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傳染病學講座教授袁國勇，2025年推出其個人自傳《顯微鏡下看穹蒼》，7月19日在書展再度與著名精神科醫生苗延琼對談，回顧其童年經歷以及行醫半世紀以來，在面對人生抉擇與生命無常時的心路歷程，並對香港醫療制度的未來發展與新一代醫生的領導力修養提出見解。本社輯要內容如下，以饗讀者。
苗醫生：看你的自傳，得知你小時候曾遭遇重大變故，你的母親甚至差點以為你會夭折。後來，你又不幸遭遇嚴重的交通意外。這些磨難與波折如何影響你立志成為醫生？
成長波折多 體會病人苦況
袁教授：在大概四、五歲時，母親替我報讀了一間位於西營盤的幼稚園。那裏空氣污染非常嚴重，在一個嚴冬裏，我上完課後翌日早上便突發高燒。印象中最深刻的記憶，就是母親在清晨5點用背帶背着我去西營盤賽馬會診所（當時稱「國家醫院」）掛號看病。
那個年代，每天早上可能只派發40至50個號碼，拿不到就只能自生自滅。我從5點排隊，直到9點才見到醫生。至今我仍清晰記得，診治我的是一位外籍女醫生，隨後被送往瑪麗醫院接受治療。在多年後查閱歷史才知道，那位是Elaine Field，香港第一位兒科專科醫生。患病期間，母親完全沒有來醫院探望我。我感到奇怪，長大後父親告訴我：當時醫生說我幾乎必死無疑，母親每天哭泣，不忍心親眼看着我離世，所以才不敢去探望。這件事令我明白，一個人患病不僅影響自己，更會深深影響家人。
另一件事發生在我讀小學時。當時母親身患重病，無法每天接送我上下學。我家住在西營盤，而小學位於灣仔大佛口，有相當的距離，母親便找了隔壁一位約13歲的哥哥送我上學。然而對方完全不懂照顧人，一次我們坐巴士，下車時我被人推落去，更被巴士拖行了一段距離，隨即陷入昏迷，當時盆骨與肩胛骨均告骨折，被人抱回家後，繼續昏迷了一整天，直至第二天才醒來。後來去看跌打，醫師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強行幫我「復位」，那種劇痛實在難以忍受。直到後來自己修讀醫科才明白，這兩處骨折其實不應強行復位，只須固定靜養，即可慢慢痊癒。
不過，這些經歷對我而言反而是種祝福，讓我能深刻體會病人的痛苦與家屬的壓力。我亦常對醫學生說，親身經歷病痛、理解家屬壓力，對成為一名醫生絕非壞事。因此，我鼓勵同學們去捐血，若連捐血都不願意，又談何治病救人？在過程中體驗被抽血、輸液，甚至親身嘗試插胃管，雖然辛苦，但能讓你真正體會病人的艱辛。若你親身體驗過飢餓30小時，當病人因腹痛被禁食、輸液30小時，你就能同理那種感受。
委身聯合醫院 尤如塞翁失馬
苗醫生：袁教授在行醫與求學過程中，有沒有一些關鍵時刻，對你的價值觀或行醫方式產生巨大的衝擊與改變？
袁教授：我人生中最重要和正確的決定是畢業時作出的。當時我的恩師達安輝教授（Sir David Todd）邀請我留在瑪麗醫院接受專科訓練，我也答應了。但隨後同班同學陳醫生打電話來，提到位於觀塘的基督教聯合醫院極度缺乏醫生，因為聯合當時屬於二線醫院，設備較簡陋，而且不提供房屋津貼，對於剛畢業、有家室的本地醫生來說，是極大的負擔，因此極少本地畢業生願意前往。
陳醫生召集我們幾位同學開會，提議大家一起前往支援，我當時其實非常猶豫，一來是因為已答應了達安輝教授，二來聽聞該院醫生的合格率較低，但最終我仍決定去聯合醫院。在二線醫院的好處，是大家不會去爭名奪利，每天只想着如何救治病人，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下盡力而為。在那裏，我遇到了許多優秀的同事，如陳健生醫生可謂我的靈魂守護者，總是直言不諱地指出我的錯誤。我人生中最真摯的朋友，亦大多是在聯合醫院認識的。回看過往的病痛、或是放棄留在瑪麗醫院的抉擇，都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在聯合醫院的七年裏，我曾在內科、外科、急診室、兒科重症監護室及骨科工作過。傳染病涉及全身各個器官與科別，正因具備了全科訓練，我成為全港最適合從事傳染病研究的人選之一。日後無論遇到何種感染爆發，我都能迅速應對，這些都是始料未及的寶貴經驗。
同學患癌 感生命脆弱
苗醫生：我記得你與陳健生醫生曾共同照顧過一位同班同學──羅醫生，這段經歷對您的價值觀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能否與我們分享？
袁教授：決定去聯合醫院時，陳醫生曾挑戰我說：我們常說自己是基督徒，如今基督教醫院的急診室面臨癱瘓，難道我們只顧着留在教學醫院嗎？那裏的基層市民與新移民，是最需要幫助的。這番話讓我深受觸動。
另一件關鍵事件發生在我擔任實習醫生期間。當時，我們班上成績最優異的羅醫生，在假期前往台灣旅遊，返港後便出現發燒症狀。我們原以為他只是感染了登革熱或瘧疾，便替他進行血液檢查。報告出來後一看，竟發現他的白血球數據異常。我拿着報告坐在他的床邊，震驚得說不出話來，因為診斷結果是血癌。後來，我們發起籌款，成功籌得20萬港元，送他前往英國倫敦的醫院進行骨髓移植。可惜一年半後，他依然不幸離世。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我們將他接回聯合醫院照顧，大家每天下班後都會去陪他聊天。
