅持追求民主的心。
100年前的五四運動（下稱「五四」），是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文化運動。它的光環，在於以科學、民主為主調的思想啟蒙。
今年除了是六四30周年，也是中共建國70周年。中國問題評論員林和立留意習大大（習近平）對很多活動，尤其是推進民主的活動，沒有太大興趣。但有一件事情有獨鍾，就是閱兵。
對六四死難者的悼念，是人類最起碼同情心、同理心的表達，更重要的是對大陸民主、法治、人權狀況的持續關注和表態。
我看到的是，六四屠殺只是極權殘暴的最惡劣展示，之後一直以不同方式展示其專橫，從沒停止。
今天特區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對於內地法院提出移交請求，即先由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以啟動移交程序，再由香港法院依賴內地提供的表面證供作移交決定。這無疑是將內地的司法權力引入香港。
北上發展是個人意願，由社會經濟因素決定，不得不經過事業前景、工資水平、生活環境等實際考慮才會付諸實行，但是在大灣區自由流動這種生活模式，對願意開拓其他機會的市民而言無疑是多一個向外闖的選擇。
自回歸以來，香港和內地司法部門就移交逃犯的安排，曾舉行了多次會議，甚而被形容為接觸「頻繁」。雙方專家就制定有關移交逃犯安排的主要事宜，包括保障措施、共同司法管轄權的情況和程序，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香港沙頭角的形勢對比防川的敏感三國位置，顯然單純得多，連防川都能夠為了促進旅遊教育而協調得出進入軍事禁區的便民安排，沙頭角也應該能夠找到不破壞保安而又便民和促進偏遠鄉郊發展的方案。
張思平認為，在經濟內地化的同時，香港也逐步向內地的體制和政策靠攏，甚至在政治領域，可能以消除「港獨」為理由，對基本法確定的中央和香港的特殊政治體制和政治安排做出一些重大調整。
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時強調，「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他這番講話，完全是扭曲了中國人民所認知的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
香港市民對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國民責任並不重視，有其歷史因素，需要時間化解。相信這個矛盾終有緩解，社會的尖銳對抗也將降溫。
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是黨賴以建立和活動的法規體系的基礎，具有最高黨法、根本大法的效力，而共產黨是領導着全國「各族人民」來「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
紅二代名人陶斯亮最近發表〈耀邦叔叔〉一文，提到耀邦被逼下台（1986年底）受冤屈，學生憤憤不平，要求公正對待他，後來演變為八九學潮……
老一輩經濟學者馮蘭瑞關心民疾，提到農村「土皇帝」折騰農民，所謂農民「主人公地位」，只是「一句奢侈的空談」，連農地種什麼也由「官」決定。
我們對中國的前途是樂觀的，我們相信中國政府將會繼續施行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政策，繼續幫助世界弱小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發展，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將會繼續提高。
面對「亞文革」的造神和社會恐懼，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論析「文革那一套做法借屍還魂」，呼籲走憲政民主之路。他持續講真話，遭到「秋後算帳」。
目前，除京滬、京廣通道上的高鐵運輸能力得到較高利用外，其他高鐵項目的運能大量閒置，存在嚴重虧損。
科學這「好東西」沒在中國出現，因為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只視科學為「好東西」，沒正反兼顧全面認識科學，欠缺「自由、自制、自省」科學精神。
毛教訓知識分子要夾起尾巴走路，不要翹尾巴；紅大媽跑到紐約聯合國大廈前唱紅歌，罵「帝國主義夾着尾巴逃跑了」。這是引起爭議的「低級紅」。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在國際化的層面，學香港，或以香港作為主導、帶領，結果會是弄巧反拙。
在「亞文革」政治生態下，北京政局有新的變化。一方面，增強宣揚權力雲端第一人的核心權威；另一方面，發出持續亮劍、鬥爭的警示，展開清除「兩面人」的鬥爭。
日高義樹引述他在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知情友人表示，被召回國後遭到拘留的中國公安部原副部長、國際刑警組織前主席孟宏偉擁有良好的國際常識和感覺，對中國的無理要求採取不合作甚至反對的姿態。
「寸土必爭」往往只是「愛國」的口號、在毛時代（1949—1976），毛常犧牲人民利益「照顧兄弟黨」，在民眾飢餓中，向紅朝、紅越、阿爾巴尼亞等「慷慨援助」糧食、高幹享受品。毛甚至把領土白頭山送給金日成。
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教授覺得香港作為榜樣的定位，在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方面讓內地學習，也就是說，讓灣區香港化，而不是把香港、澳門內地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