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區政府不久之前公布了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考慮到籌備時間相對有限，能夠完成這樣一份內容廣泛的規劃，背後顯然投入了大量資源和工作。對於香港來說，這本身已經是一個重要的開始。
畢竟，這是香港第一次制定五年規劃，整個過程難免需要邊做邊學。我相信，隨着特區政府不斷積累經驗，與內地不斷學習，未來的五年規劃亦會逐步完善。
所以，我認為現階段更值得討論的，並不是這份規劃是否完美，而是香港可不可以透過這次規劃持續學習，逐步建立它最需要的能力，那就是更全面的戰略思維。
五年規劃內容的三種類別
我可以將這份五年規劃報告的內容分成三種類別：
第一類，是將過去已經在講和做的事情延伸至未來五年。例如房屋、交通和北部都會區的基礎建設，過去幾年在《施政報告》中已經不斷提出。這些工作需要持續推進，將他們放進五年的時間框架亦有其價值。但如果只是把現有政策延長五年，思維上基本仍然是線性的：儘管具體措施可能會有調整，其中的思考框架沒有大幅改變。
第二類，是一些比較新而且愈來愈重要的領域，例如人工智能、大學城和新型工業化。規劃已經提出具體措施和發展指標，也強調企業和產業轉化。五年規劃提出了輸入的需要：投入多少資金、建設多少園區、引進多少人才等，但在輸出方面，比較缺乏介紹。五年之後，香港希望培育出怎樣的企業和產業？這些投入最終能為社會創造多少經濟價值和就業機會？
第三類，也是我認為需要更多思考的一層，是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和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究竟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在今次的五年規劃中，這方面是提得比較少的。
今天，大家都在談「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但什麼是國家發展大局？我想不同的香港官員、議員以及其他不同社會活動家都會有不同的演繹。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香港在這次五年規劃已經盡量嘗試融入國家大局，亦指出了一些措施。但與一直以來香港政府的思考方式一樣，那些舉措都是主要在戰術層面，依然還未能充分達到戰略的水平。戰略考慮需要從更宏觀的角度着手：中國未來希望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它所代表的價值觀是什麼？它希望在全球範圍內推動什麼樣的世界秩序？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將會扮演什麼角色，而香港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時，又能夠如何配合？
我認為，這裏牽涉的議題非常多，我不打算在這篇文章內全部介紹，但希望提出一個觀點。科技創新，尤其是AI的發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我們需要先思考AI可能創造一個怎樣的世界，中國將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以及香港如何利用自身的獨特條件，為國家的發展發揮更大的作用。
AI帶來的結構性變化
愈來愈多人已經開始了解，如果今天人們或者企業仍然只是把AI看作一項新技術、一個新產業，或者提升效率的工具，恐怕還不足以理解它可能帶來的改變。
過去，人類社會的生產要素主要是資本、土地和機器，而勞動者提供時間、體力和知識。今天，數據、模型和算力成為了新的生產要素，AI智能體（AI代理）亦開始承擔過去由人完成的工作。企業需要多少人、怎樣組織工作，甚至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係，都會發生改變。在快到的未來，少數人將會帶領大量智能體，而智能體之間亦會自我互動，便能夠完成過去一家大型企業的工作，原有的就業和分配方式將會產生極大變化。
我認為，AI會大概率逐漸改寫我們今天熟悉的政治經濟理論和認知。這些顯然已經不只是科技問題，而是涉及經濟、就業、法律和社會治理等多個領域的問題。
在AI時代香港「前店後廠」的新定義
