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中國的前途是樂觀的，我們相信中國政府將會繼續施行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政策，繼續幫助世界弱小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發展，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將會繼續提高。
面對「亞文革」的造神和社會恐懼，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論析「文革那一套做法借屍還魂」，呼籲走憲政民主之路。他持續講真話，遭到「秋後算帳」。
目前，除京滬、京廣通道上的高鐵運輸能力得到較高利用外，其他高鐵項目的運能大量閒置，存在嚴重虧損。
科學這「好東西」沒在中國出現，因為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只視科學為「好東西」，沒正反兼顧全面認識科學，欠缺「自由、自制、自省」科學精神。
毛教訓知識分子要夾起尾巴走路，不要翹尾巴；紅大媽跑到紐約聯合國大廈前唱紅歌，罵「帝國主義夾着尾巴逃跑了」。這是引起爭議的「低級紅」。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在國際化的層面，學香港，或以香港作為主導、帶領，結果會是弄巧反拙。
在「亞文革」政治生態下，北京政局有新的變化。一方面，增強宣揚權力雲端第一人的核心權威；另一方面，發出持續亮劍、鬥爭的警示，展開清除「兩面人」的鬥爭。
日高義樹引述他在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知情友人表示，被召回國後遭到拘留的中國公安部原副部長、國際刑警組織前主席孟宏偉擁有良好的國際常識和感覺，對中國的無理要求採取不合作甚至反對的姿態。
「寸土必爭」往往只是「愛國」的口號、在毛時代（1949—1976），毛常犧牲人民利益「照顧兄弟黨」，在民眾飢餓中，向紅朝、紅越、阿爾巴尼亞等「慷慨援助」糧食、高幹享受品。毛甚至把領土白頭山送給金日成。
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教授覺得香港作為榜樣的定位，在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方面讓內地學習，也就是說，讓灣區香港化，而不是把香港、澳門內地化。
特區政府官員呼籲香港融入國家發展的同時，不要忘記兩地在法治上的差異。港式法治是香港可以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貢獻國家的優勢之一。
萊比錫的祈禱會為何就能夠產生這麼大的力量去影響全國以至最終導致柏林圍牆的倒塌？這就要談到天安門屠城的影響。
李銳批評毛的極左政策，說他「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家長制一言堂，「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幹」，早年在長沙曾有「破壁內試婚」之舉。
誰來評論中國？如果13億人都噤聲不語，只靠最高領導一個人的腦袋，試問中國哪來長期的創新和進步？在任何制度下，解放思想，獨立思考，都是發展的必要條件。
憲法到底在香港是否實施，怎麼實施，至今未見有一套權威的、嚴謹的、完整的說法。
理性看待對外貿易摩擦，絕對不會把匯率用於競爭的目的，不會用於貿易摩擦的工具；金融市場開放是根據中國改革開放時間表推進。
盛匯商舖基金管理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李根興認為，從創業者的角度看，我覺得只是滿足顧客的需要已經不夠，人客未有需要哪一刻，若你已想到人家未來的需要，才能發揮重要的角色。
關於新疆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事件，是政治範圍內的社會爭議；關於維族與突厥文化的淵源，則應是歷史範圍的討論，不該以政治偏見壓制知識界對歷史脈絡的疏理。
如果《政府工作報告》不提「推進民主」就是不要民主了，那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促進和諧」，同樣沒有提，是不是通通都不要了呢？
在華人聚居地，香港的法治程度原本很高。但是，近幾年受政治干預，法治程度轉弱。這是許多港人焦慮之處。
李銳走了，到現在我還不忍看他的《廬山會議實錄》：不是擔心失實，而是怕他有些話出版時還未敢公開發表。不知晚20年才寫會有什麽更深刻的感悟，會否更能影響今天、明天？
敢言學者、北京清華大學的資深法學教授許章潤認為，發端於1978年12月的「改革開放」，已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終止；政治已回歸毛時代，文革的那一套「借屍還魂」。
為什麼要召開一個以「底線」命名的研討會，它強調的是什麼「底線」？要堅持什麼樣的「底線」才能夠「防範化解重大風險」？而習近平所要防範和化解的「重大風險」又指什麼？筆者逐一分析。
自由、民主，是社會走向文明之路的重要標誌。選舉權，既是個人的自由權，又是民眾監察執政者的政治資源，是社會走向民主之路的要素。
新的學問、新的分析方法和干預實踐，究竟是否代表着社會在向前發展，中性或還是倒退，我們究竟又應以什麼取態來端視這些新生事物。
以當代國際政治的視野解讀，「韜光」是指收斂（斂藏光芒），不搶鏡頭、不露鋒芒；處理國際關係，小心謹慎、謙虛有禮，避免傲慢、到處樹敵，緊記「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的古訓。
引領全球之說，能否獲得西方先進工業強國的支持，得看其提出的中國方案，是否符合社會現代化的文明準則，是否具有優質化或普世性，從而獲得國際普遍的認同。
今年對中共來說是充滿噩夢的一年，原因有三：一是所謂「逢九必亂」的魔咒；二是專制政權70年的大限；三是五四運動100周年，也是中國人民追求民主100年的紀念日。
中美貿易糾結與「韜光養晦」的話題，最近出現新「拐點」（彎位）。中國社會科學網（北京）刊出學者趙光銳長文，質疑大國主義，呼籲「戒除大國主義」。
40年後回頭看，恐怕内地尚未完全擺脫歷史包袱。當年改革開放是在内憂外患的艱苦境況下逼出來的，痛定思痛，上下求索，雖找到致富的門路，卻迴避了深層次的再造，踟躕於前，問題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