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聯辦和港澳辦的領導齊齊換人，筆者覺得這是代表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亦顯示香港富豪跟北京的蜜月期將會正式告終。習主席希望中斷過往兩辦與香港富豪的互通私款。
坊間論者不斷強調，如果香港一早全面封關，便不會有輸入病例，也不會有本土傳播。這個論調邏輯上看來很正確，實際情況卻遠為複雜。
林鄭小報告把抗疫失誤諉過於人，然後厚着臉皮要求中央協助，不正就是想別人背黑鍋而又自己領功嗎？
假如我們細心觀察一下，不難發現香港問題與武漢肺炎兩者的癥結均是信息失靈：香港與武漢的真實情況同樣傳不到中央，或者遭人強行壓下，地方首長又只懂緊貼中央方向，直到大爆發時為時已晚，欲救無從。
曾鈺成覺得，一國兩制堅持得好不好，一國兩制是否能夠成功實踐，關鍵在於港人治港是否成功。因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三句話是連在一起的。
近期各地宣傳部門不斷製造「疫情減緩、恢復生產」的氣氛。可是，決策者心知疫情還未受控，所以又放出「疫情還未到拐點」的消息。
在疫情過去後，中央可能有不少大動作。為什麼我不提澳門？因為中央對澳門似乎甚為滿意，這樣便不會有大變了。
2020年是全亞洲合作的轉機年，此次抗疫，非但中日韓走在一起，中國和東盟十國亦舉行部長會。意義重大。風雨同行，同舟共濟，是善局。
所謂黨領導，隨時變為無制度，這亦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完美演繹內地官場的報喜不報憂問題，加上地方官吏喜歡揣摩主子心態，形成積習難改。如果中央不作出改革，即使習主席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將腐敗的制度起死回生。
武漢疫情至今，中共高層抗疫是否團結一致？還是趁機各有盤算？外界不得而知。但中國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借勢，藉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比「民亂」更亂的亂源。
「健康的社會不應只有一種聲音」，「真相最為重要」。這是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1986—2020.2.7）生前說的話。
治理疫情期間的社會是一個綜合的制度和政策工程。對現代複雜社會的治理不能簡單用集權或分權來概括。
港澳工作系統的升格，趨勢是加強集權，加強對香港的管控，令香港局勢更加危險。
那天和朋友討論武漢肺炎對共產黨的管治影響，座上有深黃朋友覺得這是共產黨下台的先兆，我比較保守。
政策水平愈低的人，愈容易有「寧左勿右」的傾向。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官員如果具有較高的思維能力和政策水平，可以更準確有效地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
如果北京的治港政策不改，誰坐在第一線的領導崗位，效果也是一樣。林鄭最可憎的是，她還無限上綱地深化北京的強硬，加上她驕橫跋扈，導致效果更惡劣。
李文亮的去世，令數百萬勇敢的內地人悲憤莫名，他們大膽攻擊中共幹部企圖隱瞞疫情。但更令人震驚的是，李文亮的去世引發了社交媒體紛紛標籤「我要言論自由」。
國務院今天（13日）公布，免去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的職務，改任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港澳辦主任一職由夏寶龍接替。
我們應關注內地生物科研人員，他們自2008年以來所公開發表的報告和論文，也可讓我們了解到該等實險室的研究工作，具體地來說是對SARS病毒的人工改造和傳導，這看來有助我們今天找尋病毒的根源。
有朋友說，如果林鄭月娥平時能夠取得市民的認同，也許大家願意一起共度時艱。可惜，她的自大妄為和叛逆民意，成了一大障礙。這又是更深遠的問題了。
有人認為李文亮醫生只是一個普通人，他並沒有顯得多麼勇毅決絕，他只是在班級同學微信群裏提醒一線的醫生同學們注意保護。
李文亮是於2019年12月最早預警這場疫情的8名醫生之一，被人們稱作疫情的「吹哨人」。而在此之前，李文亮和當下奮鬥在抗議前線的醫護人員一樣，都是普通人。
武漢的情況，簡單來說，就是市面十分冷清，醫院十分擁擠。超市和藥店，其實還是開門營業的，供應還可以，但價錢就貴了點。
美國政府在盤算：武漢實驗室的真相若進一步透露，連結到哈佛大學化學系千人計劃的美國學術臥底，中美貿易談判的下一階段，又如何用中國瘟疫這一步活棋，打開一個新的局面？
一些人希望中國經濟倒下去，希望中國社會倒下去，希望中國倒下去。這個時候中國怎麼辦？這裏只能借用梁啟超所使用過的一句話「國家要像個國家的樣子」來討論問題了。
隨着今日起關閉羅湖、落馬洲和皇崗口岸，更多內地人士可能會因此而選擇利用深圳灣通道來港，而事實上，預計的情況亦已出現。
林行止相信，「武肺」被「殲滅」指日可待。不過，他認為，「武肺」對中國以至世界經濟的衝擊，則肯定遠大於2003年的「沙士」。
我不會說這恐懼非理性。我只知道這恐懼是實在的和要正視的。政府要做實事紓緩這恐懼而不要做激化這恐懼的事情。Bartholomew又提醒我們：網上社交媒體容易散播恐懼和混亂，大家切勿杯弓蛇影。
武漢封城為創舉，沙士期間形勢更嚴峻也沒有封城，從隔阻疫情擴散的角度看，這當然有利，但對經濟的短期衝擊卻是顯而易見。
哈佛、化學間諜、武漢、蝙蝠竹鼠，然後是擴散到各地的瘟疫，其中有何邏輯關係，任何人智商在80左右，當無推斷的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