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著名史學家、法蘭西研究院院士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於6月2日離我們而去。他是法國知識界一位甚為獨特的人物。他的獨特不僅在他的史學建樹，更多的是他同時也是一個十分優秀的出版人。筆者在此撰文悼念這位史學先行時，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與哲學家郭捨（Marcel Gauchet）共同創刊的《辯論》Le Débat。筆者是《辯論》的長期讀者，對諾拉和郭捨的名字十分親切，也曾在本欄介紹過郭捨。郭捨於1985年出版《世界的解魅》一書成名，是研究民主制度的專家。但卻沒有介紹過諾拉。
大器晚成的史學巨匠
儘管諾拉很早就表現出敏感的歷史觸覺，他於1961年出版的第一部史學著作《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就受到學界的注意，尤其是對當時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運動的肯定，更是顯示其作為史家的時代嗅覺。不過，從純粹史學研究的角度，諾拉屬於那種大器晚成的一類。《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出版之時，諾拉時年30。而他再次推出個人研究著述要一直等到2008年，其時作者已經77歲高齡了。
自2008年直到2022年，他接連推出了7部史學專著，其生命晚期的創造力讓人嘆服。不過，儘管在近50年的時間裏，諾拉少有個人研究專著問世，但這段期間，卻是他大放光彩、聲名卓著之時。他一方面順利入選眾星如雲的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一方面又在出版界大展才華，並於2001年當選為法蘭西研究院院士，登上法國文化榮譽之巔。
諾拉在史學領域最重要的建樹應該是其主編的七卷本的巨著《記憶之地》Les Lieux de mémoire。該書分三大主題：《共和國》、《民族》、《法國》，從1984年到1992年歷時8年才全部出齊，100多位傑出史學家共同參與了該書的編纂工作。《記憶之地》這一概念為諾拉所創，指那些承載著集體記憶的空間。所謂空間，可以是有形的場所，如先賢祠、盧浮宮、市政廳；也可以是無形的，如節日、馬賽曲、檔案、字典等。經過各個時代潮水的沖刷，這些空間負載着厚重的民族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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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出版之時，正是法國「新史學」學派興盛之時，該學派主張以問題性切入歷史研究，繼「年鑑派」將社會史和經濟史納入歷史研究之後，「新史學」突出心態史在歷史研究中的位置。諾拉作為「新史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記憶之地」概念的提出豐富了「新史學」心態－集體記憶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關於記憶之地的研究並非僅僅具有歷史學的意義，記憶之地是過去與現在間的紐帶，是不同記憶的交匯處，集體記憶在這裏立足、濃縮，也處於不斷地再詮釋和再審視的過程中。記憶之地同時也是各種意識形態碰撞、爭奪話語權的前沿陣地，而對記憶之地的梳理也就成為對歷史和集體記憶的正本清源，觸及到民族的深層情感。想必就是因此，《記憶之地》這種七卷本巨著竟然可以賣出10萬冊！本書被譯為多種文本，英譯本將書名改為《再思法國》Rethinking France堪稱畫龍點睛之筆。
《辯論》為世界帶來了光亮
如果說《記憶之地》奠定了諾拉在「新史學」研究中的地位，他作為知識分子的傑出貢獻則無疑是筆者上文提到的他創刊的知名思想刊物《辯論》。2020年9月，《辯論》推出第210期。該刊眾多讀者在讀到當期社論時才知道，此後，法國將再無《辯論》雜誌。《辯論》在無預兆的情況下突然停刊，引起了法國思想界不大不小的震動。法國著名思想家芬科爾考特（Alain Finkielkraut）的反應具有相當的代表意義，他當時表示，當我看到本期內容如此精彩，主題聚焦直指社會未來之時，我們無法想象這竟是最後一期！對於我們這些讀者說來，無疑是一大衝擊。
確實，該刊自1980年創刊以來，以其敏銳的視角和開放的定位贏得了法國知識界的廣泛關注。在法國多元紛呈的思想、文化領域獨樹一幟，成為一束耀眼的光亮。然而，正在大家期待《辯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時，而該雜誌卻為何嘎然而止了呢？其實，在《辯論》最後一期的社論中諾拉已經就此作出了回答。他寫道：
我們出生在一個『後』時代：後馬克思主義時代、後結構主義時代、後弗洛伊德時代。隨後，一個新世界出現了：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的世界，2000年代的文明衝突和伊斯蘭教的崛起的世界，2010年以來金融資本主義的爆發和數字技術的飛速崛起帶來的產業轉型的世界。總之，我們經歷了悲劇性的簡單化的革命時代，正在進入一個普遍複雜的世界。
這一回答具有獨到眼光，體現了諾拉對他所處時代的明銳判斷。按照這一定位，《辯論》的誕生回應的是20世紀末意識形態退潮後多元時代的來臨。諾拉認為此時的世界迷失了方向，而《辯論》創刊的目的正是希望為世界帶來些許光亮。這正是《辯論》的真正內涵：思想的交鋒，民主的討論，不同觀念的碰撞。從知識界對40年來《辯論》的總體評價來看，40年的思想交鋒無疑是成功的，也回答了創刊者的期待，為法國知識界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從諾拉決定《辯論》停刊來看，他的過人之處不僅是其對時代挑戰的回應，更是他對即將來臨的世界的睿智把握。
他說，2019新冠疫情引發的危機很可能證實了我們的想法：一個周期已經結束，而即將開始的周期需要不同的把握模式。目前，隨着世界性的民粹主義回潮，非自由主義的反動，後真理潮流的蠢動，人工智能的降臨，一個動盪的新時代的輪廓已日益清晰。怎樣回應這一新時代的挑戰？諾拉已棄我們遠去，我們只能靠自己尋求前路的光亮。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