這件事讓我徹底明白，生命極其脆弱與短暫。既然選擇了行醫這條路，就要認真思考如何度過人生。轉眼間，我如今也70歲了，幾十年的歲月猶如微風般輕輕掠過。因此，我常常鼓勵大家每年寫一次遺願，這能不斷提醒自己珍惜光陰，不作無謂的浪費。
未來醫療環境 挑戰性更龐大
苗醫生：微生物學過去是不受重視的門派，大家總以為傳染病只發生在落後地區。後來香港相繼經歷了2003年的沙士與2019年的新冠兩場大疫情，你都身處第一線。請問你如何看待香港醫療制度的優勢與短板？ 面對未來日益增長的醫療需求，你認為下一階段的改革方向為何？
袁教授：這是一個敏感話題。疫情過後，英國、澳洲、新加坡等地均進行了獨立調查，藉此檢討醫療系統的不足；然而香港並未進行類似的檢討，基於現行法規，我不便多言。但顯而易見的是，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極為嚴重，65歲以上的市民目前已佔總人口三分之一，導致醫療需求急速膨脹。與此同時，許多先進的醫療技術、幹細胞治療等皆價格昂貴，未來公營醫療必將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如今，部分非緊急檢查已開始收取更高的費用，而這僅僅是個開始。過去香港的公立醫療向來以收費低廉著稱，但這種模式在未來勢必會發生改變。
對於年輕一代的醫生來說，未來的環境將會更具挑戰性。目前公立醫院的工作量巨大，且內部的競爭日趨激烈。例如去年，就已有幾十名實習醫生無法順利獲得專科培訓的名額。大家必須不斷提升自我，否則在未來可能面臨不小的就業壓力。
上世紀末開展 傳染病研究之路
苗醫生：你多年來帶領港大團隊，亦與衛生署、醫管局及內地、海外機構合作打了許多硬仗，回首這些歷程，作為一名領導者你有何體會與心得？
袁教授：擔任領導者說難不難、說易不易，最核心的要素是必須具備遠見。正如研究邱吉爾與希特拉領導能力的歷史學者所言，領導者必須能夠預測未來三到十年的發展趨勢，並指引團隊朝着該方向前進。
早在1994年，我便注意到了美國的學術期刊《新發傳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並開始着手研究新發傳染病。1997年，H5N1禽流感在香港爆發，對本土經濟造成沉重打擊。當時我剛升任教授，部門主管問我未來的發展方向為何，我主張將資源全面集中於新發傳染病研究，因為數據清楚顯示，歷史上對香港人口與經濟造成毀滅性打擊的因素，除了地緣政治與戰爭之外，就是新發傳染病。前兩者我們無法控制，但傳染病正是我們的專業所在。
我認為領導團隊的原則主要包括：具備遠見、明確方向、建立團隊、適才適用、以身作則、言行一致、公平對待成員、具備同理心、保持謙卑、傾聽他人意見、共享功勞，切忌獨佔。這些原則聽起來簡單，實踐起來卻極不容易。因為權力往往容易誘發人性的陰暗面，身為領導者，必須不斷進行自我修養，努力抑制內心的陰暗面，並發揮光明面。
盡心盡力待人 善意終會回饋
苗醫生：在工作中難免遇到挫折與失敗，你如何面對逆境？你的力量與韌性源自何處？
袁教授：力量的來源，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有所分別。小時候，母親給了我極大的安全感。雖然當時家境貧困，但母親經常會接一些手工活回家做。我每天都陪在母親身邊一起工作，那段母子共處的時光，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記憶之一，也賦予了我無比扎實的安全感。
長大之後，同事、朋友以及教會的弟兄姐妹們則給予了我巨大的支持。例如在2003年沙士爆發期間，面臨的壓力排山倒海。當時未知的病毒持續奪走生命，外界的關注與詢問也從未間斷。在那樣的時刻，雖然有同事因為家庭原因需要請假，但也有更多同事主動挺身而出，組成了一個無比堅強的團隊，像是聯合醫院的朱頌明醫生等伙伴也紛紛加入。
這讓我明白，當你陷入困境時，平時所建立的信任與尊重，都會化為巨大的支持力量。只要你平日盡心盡力地對待病人與學生，當你需要幫助的時候，這些善意最終都會回饋到自己身上。
堅持真理與愛 面對時代挑戰
苗醫生：你長期與年輕人保持緊密互動，甚至曾住在學生宿舍。面對人工智能（AI）技術飛速發展、地緣政治動盪等不確定性，下一代往往感到迷茫，你對年輕人有何建議？
袁教授：年輕一代應與同儕共同面對時代的挑戰，正如我們當年一樣。雖然核心原則永不改變，但如今具體要面對的問題已完全不同。隨着AI的發展，醫生未來若不具備「介入性技能」，將會很難以立足。因為AI在記憶力、數據分析以及對最新知識的掌握上，都遠勝過人類。然而AI無法提供親和力與人文關懷，也無法建立醫患之間的信任。這些，正是人類不可替代的價值。
此外，未來的社會可能會面臨氣候變化、資源短缺等巨大的變局。面對這些動盪與不確定性，唯有堅持真理與愛，才能獲得內心的平靜與自由。正如《聖經》所言，力量源於平靜與安息。無論環境如何變化，真理與愛始終是我們最堅固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