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世界製造業的領軍者，貢獻了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的約30%，造船、電動汽車、鋰電池、商用無人機和太陽能電池板等三分之二的實物產出。中國採用尖端技術，到2024年安裝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工業機械人，機械人密度比美國高出50%。中國擁有3萬多家智能工廠，包括沒有工人、也沒有全天候照明的自動化的「暗工廠」。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的人均汽車產量是其加州工廠的2倍。
然而，幾乎所有現有的研究都聲稱，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明顯低於美國，估計只有美國水平的百分之幾（個位數）。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中國製造業具有全球競爭力，但生產率卻不高？中國的製造業效率是一種幻覺嗎？
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源於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對中國低生產率的估計沒有考慮到原始設計製造商（ODM）和原始設備製造商（OEM）之間的區別。它們也沒有恰當地解釋兩國之間巨大的價格差異。在可以用實物衡量產出的行業中，一名中國工人的實物產出是一名美國工人的2至3倍。但以名義美元附加值計算，由於物價和購買力的差異，中國的優勢縮小到20%左右。如果衡量得當，中國不僅在製造業產出方面，而且在製造業生產率方面確實也是全球領先的。
衡量缺陷：蘋果 vs 橘子
經濟學家通常用每個工人的增加值來衡量勞動生產率。增值的定義是收入減去中間投入的成本。使用這種方法有很好的理由，它可以比較不同行業的產出，例如家具和計算機，或者一個行業的不同部門（例如本田思域和梅賽德斯S級）。
但增值也可以來自非製造環節，比如，產品設計、品牌、與產品相關的知識產權（而不是嵌入生產過程中的知識產權）和營銷。增值的貨幣定義也可能受到國別之間持續的價格差異的影響，例如由於關稅或不同的通貨膨脹率造成的價格差異。因此，這種附加值的標準度量方式，就很難將製造過程本身的真正勞動生產率單分出來。
考慮兩種類型的製造商：原始設計製造商（ODMs），如蘋果和英偉達，原始設備製造商（OEMs），如富士康和台積電。ODM不僱用製造勞動力，所有價值都來自產品設計和採購管理；OEM專注於實物生產。蘋果透過設計iPhone創造的人均價值比製造iPhone的富士康高得多，半導體芯片設計公司英偉達的人均產值遠高於為英偉達生產芯片的台積電。
這是否意味着富士康和台積電是效率低下的製造商？否。富士康和台積電都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產量最高的製造商。然而，透過將ODM與OEM混為一談，傳統的勞動生產率增值計量方法產生了一個矛盾的結果，即效率最高的製造商的製造業勞動生產率較低。
用名義增加值衡量生產率的另一個問題是，不同國家相同產品的價格差異很大，如果沒有適當考慮價格和購買力差異，增值方法可能無法反映真實的生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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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人的生產率是美國的兩倍
為了更好地評估真正的製造業勞動生產率，我們需要使用同類比較。OEM應該與同一行業的OEM比較，我們需要衡量每個工人的實際產出。
在這項研究中，我考察了在美國和中國有重要生產商的五個行業，這些行業的實物產出指標是可用的：造船、綜合鋼鐵廠、電動汽車、太陽能光伏組件和水泥。除了被認為有可靠的全行業數據的太陽能組件外，勞動生產率數據均來自上市公司的年度報告或10-K表。電動汽車數據來自特斯拉（Tesla），該公司在加州和上海運營着生產相同車型的超級工廠。
對於每個行業，勞動生產率都是根據實物產出和名義附加值來衡量的（沒有調整價格差異）。我還納入了平均工資，因為它代表了勞動力對生產率的貢獻。考慮到勞動生產率可能會因產能利用率和價格波動而變化，所有的計算均包括2023年和2024年兩年。
調查結果如下表所示，令人震驚。在所有行業中，中國的製造業勞動生產率（按人均實物產出計算）均高於美國，平均為後者的2.4倍。按名義增加值計算，中國的優勢縮小至平均為美國的1.2倍。水泥行業有點異常：中國的人均實際產出略高於美國，但由於巨大的價格差異，按名義增加值計算的生產率是美國工人的28%-50%（所有行業這兩年的完整數據見附錄）。
中國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並沒有轉化為比美國更高的工資。根據IMF的數據，以名義美元計算，美國工人的工資是中國工人的5至6倍，儘管1美元在中國的購買力是美國的2倍。
中美製造業工資的差異反映的是國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而不僅僅是製造業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國民收入水平是由整個經濟的生產率決定的，而不僅僅是由製造業等特定部門的生產率決定的。特斯拉就是一個例子：其上海工人的生產率是美國工人的2倍，但按名義美元計算，他們的工資只是美國工人的17%-18%。
關稅對生產率不利
貿易壁壘往往使國內生產商免受外國競爭，從而使國內價格高於國際市場水平，這可能會增加收入，從而提高受保護產業中每個工人的增加值。但這並不等同於勞動生產率的真正提高。
