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從這場中美衝突開始,中國把這場鬥爭定性為一場總體戰爭,也是為世界帶來百年巨變的歷史機遇。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前透過視頻,在特區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主旨講話中稱,美國發起的關稅戰別有用心,「不是要我們的稅,而是要我們的命」。與此同時,中國外交部日前發布的「中國不跪!中國不退!」雙語視頻,更是傳達中國的強硬態度,視關稅戰為中美對壘前哨戰。
另一邊廂,美國總統特朗普日前在前往梵蒂岡的空軍一號上表示,除非中國 “Free up China”美國不會在關稅戰退讓。"Free up China"不容易翻譯,既可翻譯為除非中國全面開放市場,又可翻譯為除非中國成為「自由開放國家」,意味「解放中國」。後者容易令人聯想到1987年美國前總統雷根,在當時處於東西柏林交界的布蘭登堡門前,所發表的「Tear down this wall(推倒這堵牆)!」演說。
英國劍橋歷史學家、國際關系學者卡爾(E. H. Carr),在其著作《歷史是什麼?》一書表示:「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無休止的對話」,面對今天被視為「百年巨變」的中美對壘,如果嘗試以歷史重大事件的終局作起點,回望今天,與展現於眼前事件對話,或許有助我們明白這場對壘的有可能的最終走向(End game)。

戰爭就是改寫敵國的憲法
日本歷史學家、東京大學教授加藤陽子在她的《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及新著《滑向戰爭:決定歷史的交涉與日本的失敗》(2019,2025,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引述18世紀法國啟蒙時期哲學家、政治學家盧梭(Rousseau,1712-1778)之言,認為「戰爭就是直接介入敵國的社會基本秩序(即憲法),並將其改寫」。盧梭以《社會契約論》一書聞名於世,但他題為〈戰爭與戰爭狀態〉的論文卻相對地被忽略。
加藤陽子在其獲獎作品《日本人為何選擇了戰爭》書中表示,「盧梭認為,戰爭不會在消滅了敵國三成常備兵力後就恰到好處地結束,也不會在對方的國王舉手投降時就宣告終結,戰爭的最終目的不是佔有對方領土,或是收編對方軍隊(這些意圖當然存在)。戰爭是強迫對手改變對其最重要的社會基本秩序(廣義而言,就是被稱為「憲法」的東西)。加藤陽子續稱;「戰爭就是直接介入敵國的社會基本秩序(即憲法),並將其改寫。也就是說,為了給對手造成最大的傷害,就是對對方最重視的東西,進行決定性的打擊」。
因此,她認為二戰的真正結束,不是定格在東京灣上美國密蘇里號日本代表簽署投降文書的儀式,也不是歷史上的東京裁判所及紐倫堡(Nuremberg)審判,而是對日、德的憲法,即對後者兩國最重要的社會基本秩序(即憲法)進行的修訂。

可不是嗎?以日本而言,日本於1946年11月3日頒布的戰後《日本國憲法》前言中寫道:「國政源於國民的嚴肅信托,其權威來自國民,其權力由國民的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國民享受」。這不也就是美國第16任總統林肯,在其著名葛底斯堡國家公園演說中就「民有、民治、民享(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背對背(back-to-back)日本語版本。「國政源於國民的嚴肅信托,其權威來自國民」代表「民有」,「其權力由國民的代表行使」則是「民治」,而「其福利由國民享受」就是「民享」。
再者,1946年頒布的戰後《日本國憲法》,與之前《大日本帝國憲法》對比,被修訂之處,還包括《大日本帝國憲法》的第一條:「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第四條:「天皇為國家元首並總攬統治權」,第十一條:「由天皇統帥陸海軍」和第十三條:「由天皇進行宣戰、和談及締結各種條約」。這些戰前的社會基本秩序,或其憲法的根本宗旨,可統之稱為日本戰前的「天皇制」或「國體」。
在修訂舊日本憲法的同時,配合的措施,還包括時任日皇裕仁在1946年元旦發表的《人間宣言》詔書,日語「人間」意即人類,詔書後半部分否定了日皇作為「現代人世間的神」地位,宣告日皇也僅是具有人性的普通人,從某種意義上減弱了長久以來存在日本國民心中的忠君思想。此外,配合的措施還包括,取締日本在1925年制定的《治安維持法》,該法規定「組織以變更國體或否定私有制度為目的之團體,或者明知該團體性質而加入者,處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監禁」。
這不禁令人感嘆,生活在18世紀的盧梭,他有關戰爭問題所闡述的基本理論,與19世紀、20世紀,以及現代的戰爭相符。如此卓越的洞察力,也就是他成為聞名世界的哲學家的原因之一吧。

(白宮YouTube 影片截圖)
戰爭無非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政治
重溫上述歷史,或許有助人們進一步理解夏寶龍指美國「要命」的動機,以至界定重大歷史性事件的「輸」、「贏」標準。換言之,中美兩國目前的焦點是關稅,但看來非止於此,可嘗試以歷史角度,審視當前的中美就高端芯片、稀土、電動車等「戰略性物質」的關稅戰。
但無論如何,戰後新的日本憲法結束了這場慘烈的戰爭和挽救了數以百萬計人命傷亡,也為亞太地區帶來戰後空前的長期繁榮。根據日本厚生省統計,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約為44萬人( 不包括印緬戰場上被殲滅的16萬日軍);中國士兵在抗戰中,傷亡達500萬人(包括因病及營養不良而死亡);還有,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陣亡人數92540人。以上數字還不包括難以統計的受苦、受難平民百姓,同為這場沖突付出的代價。
18世紀另一位重要人物,德國軍事戰略家克勞塞維茲(Carl von Clausewitz),他的名言:「戰爭無非是以另一種手段延續的政治」,如認同此說法,我們又能否多點用政治智慧去嘗試解決紛爭。
原刊於《香港01》,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