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

像6月和7月香港的亂局仍將持續一段時間。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戰略是明確的，與2012年11月以來習近平主席時期強調的國家安全重點是一致的。

修訂本身是一項可供中國學習和構建「跨法域現代法律治理」的試金石，但從今天所見，粗枝大葉的修訂卻造成今天的惡果，特首林鄭最終承認修訂工作「全面失敗」，社會還正在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整體社會的「趨善」環境，沒有能夠轉化成為個體層面的道德提升。那種在很多發達社會所見到的理性、開放、進步、容忍、文明、平和、簡單等行為方式並沒有出現。很多人變得為了自己的一點點利益而不擇手段。

什麼這個國家的花圈裏／總是滲出鮮血／為什麼這些腳不能自由走動／為什麼總是孩子們／一輩輩走上街頭（當代 徐敬亞）

習近平：你不是口口聲聲要「為全球治理貢獻中國的智慧」嗎？請你現在先學學古人的智慧：揮淚斬馬謖了！

假如逆權運動獲得大多數民眾的支持，習總處心積慮進一步收緊香港政策的陰謀就難得逞。

由於公安機關可以完全獨立地辦理刑事案件，不受檢察機關的領導和指揮，檢察機關一般無法參與公安機關進行的偵查活動，根本無從實施有效的「法律監督」。

觀乎有國家多年來干預別國事務甚至炮製推翻政權扶植代理政權的事實，加上恐怖主義猖獗，我認為維穩有實際需要。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認為香港有極少數人挾洋自重，甘當外部勢力的馬前卒，企圖攪亂香港、亂中取利。這些行為應當引起全社會的高度警覺和堅決反對。

八九民運激起港人的盼望與失落，是一份休戚與共的經歷和感受，透過支聯會年年勤加「拂拭」的煥發，在港人心中建立起來的集體記憶，不僅沒被塵封與磨滅，反而隨時間的推移而更為港人珍惜。

百年前的「五四」，學生有「火燒趙家樓」之舉，北洋政府釋放了肇事者；毛時代的「四五」（1976）雖拘押了數百人，但未開槍；30年前的「六四」，卻對和平請願學生開槍清場。

修訂《逃犯條例》將嚴重破壞香港一國兩制優勢，對內地和香港做成長遠、無法挽回的傷害，進一步擴大內地和香港的制度以及與國際社會的衝突，絕對不能倉促行事。

程翔認為，習近平上任多年，除了逐步破壞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外，還將香港的機制拆除，使一國兩制受到嚴重的衝擊。

假如科技戰之後是金融戰，SWIFT在美國施壓不再向中國甚至部分香港的金融機構提供服務，我們怎麼辦？

30年後的今天，香港記者未忘六四亡魂，製作了紀錄片〈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再現1989年6月3日、4日天安門廣場的場景，追述子彈橫飛下的採訪故事，說出「生死一線間」的感受。

六四30周年一周前，支聯會舉行愛國民主遊行，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到中聯辦，向中共表達民主訴求，平反六四。今年遊行在風雨中度過，但堅持追求民主的心。

100年前的五四運動（下稱「五四」），是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文化運動。它的光環，在於以科學、民主為主調的思想啟蒙。

今年除了是六四30周年，也是中共建國70周年。中國問題評論員林和立留意習大大（習近平）對很多活動，尤其是推進民主的活動，沒有太大興趣。但有一件事情有獨鍾，就是閱兵。

對六四死難者的悼念，是人類最起碼同情心、同理心的表達，更重要的是對大陸民主、法治、人權狀況的持續關注和表態。

我看到的是，六四屠殺只是極權殘暴的最惡劣展示，之後一直以不同方式展示其專橫，從沒停止。

今天特區政府提出的《逃犯條例》修訂，對於內地法院提出移交請求，即先由行政長官發出證明書以啟動移交程序，再由香港法院依賴內地提供的表面證供作移交決定。這無疑是將內地的司法權力引入香港。

北上發展是個人意願，由社會經濟因素決定，不得不經過事業前景、工資水平、生活環境等實際考慮才會付諸實行，但是在大灣區自由流動這種生活模式，對願意開拓其他機會的市民而言無疑是多一個向外闖的選擇。

自回歸以來，香港和內地司法部門就移交逃犯的安排，曾舉行了多次會議，甚而被形容為接觸「頻繁」。雙方專家就制定有關移交逃犯安排的主要事宜，包括保障措施、共同司法管轄權的情況和程序，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香港沙頭角的形勢對比防川的敏感三國位置，顯然單純得多，連防川都能夠為了促進旅遊教育而協調得出進入軍事禁區的便民安排，沙頭角也應該能夠找到不破壞保安而又便民和促進偏遠鄉郊發展的方案。

張思平認為，在經濟內地化的同時，香港也逐步向內地的體制和政策靠攏，甚至在政治領域，可能以消除「港獨」為理由，對基本法確定的中央和香港的特殊政治體制和政治安排做出一些重大調整。

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時強調，「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他這番講話，完全是扭曲了中國人民所認知的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

香港市民對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國民責任並不重視，有其歷史因素，需要時間化解。相信這個矛盾終有緩解，社會的尖銳對抗也將降溫。

在中國，共產黨的「黨章」是黨賴以建立和活動的法規體系的基礎，具有最高黨法、根本大法的效力，而共產黨是領導着全國「各族人民」來「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

紅二代名人陶斯亮最近發表〈耀邦叔叔〉一文，提到耀邦被逼下台（1986年底）受冤屈，學生憤憤不平，要求公正對待他，後來演變為八九學潮……

老一輩經濟學者馮蘭瑞關心民疾，提到農村「土皇帝」折騰農民，所謂農民「主人公地位」，只是「一句奢侈的空談」，連農地種什麼也由「官」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