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正着手起草首個五年規劃，這是一份歷史性的藍圖，旨在規劃城市長遠發展，同時正視舊經濟的局限。關於治理改革與戰略轉型的討論已經不少，鮮被提及卻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這一進程背後的設計者：香港精英階層。他們的抉擇，將決定這座城市能否自我革新。
數十年來，香港精英架構善於在傳統支柱產業如金融、貿易、物流與房地產等領域，取得最大回報。隨着全球經濟轉向高科技與深度創新，這些舊引擎正面對愈來愈嚴峻的結構阻力。要駕馭這場轉型，香港更需要一次深刻的「權力轉移」──對商界、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及學術界的心態、激勵機制與風險偏好，開展系統性的重塑。
鳳凰涅槃：移民浪潮與精英轉型
香港經濟史表明，精英的適應能力一直是結構轉型關鍵。在每個關鍵時刻，移民浪潮重塑了城市的精英架構，成為經濟重生的催化劑。
1949年後出現的三大移民潮，第一波出現於內戰結束後，由南下的「上海幫」引領。他們在近代上海工業化進程裏磨練出管理現代工廠的能力，帶來資本與技術，並在香港戰後經濟起飛中主導紡織與航運兩大命脈。代表人物如陳廷驊（南豐紡織）、唐翔千（半島針織）、曹光彪（永新企業，後創辦港龍航空），及航運界的包玉剛（環球航運）、董浩雲（東方海外），奠定了香港成為全球製造與航運中心的基礎。
第二波浪潮跨越1960至1970年代，帶來近百萬廣東移民。他們雖非以精英身份抵港，但這些勞動力支撐了香港製造和出口奇蹟。這表明精英主導的「價值創造」，須構建一個可吸納和動員新的社會群體的生態系統。同時，早在1949年前已抵港的廣東移民，隨着香港經濟重心開始轉向地產與金融，亦全面崛起。以李嘉誠（潮州籍）、李兆基（順德籍）、鄭裕彤（順德籍）為代表的本土大亨，於1980年代後成為香港商界主力，標誌着精英架構的又一次重塑。
如今香港正經歷第三波浪潮，由內地專業人士、富裕家族與全球人才推動。他們帶來技術素養與風險資本，正是建設北都所需的要素。大量高才、優才和專才湧入，也使國際學校和私校一位難求。唯移民本身不能決定城市命運，只有當制度性的激勵能夠積極獎勵創新，而非固守傳統財富的避風港，這股新力量方能推動香港邁向高科技未來。
每一波浪潮，都彰顯香港鳳凰涅槃般的韌性。真正競爭優勢從來不是靜態的基礎設施，而是在危機裏重塑領導架構的能力。問題核心是：香港的精英結構會否迎頭擁抱高科技範式變革所帶來之「創造性破壞」。
北部都會區：精英行為的試金石
北部都會被寄望為香港未來的「矽谷引擎」，若仍以舊思維視之，將難以突破。香港傳統商業模式擅長土地開發、資本槓桿與長期持有，這在過去曾帶來穩定與繁榮。但高科技研發需要高風險投資與長周期孵化，失敗率遠高於傳統行業。制度設計與市場慣性，共同塑造了低風險偏好，使整個生態的創新動能不足。倘要推動新一代產業，香港必須調整這種價值體系，令資本更願意承擔風險，支持長周期創新。
更深層困境在於，香港過去數十年的成功路徑本身構成了強大「路徑依賴」。土地財政與金融中介帶來穩定回報，幾代商業精英在此基礎上建立龐大版圖；官僚精英的考核亦圍繞土地與金融展開，形成利益高度耦合的閉環。若缺乏對精英激勵機制的根本重構，北都將面臨三重風險。
地產化：發展商囤地待價，而非投入研發孵化，因為土地升值的確定性遠高於科技投資。
2. 空心化：即便建成現代化設施，倘缺乏風險資本、創業文化與人才聚集，只會淪為跨國公司總部的延伸，而非本土創新源頭。
3. 邊緣化：在大灣區之內，倘若深圳和廣州持續加速發展人工智能、生物醫藥、新能源等領域，而香港仍停留於低風險賽道，其戰略地位將被稀釋，最終損害全體精英的長期利益。