AI的發展很快就會從大型基礎模型快速發展階段，進入基礎模型逐漸成為底層能力的階段。同時，金融、醫療、法律、航運等行業的應用、垂直模型和智能體，將會為下一階段帶來大量新的機會。
過去香港發展製造業，土地成本是一大制約。到了AI時代，新的約束更多來自算力和電力。香港電力成本相對較高，與內地一些擁有低成本能源和大型算力集群的地區相比，顯然不具備明顯優勢。
因此，我認為在AI方面，香港可以考慮一種新的分工：大型模型訓練更多利用大灣區以至全國其他地區的算力，香港則集中發展行業應用、模型定制、安全測試、知識產權、跨境合規和國際商業化。符合相關法規的非敏感數據，可以利用外地算力處理；對安全及保密有較高要求的數據，則可以考慮留在香港，利用本地較小規模的算力節點進行推理和測試。
這使我想起香港過去所謂的「前店後廠」，那就是香港負責接（海外的）單，內地（主要是鄰近香港的地區）進行製造或加工。到了AI時代，耗電的算力設施不符合香港的比較優勢，但行業知識、產品開發和面向國際市場的高價值業務，可以更多在香港發展。
要形成這樣的分工，香港需要高速跨境網絡、可信的數據流轉機制，以及懂模型、數據工程和AI產品開發的人才。同時，香港亦值得檢討自身的電力成本和供應安排，包括研究加強與內地電網連接的可能性。今天的管制協議（scheme of control）可能不配合AI時代的所需。
這次五年規劃已經提出發展算力基礎設施。香港應該根據自身的產業定位，決定哪些AI業務值得重點發展，再配置相應的算力和其他資源。
當然，最理想的是香港政府有能力和魄力，改變今天香港電力供應價格的問題，讓電費更加普惠。不過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和敏感。我想香港政府是大概率不願意觸碰這個問題的，至少在短期之內。
從科研走向規模企業
為什麼香港所謂的四大家族在過去幾十年一直掌握着香港的經濟，幾乎沒有什麼變動，但儘管經歷了互聯網時代和現在的AI時代，香港卻一直沒有產生幾家具有類似規模的科技企業？
這次五年規劃提出以企業為主體、獨角獸為牽引，也規劃了大學城、科研設施和創科園區。香港擁有不錯的大學和教授，產生了不少科研成果，似乎在輸入端依然不斷加碼，但從科研成果走到規模商業化以及產生真正有規模的企業，中間仍然有很長的一段路。
在內地，以字節跳動、阿里巴巴和騰訊等為代表的企業沒有傳統製造業那樣龐大的廠房和生產線，卻各自創造了十多萬個工作崗位。還有新晉的DeepSeek、月之暗面、智譜、宇樹科技等科技後起之秀。除了工程師，還需要產品、運營、市場、法律、金融和國際業務等各方面的人才，周圍亦形成了龐大的企業生態。
如果香港能夠產生兩三家具有類似規模的科技企業，對整體經濟和年輕人的發展機會將有什麼影響？這應該是值得大家最關心的創科成果。增加輸入既然可以，但缺乏規模化的輸出讓這樣的投資未必能夠達到香港的整體需要。
當然，香港市場不大，不能簡單照搬這些企業的發展路徑。但內地市場非常龐大，甚至可以引申到全球，這些機會對香港人來說，只是在咫尺之隅。同時，香港亦可以吸引大型科技企業把國際業務放在這裏，同時培育面向大灣區、全國以至全球的科技公司。
大學城的意義，不應該只在於建成多少校舍、引進多少教授，而是能否匯聚科研人員、企業家、資本和客戶，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並培育出真正具有規模的企業。
新型工業化亦需要這樣思考。規劃已經提出發展生命健康、機器人、微電子及先進製造，並利用大灣區其他城市的製造能力。這與過去香港和珠三角的分工有相通之處。
例如一家機器人或醫療器械企業可以在香港進行研發、中試、融資和國際市場拓展，再利用大灣區其他城市完成規模化生產。這樣一來，香港不需要擁有每一個製造環節，仍然可以在整個產業鏈中發揮重要作用。
所以，無論是科技創新還是新型工業化，香港需要考慮的，不只是怎樣建設更多設施，而是怎樣形成一個能夠讓企業不斷成長、持續創造經濟價值和就業機會的產業生態。
AI時代價值體系的博弈
在全球範圍內，AI時代將帶來兩個不同價值體系的博弈。一種由美國矽谷精英前沿模型所代表的精英主義，主張閉源，頂級表現，收費高，目標為資金投資率極大化。另一種是中國政府和中國AI創業家所提倡的普惠、開源、價格相對合理，AI作為公共產品。這兩個價值體系是對立的。當AI逐漸散播到世界各地的時候，隨着不同國家、地方和企業所採用的模型，相關的價值體系亦同時會被傳播和被接納。我認為，至少有三個方面值得探討。