事實上，實證研究一致表明，保護主義透過減少對創新、效率和資源再配置的激勵，導致生產率降低。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提高關稅會使勞動生產率在5年後降低約0.9%，因為勞動力使用效率下降，而傑弗里·弗蘭克爾和大衛·羅默1999年的一項分析也表明，自由貿易透過提高生產率來促進增長和收入增加，而保護主義則產生相反的效果。
在我們的分析中，所有行業有一個共同特徵是，貿易壁壘實際上阻止了中國產品進入美國，這些壁壘導致美國商品的價格明顯高於中國，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美國名義附加值生產率差距縮小的原因。
鋼鐵的實際產出生產率與基於價值的生產率之間存在着最大的差異。中美鋼鐵產業的結構區別在於：中國90%以上的產量來自將鐵礦石轉化為鋼鐵的綜合工廠，而美國三分之二的產量來自回收廢鋼的小型工廠。我的數據只比較綜合工廠。
中國綜合鋼廠的人均鋼鐵產量是美國鋼廠的3.2倍；然而，按名義價值計算，人均增加值僅為後者1.2倍。這主要源於美國鋼鐵價格受關稅影響而高於國際價格75%。這種保護使美國鋼鐵行業的效率愈來愈低：自2017年以來，美國每工時的鋼鐵產量下降了32%。水泥行業的情況也類似，美國的水泥價格為每噸148美元，而中國為每噸55美元。
關稅不是推高美國物價唯一因素
電動汽車提供了一個明顯的對比，因為特斯拉在上海和加州的超級工廠生產相同的Model 3和Model Y汽車。2024年，上海用2萬名工人生產了100萬輛汽車，而加州用2.2萬名工人生產了46.4萬輛汽車。即使按名義附加值計算，特斯拉上海工人的生產率也是美國工人的2倍。儘管由於來自眾多其他電動汽車製造商的競爭，Model 3在中國的價格要低24%-32%，而中國電動汽車實際上被禁止進入美國市場。
在太陽能組件領域，中國以80%的全球份額主導全球市場，發電量是美國的70倍。2024年，中國每名工人的發電量是美國的2倍，低於2023年的約3倍，但看人均名義增加值，中國的優勢從（2023年的）約1.8倍縮小到2024年的接近同等水平，反映出由於激烈的競爭和成本壓降，中國自2020年以來產品價格下降了60%，而美國產品由於關稅和《削減通脹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補貼，價格上漲了。
除關稅外，其他結構性價差亦放大了美國製造業的名義附加值產出。兩國製成品的價格差距，遠遠超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平均購買力平價調整值。IMF估計，1美元在中國的購買力是在美國的2倍。
例如，美國的藥品價格通常比其他國家高出3至10倍，在某些情況下差距甚至更大。Loqtorzi是上海君實生物研發的一種抗癌藥物，在中國每劑售價為280美元，而在美國每劑售價高達8892美元，足足相差30倍。該藥的美國經銷商Coherus雖被歸為生產商，但其在扣除20%的授權費後，賺取了這部分溢價中的80%。
無工廠製造商的核算問題
另一個容易造成混淆的點是，蘋果、英偉達這類眾多美國企業均屬於「無工廠製造商」（factoryless goods producers, FGPs）。自2013年左右起，美國統計部門便將這類企業歸入「製造業企業」範疇。據多方估算，2023年美國製造業增加值總額為2.9萬億美元，其中約30%至40%（即7000億至1萬億美元）的產值通過外包轉移至海外，而FGP在外包產值中占比達12%至15%，對應規模為3480億至4350億美元。相比之下，2023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總額為4.7萬億美元，其外包至海外的產值佔比不足5%，規模僅為2000億至3000億美元。
美國將無工廠製造商歸為製造業企業，中國卻並非如此。中國國家統計局在製造業統計數據中側重實際生產環節，僅依據企業自有或運營場所產生的有形產出對企業來分類。2013年前，美國的FGP還被劃分在批發貿易或服務業範疇內。若美國採用與中國一致的製造業統計標準，僅將本土實際生產產值納入核算，那麼其製造業增加值將萎縮30%-40%。這也是為何將美國製造業人均增加值與中國同類數據對比毫無意義的重要原因──兩者的統計口徑截然不同，根本不具備可比性。
C的製造業優勢真實存在
C的製造業效率並非虛無縹緲：其多個行業工人的實際產出量達到了美國工人的2倍乃至3倍。中國製造業薪資水平較美國低80%，但這一現象並非源於勞動生產率的落後。此前部分研究得出相反結論，或許是因混淆了製造業與非製造業的界限，且未能合理核算價格差異所致。
C製造業勞動力生產率優勢顯著，而美國薪資水平居高不下，這雙重因素促使美國企業將生產業務外包至C。美國企業專注於設計、產品知識產權、品牌建設與市場營銷，同時將生產環節外包給效率最高的生產商，這恰恰是美國的優勢所在，而非劣勢。
美國推行的製造業回流政策（例如施壓蘋果公司在美國本土組裝蘋果手機）多半難以奏效，因為這類政策與強勁的經濟發展趨勢背道而馳。一旦落實，會迫使美國工人轉入生產率低於外國同行的崗位，創造的增加值也隨之減少，最終將導致國民收入下降。
C正沿着美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的發展路徑，逐步向製造業價值鏈上游攀升，並將低端生產環節轉移至薪資水平更低的國家。目前，C在高附加值領域的產量已超過美國，若其製造業生產率低下，絕無可能實現這一成就。此外，C還在透過引入自動化技術以及人工智能驅動的智能製造模式，持續提升自身的製造業效率。
兩國均在為各自產業經濟尋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中國的發展願景聚焦於自身的製造業優勢，而美國的國製造業回流政策若想長期奏效，唯有瞄準高端高附加值製造業領域──該領域的發展本就毋需貿易保護的加持。全球化能助力兩國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若強行脫鈎，兩國經濟都可能陷入發展惡化的境地，對美國而言更是如此，畢竟其如今已不復擁有曾經在製造業領域的競爭優勢。
原刊於佳富龍洲（Gavekal Dragonomics，又譯龍洲經訊）官網，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