借鑑星洲：價值創造型精英的範式
新加坡提供了一個鮮明對比，在「精英質量指數」（elite quality index）裏長期位居前列。該指數並非衡量精英累積多少財富，而是聚焦於其商業模式能否為國家增值。換言之，關注的是精英究竟在創造還是攫取價值。
這一標準下，星洲脫穎而出，其精英積極投身先進製造、生物醫藥等。政府透過淡馬錫控股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等平台，與私營部門共同承擔風險，把國家資本配置於高風險、高回報的創新領域。其激勵機制不僅衡量短期利潤，更重視對國家長期競爭力的貢獻，使商業領袖願意接受「十年磨一劍」的創新周期。這正是制度設計與激勵架構的成果。
香港北都的真正意義，不僅是物理空間上的科技園區，更是本港新舊精英架構交替的考場。香港若要釋放其創新潛能，不能簡單複製過去的成功，必須主動推進制度革新。成敗關鍵在於香港的商業、政府與學術精英，是否願意擁抱不同創新邏輯。唯有如此，北都方能超越「又一個新市鎮」的定位，成為香港面向未來的科技引擎與精英轉型試金石。
克服公共與學術部門的風險不對稱
要彌合創新缺口，香港公共機構須經歷一次文化變革。目前法定機構與公務員體系在保障制度運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在高度規避風險的環境裏運作，個人風險回報並不對稱：推動未經檢驗的科技政策，缺乏明顯激勵；而任何失敗卻容易受到審視，制度傾向維持既有模式。倘要建設真正的創新中心，公共機構需逐步從單純的監管者，轉為戰略風險的合作伙伴。
類似的不匹配，也存在於高等院校。本港大學在全球排名和研究表現上成績斐然，不過制度設計未必能夠充分鼓勵突破。升遷與資源分配，偏重期刊引用和排名；而應用研究、跨學科合作與本地問題的解決，則相對被低估。行政管理強調程序與成本控制，卻缺乏對創新的積極支持。這種文化削弱了跨界創業與協作的動能，也限制了香港建設創新樞紐所需的思維模式。
「精英質量指數」聯合創始人Tomas Casas Klett是瑞士聖加侖大學（University of St. Gallen）的學者，他7月來港時我們有過深度討論。他表示一個社會的活力不取決於積累財富，而取決於精英質量，高質量精英通過創新與承擔風險來擴大「經濟蛋糕」；低質量精英則固守「尋租」與壟斷地位。這亦是香港必須正視的挑戰。
要使北都成為現實，並推動經濟重心由傳統支柱產業轉向創新，香港必須通過三個具體步驟，重新調整商界、政府與學界精英的激勵機制。
重新設計領導力三方架構
第一，重塑商業邏輯。政府在設計北都土地分配與發展政策時，應將土地直接跟科技孵化的關鍵績效指標、研發投入及全球人才招聘掛鈎。只有當「創造價值」能夠帶來比單純持有土地更高回報，方能讓私營部門將龐大資本真正引導至科技創新，降低初創企業門檻，令北都真正成為創新中心。
第二，重構公共部門績效指標。公共機構須培養「計算風險」文化，這可透過引入「監管沙箱」，讓公共部門在測試新技術時能夠減少政治風險顧慮。同時應建立靈活途徑，讓外部科技專業人士能夠進入政府中高層，為決策注入市場活力，打破制度慣性。
第三，重塑大學文化。學術體系需要新的文化導向，大學各層級領導者應具備遠見與擔當，推動文化更新，逐步擺脫根深柢固的習慣，為創新創造空間。資助與晉升標準則應重視研究成果轉化，及其對政策、產業與社會的影響，並肯定每個人在制度慣性裏推動改革的能力。
香港不缺乏資本、人才或基礎設施，缺的是對精英架構運作方式的有意識轉變。唯有重塑資本、權力與知識創造力的制度邏輯，香港精英方能擺脫「尋租」心態，敢於承擔可控風險，推動創新。這正是確保下一代繁榮所必須的「權力轉移」。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