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局長土生土長，小時候住在唐樓的板間房，後來有幸抽到位於慈雲山的廉租屋，成功「上樓」。他記得，家裏可以看到獅子山與飛鵝山，喜歡望日出、日落、雲海和舊啟德機場。後山成為了他小時候的天地，喜歡跟大自然接觸。
在世界上有兩種人，第一種對世界說謊話，第二種說實話。絕大多數是前者，張愛玲是後者。
我們都聽過「敗北」一詞，那就是打敗仗的意思。不過，我們只說「敗北」，卻從不說「敗南」、「敗東」、「敗西」。
爛泥灣五村與對岸白筆山的紅山半島共享大潭灣的美景，但爛泥灣五村距離石澳道頗遠，與世隔絕。五村的居民大多已經搬走，留下不少空置平房，日見破落。
當王菲從王靖雯改回了她的真名王菲，連令她走紅的廣東歌也不再唱，我們也不會再在無缐見到她，只能靠在中央電視台才再見她到的時候，我這70後卻仍喜歡聽着〈愛與痛的邊緣〉，努力的沉思着為香港找出路繼續走下去，香港人加油！
若是改編其他的作家的小說成電影，我想不會有張氏電影的反響。
中國文化發展也脫離不了這個定律，但奇怪之處竟然發生兩周。第一次是商周的封建時代至秦的統一及東漢五胡亂華。第二次起自南北朝隋唐至清末西洋文化東漸。
圍墻外的知識分子爲了避免本國文化遺產落得完全毀壞的下場，希望可以學習外國成功保存文物的例子。
點明一己心蹟, 對漢室恢復只求盡心盡力而已;「運移祚終難復, 志決身殲軍務勞 」
在劉殿爵教授的心目中穩坐漢學界第一把交椅的周策縱教授，竟然是一個毫無架子的書癡，而且充滿童真。
不能一味的引進國外的東西，中國既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外國有不好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我們偏偏引進這些不好的，這是大的問題。
香港人不能只做「鄉人」而不做「國人」和「世界人」，必須三者俱備，我們要效法梁啓超。就目前的情況看來，最重要的反而是「世界人」的文化認同。
劉教授用心很細密，他認為我要的是一個隨和而有責任感的導師，最重要是雙方要合得來。
就如羅素所說的：無聊，對於道德家來說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人類的罪過半數以上都是源於對它的恐懼。賭博的確會帶來很多社會問題，但無聊帶來的社會問題更嚴重。兩害權其輕，還是如孔子所說的，賭博算了。
沈祖堯與潘誦軒，兩個世代的人，竟能相遇、相知、相識，更成知己。
最近讀到「遠見」十二月號以百位「平民英雄」的封面專題，發現他（她）無所不在，無時不在，只是媒體的冷漠，他們沒有出現在讀者的眼前。
問題的癥結是目前，上面不能因噎而廢食。文革動亂，遍及全國受災，如果共產黨領導人主動分析文革錯誤的根源，加以具體的批判，知過必改，很自然地會受到國民的讚揚和支持，國民中那些頑固不化的人畢竟是極少數。
我們以往觀看時，往往只是把劇情所揭示的不公義看成是一些孤立的、個別的事件，甚至只是編劇為了嘩眾取寵的杜撰。但當我們看畢所有電影，當會領悟到，這些都是現代文明所包含的制度性不公義中的不同面相罷了。
（照片由作者提供）
當我們在規劃旅行的時候，腦中其實已經進行了一場旅行。出發，就是支票兌現的時候了。
觀音，從字面解釋就是「觀察世間的聲音」。菩薩，即「菩提薩埵」（梵文：bodhisattva）。菩提（bodhi）意為「覺悟」，sattva意為「有情」，譯成漢語的意思為「覺悟的有情眾生」，簡稱「覺有情」。
與荃灣市中心僅一箭之遙的北面山丘，仍保留寧靜的道場環境，讓人擺脫塵囂。1950年代初，大批僧侶道徒南下，該處更成為他們心靈寄託之地，寺廟道觀湧現，成為香港著名的佛道勝地。
歷代更替之因由，如何才能在當前打造安居樂業的社會？作為中國人應如何延續中華文化？
歷史形態學是一門學問，研究者將文化進程分作五個階段，筆者統撮而稱之為封建時代、春秋時代、戰國時代、大統一時代和衰末時代。
我身為中國人，到外國時，我成功或者得到尊重的時候，不是尊重我，而是尊重中國人。
羅老師針對論文的內容出了四條問題，任答三題。有兩小時，可是一個小時後，羅老師就走進來問我答完沒有。
人丁口 （何字，呵也；譴責） 取江南地 （中共不該取江南之也），京國重新又一遷 （中華民國遷台灣），兩分疆界各保守 （隔台灣海峽而治），更得為君一百九 （至2015年，中華民建國1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4年）。
陳老師說話生動有力，一手雄渾蒼勁的粉筆字，記憶力特強，在黑板上旁徵博引，把國學講演推向化境。
一位天生天才罪犯家，因為塞爾維亞的擴展版圖之夢，變成民族英雄，也是諷刺。
《奪命金》獲獎無數，以江湖片、警匪片別樹一幟的大師杜琪峯，矢志要「跳出槍戰片」，邁向「文學的電影風格」，脫離浪漫走入現實金錢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