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 Jan 03 2025 23:59:59

抗戰影像:義勇的好男好女

戰爭源於衝突,藉千絲萬縷的內緣外因觸發,人性始終是核心,電影過後再現,應在此着墨,反思衝突,感恩愛顧,提供更多觀察面向,才有積極意義。
撰文、圖片:黃夏柏(自由撰稿人)

1935年5月24日,上海電通公司製片廠出品的《風雲兒女》假該市金城戲院首映。90年過去,影片已成往事,片中的〈義勇軍進行曲〉卻根植國人心中。當年國家臨危,國防電影鼓動民眾團結。今年抗戰勝利80周年,歲月或沖淡舊事,那距離卻令往事追溯的當兒,有更多解讀可能。今夏,多部抗戰電影公映,追溯、重塑、呈現的已非截然的當天面貌,如何看出深意?

風雲兒女:同胞們起來抗敵

《風雲兒女》以1932年為背景,南逃到上海的詩人與室友偶遇同來自東北的女子,大家同病相憐。詩人以筆桿表達國家之思,室友則落到實處,參與地下組織行動,卻失手就逮。詩人隨後戀上貴婦,雙雙匿居青島。此時他再遇已加盟歌舞團的女子,聽她哀唱〈鐵蹄下的歌女〉,備受感動,繼而接獲室友戰死消息,猛然醒覺,遂擱筆從戎。

影片是詩人的一次掙扎歷程,他避居青島悠然過活之際,困惑自己竟活在夢境,及至收到室友的最後留書對前路仍抱憧憬,教他如夢初醒。影片結尾呼應詩人題為〈長城〉的詩作,插入別具象徵意義的長城景致;時炮聲壓境,詩人握拳疾呼:「同胞們起來,來打退敵人!」緊接多個民眾吶喊和應的特寫鏡頭。理所當然的宣傳色彩,畢竟於戰時公映,旨在振奮人心。

左:《東極島》海報直幅,攝於內地的戲院。右:《南京照相館》其中一款海報,以人物角色頭像組成。(網絡圖片)
 

史跡新影:再現貴乎多角度

今夏推出的《東極島》,由管虎、費振翔執導,講述1942年「里斯本丸」沉沒事件。像不少實事改編影片,片末加入原形人物素描。影片展示內地製作水平之高,攝影、特效畫面細緻奪目,唯場面設計的奇觀與戲劇化走向,令實感淡退,成了一場歷險記。

影片以直線敘事,沒有迂迴的戲劇轉折,敵我處理分明,對日軍的殘暴落墨相對重,但仍屬節制。侵略者與受害者黑白二分,無可厚非。細看下,故事背景仍有反思筆觸,尤其海島漁村的傳統成見,待人持分別心,包括主角兄弟作為被收養的島外孤兒,飽受歧視,被迫離群索居,還有嚴禁女性駕船出海。主角不止一次憤言:海島村民逾百,卻怯於幾個看守的日軍,選擇啞忍。

片中主要角色本具可塑性,卻沒有進深發展,營造豐富的故事。於是,情節的推展就是事件的經過,記錄過程,從而呈現了製作規模,卻欠缺由人物交織的血肉故事,迫害、殺戮縱然暴烈,撼動人心的力量有限。

申奧執導的《南京照相館》沒有勾畫大圖像。當然,歷史背景早已申明,隨後以平民視點敘事,沒有着墨軍隊(僅小量觸及日軍),主要篇幅放在民眾以不同方式應對侵略者:逃避、躲藏、偽裝、智鬥、突圍。從中帶出人際關係,沒有攻訐、出賣等衝突處境,體現絕境求存的互諒互助。

既從民眾角度出發,關鍵角色有充分的描寫,緊扣觀眾心弦。藉「偽裝、智鬥」,他們合力「突圍」,以照相館作掩護,劉昊然所飾郵差機智冒認沖洗技師,蒙混過關,小節富趣味。最後以照片披露殺戮真相,把故事與歷史大背景扣連。人物刻劃亦突破樣辦化,像充任日軍跑腿的王傳君,自稱是翻譯員而非漢奸,亦只為求活;即便原島大地演的日軍攝影師,片初描寫他非手起刀落的殘暴,更一度稱呼沖洗技師「朋友」,由選角到演繹,意圖讓角色更立體。當然,影片非要刻劃敵我情誼,最後技師怒斥「不是朋友」,這安排切合影片的出發點。

曾有學者把關於中日戰時關係的文集題為「化敵為友」,箇中關係確實複雜,四字道來不易,如履薄冰。上述兩片皆以線性式直敘故事始末,未嘗多角度挖掘,唯網上仍有詬病《南》片未能完全反映實況。有別於戰時公映的國防電影,隔代再現,非要把慘況血腥呈現,畢竟要過來人再睹,對方將再受傷害,對未經歷者或成了官能刺激,兩者皆非正面意義。戰爭源於衝突,藉千絲萬縷的內緣外因觸發,人性始終是核心,電影過後再現,應在此着墨,反思衝突,感恩愛顧,提供更多觀察面向,才有積極意義。

左:《好男好女》電影原聲唱片小冊子,內載劇照。該片其中一段故事關於二戰時期,五位青年由台灣赴中國參加抗戰的實事。右:1995年9月14至17日,該片在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首輪公映,圖為刊於該月《藝訊》的簡介。
 

好男好女:我嚟參加抗戰!

侯孝賢1995年的《好男好女》並非抗戰電影。故事以雙線交織,女演員梁靜揮不去與幫派男友的往事,此間她正準備拍攝新片《好男好女》,飾演抗戰志士蔣碧玉。蔣的故事乃真人真事,在片中以戲中戲形式穿插。電影在該年康城影展首映,同年9月在香港藝術中心首輪獻映,我在當時觀看。

30年來沒重看,原聲唱片卻不時重溫。音樂質樸動人,延伸至末段,一串冷冽鼓樂,淒然悲壯。當中收入少許對白,〈遭遇〉記下蔣氏被中國官員審問:
官員:你係由邊道嚟㗎?
蔣:台灣。
官員:你姓乜嘢?
蔣:我叫蔣碧玉。
官員:你嚟呢道有咩企圖?
蔣:我嚟參加抗戰!

蔣氏與丈夫鍾浩東等五人,當年由台灣赴中國參加抗戰,曾被誤為間諜,後留在山區服務。抗戰結束後返台,鍾氏受共產思想薰陶,成了地下黨員,辦報搞組織。國府遷台後,夫婦被捕,鍾以叛亂罪被判處死刑。唱片末段載梁靜的獨白:「1月11日,《好男好女》電影外景隊出發到廣東出外景,一直要拍3個月,羅湖車站滿滿的都是人潮,從未見過那麼多的。出發前一天蔣碧玉去世,享年74歲,可是她不能在生前看到這部關於她的電影。」

電影觸及抗戰,更主要是寫台灣的近代史事。縱非政治影片,上述一段獨白所觸及的人物和地點,背後已是一幅綿長的政情關係圖。重現歷史的作品,既有歲月的距離,目的不再是挑動剎那的激烈情緒反應,理應冷靜觀察,看出寬廣與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