首先，是長期規劃和資源協調。AI、芯片和算力基礎設施需要龐大的資金投入，而且回報周期可能很長。中國現有的治理體系能夠從國家戰略層面進行長期布局，並協調不同地區、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資源投入。這種長期規劃和資源協調機制，在AI時代可能發揮新的作用。
其次，是統籌發展與安全。AI的發展不僅帶來經濟機會，也伴隨着算法壟斷、數據安全、倫理和就業衝擊等一系列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調統籌發展與安全。這一理念如何應用於AI時代，尤其是如何在推動技術創新的同時，應對隨之而來的社會風險，值得進一步探索。
第三，是AI創造的價值如何分配。隨着AI提高生產率，新增的經濟價值如何在資本、勞動者和社會之間分配，將成為各國需要面對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共同富裕作為長期目標，如何透過就業轉型、社會保障及相關分配政策，讓更廣泛的社會群體分享AI發展帶來的成果，將成為一個重要的現實課題。
當AI的token價格持續下降，模型使用愈來愈普遍，大量機器人和AI代理為人類代工，AI逐漸成為公共產品的時候，一個「共同富裕」的社會可能會出現。
當然，制度上的潛力不等於實際成果。AI的發展同樣需要企業家的創造力、市場競爭和充分的試錯空間。如何在長期規劃與市場創新、發展與安全，以及效率與公平之間取得平衡，仍然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
一國兩制在AI時代的新功能
從這個角度回到香港，在兩種價值體系博弈之中，一國兩制在AI時代將會產生新的意義。
在AI時代，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連接，將不再只是資金、貿易和人員的流動，還會涉及數據、模型、知識產權，以及不同的技術和治理規則。同時，將會是它代表的價值體系。
例如，一個在內地開發的AI模型進入國際市場，不僅需要適應當地的語言和商業環境，還需要符合當地的數據保護、知識產權及AI監管要求。反過來，海外AI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也需要面對類似的問題。
香港長期實行普通法制度，擁有國際金融市場，以及與不同國際規則銜接的經驗。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可以進一步探索如何促進不同AI生態之間的合作，包括數據治理、模型測試、知識產權和AI責任等領域。
過去香港的「內聯外通」主要圍繞資金、貿易和專業服務。到了AI時代，這種功能可能延伸至技術、數據及治理規則，為一國兩制探索新的應用空間。
五年規劃需要的戰略思維
五年規劃當然需要明確的目標和執行機制，但真正的挑戰，是特區政府能否在實際運作中有效協調不同政策局和部門，並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及時檢討和調整發展方向，以及建立有意義的執行計劃。這種能力不可能透過一次規劃便建立起來，而是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累積經驗。
更深層次的改變會發生在香港整個社會的思維方式上。過去，香港善於利用中國與世界之間的聯繫創造商業機會。今天，隨着科技，特別是AI的發展和全球格局的變化，香港人的思考不應只是商業，更應該從新時代的產業、經濟模式、社會運行方式以及人類文明等方面考慮。政界、企業家、大學、專業服務界，和其他相關持份者，都應該從更高階思考香港未來的定位和能夠爲國家和為世界創造什麼價值。
世界的發展充滿不確定性，任何五年規劃都不可能準確預測未來的所有變化亦不能將全部要做的事全部交代清楚。香港政府和市民通過這次規劃，逐漸建立理解大局、判斷趨勢和組織行動的能力，便有機會在繼續發揮傳統優勢的同時，探索新的戰略定位和價值所在。
我認為，這是香港第一次五年規劃真正值得期待的長遠意義。
任何規劃都需要有相關的落地執行措施。我見證過許多企業和公共機構在完成規劃之後，並沒有妥善地將規劃有效執行。除了在規劃報告內必需包括清晰和有系統性的執行計劃之外，實際有沒有按計劃執行和如何執行同樣是非常關鍵的。
與過去港府做的垂直領域報告不一樣，這次的五年規劃是跨部門、跨領域和在某種程度跨越時空的。成功執行這樣比較複雜的規劃，需要有效的跨部門組織和統籌能力。對於習慣垂直管理的香港官員來説，這將會是一大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