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特區主要官員和不少政界人士都表示，需要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
對香港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方向調整。長期以來，特別是在英治時代，香港政府奉行的是「積極不干預」，即政府不應該、也不宜干預市場行為。當然，在具體操作上，當時的政府並非完全不干預市場，但這個口號一直如此，香港許多人和不少學者、專家亦經常同樣的説法。
英治時代港府積極不干預
自回️歸後，不同的特首對「政府應不應該干預」和「怎樣干預」這兩個課題，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比較重視，有些則並不重視。可以説，在這個問題上，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一直沒有比較一致的看法和政策。
在英治時代，港府設立了中央政策組。回歸後，這個組織一直被保留下來。我有幸在董建華先生擔任特首期間，擔任了兩屆中央政策組兼職成員，對該小組在當年工作的性質、內容和有效性有直接的體驗。
戰略規劃和由下而上
當年的中央政策組的主要工作，是為特區政府最高級的三位長官（特首和兩位司長）提供長遠的意見。注意，是「長遠」而不是「短期」。以當時的政府架構來説，短期的政策是由每一個決策局制定的，中央政策組不可以、也不應該干預。
當時，我已經覺得這樣的分工是有問題的。因為政策或策略在時空上是有延續性的，可以分階段，但不可以硬性分隔。同時，政策或策略一方面有它垂直、專業的特性，同時亦有它橫向、跨領域的特點。特別是在政府這樣的大型和複雜的機構中，面對錯綜複雜的環境和因素，有效的政策規劃是不可以這樣人為分割的。
但無論如何，中央政策組一直扮演着一個有價值的角色。它成為了政府和社會（至少是某些階層）之間的一座橋樑，也是吸納市民意見的一個比較有效的渠道。但從整個戰略規劃方面來説，客觀而言，中央政策組未能充分發揮它應有戰略規劃的作用。
到林鄭月娥女士出任特首之後，她更乾脆把中央政策組取消了。可能她認為，香港政府是不需要做什麼規劃的，任何問題直接處理便可以了。這一點，從她如何處理土地政策就可以看出來。她的方法是任命一位經濟學家，舉行大量座談會，從社會不同群體和階層聽取意見，然後以最簡單的方式總結所有意見，再以某些標準優先排列，最後形成所謂「政策」。這種完全以「由下而上」（bottom up）的方法作為規劃依據的做法，可以説是缺乏政策制定所需要的精密老練（sophistication）的。
戰略規劃促進集體戰略思維
我的工作是「戰略諮詢」（strategy consulting），在過去30多年，曾經並仍然為大量企業和其他機構協助他們解決經營管理上的關鍵問題。「戰略規劃」作為一種活動，以及「戰略規劃部門」作為企業裏的重要組織單位與能力，無論在大型跨國公司，還是在中國內地的大型企業，特別是中央和重要地方的國有企業，都是非常普遍的。對一般大型企業而言，戰略規劃一般是指涵蓋三至五年時間，並且每一年作滾動式調整；而年度計劃則是每一年當年的營運計劃。
如果企業們認為戰略規劃是重要的、必須的，那麼，一個政治和經濟體的政府如果説自己不需要戰略規劃，那便似乎有點不可思議。
為什麼戰略規劃對一個組織很重要？除了一般人所了解的原因之外（即編寫一份報告），更重要的是，在戰略規劃進行的過程中，參與者可以接觸到許多新的事物；並且在對複雜環境和因素、跨領域議題，以及因時空延伸而形成的機遇和挑戰，嚴謹研究和論證的過程中，亦學習到技能、知識、能力和態度。特別是在跨領域問題上，跟不同方面的人士深入探討，以及在有限資源下作出最優選擇的思考過程，往往是對人的戰略思維最好的磨鍊。
長時間以來，香港政府官員和大企業工作者在這些方面的認知與經驗比較缺乏，以致整體而言，香港政府和社會較為欠缺戰略思維。今天，香港特區政府意識到戰略規劃，特別是主動融入國家「十五五」規劃，這是非常正確和重要的一步。
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今天所講的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與過去處理房屋、人口、教育、經濟等問題的方式，是應該很不一樣的。過去香港的政策，很多時候是比較分散的、較局部的、較短期的，也是較被動的，各自有各自的處理方法，但彼此之間並沒有較強的連貫性，也較少放在國家發展和大灣區發展的整體格局中去看。順帶説一句，在英治時代和回歸後的一段時間，許多官員辦公室掛着的地圖往往只是顯示深圳河之南的地區，深圳河之北則是一片空白。
今天所講的「十五五」對接，則不是這樣。它不應該只是把香港自己內部幾個政策項目整理一下，然後看看怎樣與國家規劃對上；而是要從國家整體發展的角度，全球發展動態深入和全面思考香港在其中的角色、位置和作用。換句話説，香港不只是要「融入」，也不只是希望從國家發展中得到好處，而是要進一步思考：香港可以怎樣利用自己在國際金融、離岸人民幣、與西方世界銜接的法律體系、國際人才等方面的特點，更主動地服務國家高質量發展，並同時為香港自己開拓新的發展空間。
嚴謹和反覆驗證的難題解決過程
對於香港特區政府負責規劃的官員而言，編寫一份有意義和有作用的戰略規劃報告，並與國家「十五五」規劃充分銜接，將不僅只是一個編寫的工作。它不是將《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從一年延伸到五年，更不是上一任特首那種向民間多個團體徵求意見的由下而上調查文件。它將會是一個透過編寫香港與內地「十五五」規劃相銜接的戰略報告，自上而下，同時讓不同部門、不同方面的人參與，並經過嚴謹和高度驗證的複雜問題解決過程。與其説結果將是一份報告，更重要的是如何在這個過程中，為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特別是精英階層，逐漸建立和內化一種在複雜環境中形成的、非線性、非連續和多維度的集體思維與能力。
中國內地在過去幾十年可以快速成長，其中一個主要因素，便是這種戰略思維和實踐的內化，無論在政府還是在不少企業層面都是如此。中國的快速復興有着它的底層邏輯，而戰略思維、以及因它而帶動的戰略規劃和實踐，正是其中一個重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