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催生新組織民間力量將重組

第5波疫情跟過去4波都很不一樣，感染和死亡人數激增，醫療系統幾近崩潰，公務員低效等全曝光，都直接影響抗疫的成效。近日出現的新情况是，各種民間力量紛紛動起來，成為抗疫一股必不可少的生力軍。他們在疫情期間能夠起到的作用值得關注，而這股力量在疫後將會在社區上發揮什麼作用，也是不容忽略。

原有支援系統全失靈

40多萬人感染，醫療與隔離設施成為稀缺品，引伸的問題是求救無門，電話打不通、登記入冊後無回應、在家傳播病毒給家人無可避免、居家隔離缺物資無人幫等等問題，這些都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也就是說，原有的各種支援系統全部失靈。如果這只是疫情的因素，疫情過去以後，一切也會回復正常。然而，民間力量在抗疫過程的角色與地位，在疫後會有新變化，或者成為「新常態」的一個重要部分。

新冠患者需要的隔離和醫療設施，這是政府的「主體責任」，民間力量幾乎沒有角色；但患者求助無門，特別是「數碼文盲」的市民如何上網預約接種疫苗、在電子平台登記資料、領取病假證明等等操作電子設備的協助，真的需要義工上門手把手教導，或者直接幫忙操作。

現在出現數以萬計的感染者居家隔離，他們需要生活用品的補充，自己離家到社區上買，違反檢疫令；即使沒有人嚴格監督，遇到實際需要只能到社區買東西，也會負上傳染給別人的道德責任。他們需要義工代購或者送貨上門的幫助。那些經濟困難的家庭，需要捐助的物資才能撐下去。

民間組織自發行善舉

這兩個方面牽涉龐大的人力物力。現在已經有一些組織，規模大小不一，是傳統機構或者是新建的組織，從募捐到分發物資，提供上門送服務和物資。這些自發的善舉，任何地方出現重大的災情，都會出現。由於事出突然，他們為了一個單一的助人目的，處理疫情臨時帶來的緊急需要。

這些新組織在疫情過後是否會保存下來？或者原來已經有的組織，會否因為在危急關頭提供了新服務，而在疫情後得以壯大？更值得觀察的是，原來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傳統機構，過去的服務十分受歡迎，但疫情期間卻「龜縮」起來，疫情過後，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大打折扣，可能會因此而走下坡路。這些都是社會結構轉變的因素。

這次疫情獨特的地方，是香港遇到「一方有難」，提供協助是來自內地的「八方支援」。當然，香港還不至於貧困到需要內地捐款捐物資，但因為國際市場需求量大，而導致一些有錢也買不到的醫療物資，比如快速測試盒、保護裝備等等。

最特別的是在內地被反覆證明有效的連花清瘟膠囊，港人亟待援手，內地不同省份已經捐出；而分發這些物資的，是依靠在香港的同鄉會組織，因為他們擁有強大的聯繫網絡，對會員的實際情况，透過不同渠道有所了解，也有隨時可以組織起來的龐大義工隊伍，可以將服務和物資快速地直接送達。

這些同鄉會，還主動去獲取資源提供適切的服務，比如現在預約接種疫苗要輪候幾個星期，他們有渠道獲得疫苗，也可以組織醫護人員幫忙接種，並找到適合的場所為鄉親提供接種疫苗服務。這種「及時雨」的物資與服務，對於同鄉會今後在鄉親之間的地位，相信會得到很大的加強。

政府應思考民間組織作用

特區政府一直喊全民抗疫，但只是要求市民配合政府政策，比如接種疫苗以及戴口罩等等，從來沒有想到過民間力量可以發揮作用，比如在強制檢測中，市民排隊幾個小時做檢測，需要大量的人員協助維持秩序，也沒有招募過義工隊伍。

民間組織在社會結構中的功能，由於疫情的出現，可能會改寫。曾經有過一個階段，社交媒體發達，將原來的社區結構顛覆了；現在發現，很多事情還是需要人與人之間面對面去解決，社交媒體無法完全替代。

在殖民地年代，港英政府為了解民情，會通過地區組織；需要推廣某些政策或者活動，也是通過地區組織去完成。為此，殖民地政府通過成立分區委員會，在各個屋邨成立互助委員會。這些溝通民意的工作，由民政司署在各區所設的民政專員去完成；在新界地區，則是由更早成立的理民府去做，其中有些英國人理民官，還能用客家話跟村民打成一片。

現在特區政府不但不重視，還認為過去的地區組織已經過時，要全面撤銷互助委員會，相當於趕跑一個遇事唯一能夠給政府通風報信的朋友。

特區政府沒有沿用港英政府的做法，是不重視地區事務的觀念，也有以為通過社交媒體更能夠溝通民意的想法；但疫情爆發，一是沒有想到民間力量的作用，即使想借助，民政事務聯繫地區組織關係也完全失靈。疫情過後，不同的民間組織將會因應他們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改變而發生變化，而政府則應該重新考慮民間組織的作用。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