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美國的抗疫援助，不能簡單用多少捐款、多少物資來衡量，而必須從中美兩國競爭的戰略角度加以分析透視。不管提供多少援助，只要美國有所表示，都應予以肯定，因為這表明美國還不打算走上對華「攤牌」的敵對路線。
新冠病毒不饒人，3月初就殺到法國，以法國人的羅曼蒂克，不肯帶口罩，疫情會迅速破千，要在變成疫區前回到上海，接受14日隔離也在所不計了。
台灣人不可能接受台灣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央政府要贏的是台灣人的心。沒有對等的互相尊重，統一只是緣木求魚。
孫楊從發迹到今天，背後都有一股利的力量。中國運動員本來強調體育精神，但後來一些人的體育細胞變異，愈來愈利字當頭，一切以勝利、利益為唯一目標。
筆者分析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整個過程，中共在處理「武漢肺炎」的幾個特點。
中國的幸運是疫情早起，也防治得宜，正逐步置於控制之下，經濟亦開始恢復。中國的優勢是全球的生產中心，本身市場亦大。國際經濟出現問題，部分來自生產癱瘓，中國恢復生產正好補上，助己助人。
民主之下的獨裁者是怎麼產生的？國外的案例告訴我們，這些獨裁者都是逐漸將手伸入媒體、法院，變更遊戲規則，內部敵人與境外勢力恰好又提供他們很好的藉口。
這是「神話時代」，官媒《華商漢中》說：「孩子出生不到20天，……問媽媽幹嘛去了。」
無論大陸或香港政府，都害怕傳媒反映真正的民眾聲音。大陸百分百打壓，港府則緊跟其後，一丘之貉。
中國在歷史上，人性從未解放，因此自知性缺乏擴展，自然技術無進步。對於技術的沉滯，中國20年來想出來的捷徑，就是向西方大舉盜竊。
一切以政治為首，經濟為次，民生更次，民主更「廁」（官方把民主視為廁紙）。如此治國，人命不知放在哪一個層次？不過，如果說一切要為政治讓路，倒不如說一切要為政權讓路，不是更準確嗎？
中聯辦和港澳辦的領導齊齊換人，筆者覺得這是代表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亦顯示香港富豪跟北京的蜜月期將會正式告終。習主席希望中斷過往兩辦與香港富豪的互通私款。
坊間論者不斷強調，如果香港一早全面封關，便不會有輸入病例，也不會有本土傳播。這個論調邏輯上看來很正確，實際情況卻遠為複雜。
林鄭小報告把抗疫失誤諉過於人，然後厚着臉皮要求中央協助，不正就是想別人背黑鍋而又自己領功嗎？
假如我們細心觀察一下，不難發現香港問題與武漢肺炎兩者的癥結均是信息失靈：香港與武漢的真實情況同樣傳不到中央，或者遭人強行壓下，地方首長又只懂緊貼中央方向，直到大爆發時為時已晚，欲救無從。
曾鈺成覺得，一國兩制堅持得好不好，一國兩制是否能夠成功實踐，關鍵在於港人治港是否成功。因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三句話是連在一起的。
近期各地宣傳部門不斷製造「疫情減緩、恢復生產」的氣氛。可是，決策者心知疫情還未受控，所以又放出「疫情還未到拐點」的消息。
在疫情過去後，中央可能有不少大動作。為什麼我不提澳門？因為中央對澳門似乎甚為滿意，這樣便不會有大變了。
2020年是全亞洲合作的轉機年，此次抗疫，非但中日韓走在一起，中國和東盟十國亦舉行部長會。意義重大。風雨同行，同舟共濟，是善局。
所謂黨領導，隨時變為無制度，這亦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完美演繹內地官場的報喜不報憂問題，加上地方官吏喜歡揣摩主子心態，形成積習難改。如果中央不作出改革，即使習主席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將腐敗的制度起死回生。
武漢疫情至今，中共高層抗疫是否團結一致？還是趁機各有盤算？外界不得而知。但中國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借勢，藉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比「民亂」更亂的亂源。
「健康的社會不應只有一種聲音」，「真相最為重要」。這是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1986—2020.2.7）生前說的話。
治理疫情期間的社會是一個綜合的制度和政策工程。對現代複雜社會的治理不能簡單用集權或分權來概括。
港澳工作系統的升格，趨勢是加強集權，加強對香港的管控，令香港局勢更加危險。
那天和朋友討論武漢肺炎對共產黨的管治影響，座上有深黃朋友覺得這是共產黨下台的先兆，我比較保守。
政策水平愈低的人，愈容易有「寧左勿右」的傾向。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官員如果具有較高的思維能力和政策水平，可以更準確有效地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
如果北京的治港政策不改，誰坐在第一線的領導崗位，效果也是一樣。林鄭最可憎的是，她還無限上綱地深化北京的強硬，加上她驕橫跋扈，導致效果更惡劣。
李文亮的去世，令數百萬勇敢的內地人悲憤莫名，他們大膽攻擊中共幹部企圖隱瞞疫情。但更令人震驚的是，李文亮的去世引發了社交媒體紛紛標籤「我要言論自由」。
國務院今天（13日）公布，免去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的職務，改任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港澳辦主任一職由夏寶龍接替。
我們應關注內地生物科研人員，他們自2008年以來所公開發表的報告和論文，也可讓我們了解到該等實險室的研究工作，具體地來說是對SARS病毒的人工改造和傳導，這看來有助我們今天找尋病毒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