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前後香港意識形態初探|鄭明仁

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的發生，有近因亦有遠因；近因是受大陸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想影響，遠因則與60年代香港受制於世界冷戰格局有關。前者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後者因為主要表現在文化輿論方面，香港一般民眾沒有貼身的感覺，不容易把它和以後的六七暴動連繫起來。事實上，國共和英美從50年代開始已利用香港作為冷戰的博弈場所，香港文化界成為國共兩派爭奪的陣地，形成「反共」與「反帝反殖」兩大陣營。有中國問題專家認為，由於毛澤東於50年代大肆宣揚要向全世界輸出革命，這亦是美國為什麼鋭意要在香港設立反共橋頭堡跟大陸打宣傳戰。因此，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鬥爭在這塊殖民地上早已埋下火種，到了1967年，火種在極左思想煽動下便一發不可收拾。六七暴動期間，香港除了滿地真假炸彈之外，文鬥已升級至口號式的謾罵，各類書刊、傳單、大字報、小字報、戰鬥小報紛陳，港英政府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印製了大量宣傳刊物予以還擊。本文是試圖根據上述脈絡從文化角度看六七暴動，並以暴動期間出版的刊物説明左派與港英政府的文宣攻勢。

美元文化無孔不入

60年代各種思潮在世界各地激盪，大學生反建制反傳統，他們宣揚和平反越戰，在政治方面是要求民族自主，反對殖民主義。然而，這些思潮並沒有在香港引起太大迴響。雖然香港政府施政一直以來實施高壓政策，底層市民生活困苦，政府也多次打壓左派工會，並先後把多名工會頭頭遞解出境，但一般市民對政治冷感，很怕公開談政治，社會公開反殖的呼聲還不很強大。那時期最高學府的香港大學學生，也甚少對時局發表意見，從美國回來的劉紹銘博士看不過眼，特別在1967年8月的《明報月刊》撰文呼籲大專學生衝出象牙塔，叫他們多些關心社會事務。大專學生尚且如此，一般民眾更不消説了。然而，政治看似不存在卻處處在，從50年代開始，香港已成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圍堵紅色中國的前哨基地。美國政府透過「亞洲基金會」出資成立「友聯出版社」，出版《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大學生活》、《祖國》；「亞洲出版社」也拿了大筆美元出版叢書和拍電影。此外，美國新聞處高薪聘請在港一批文化人編譯寫《今日世界》叢書和反共小説，張愛玲就在當時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50、60年代香港美元文化無孔不入，造就了大批後來在香港文化界佔舉足輕重地位的文化人，「友聯」當年標榜的「民主政治、公平經濟、文化自由」，被奉為圭臬。

那邊廂，同時期的左派系統也出版大批刊物抗衡，你有《中國學生周報》、《兒童樂園》，我就出版《青年樂園》、《小朋友》。除此之外，報業、電影、教育都涇渭分明，左派有《大公》、《文滙》、《新晚》，右派也是《香港時報》、《工商日報》、《星島日報》等等。因此可以説，市民不熱心政治，但文化界和輿論界卻在積極角力，國共透過香港報紙展開罵戰，「毛匪」、「蔣幫」等字眼常見諸報端。當年的黨派政治鬥爭連立場相對中立的報人也給扯進去，查良鏞先生便是其中一位主角。事緣1963年10月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講了「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彈」的説話，《明報》創辦人查良鏞持相反意見，發表「寧要褲子不要核子」的社論，隨即便引來五大左報：《文滙報》、《大公報》、《新晚報》、《晶報》、《商報》的圍攻，指駡查良鏞為「漢奸」、「走狗」。67年暴動期間，《明報》支持香港政府鎮壓暴動，查良鏞因此被左派列入暗殺名單，查先生最後避走新加坡一段時間。這個例子，足以證明左派輿論在暴動前已充滿戰鬥思想。事實上，左派這種戰鬥思想早在50年代因為受到香港政府打壓已形成，且早已埋下仇恨港英政府的種子，這亦說明為什麼在六七暴動開始不久，左派的報紙和大字報便有「我們必勝、港英必敗」「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極煽動文字。

左派反擊大字報與「抗暴書刊」

1966年5月北京開始了文化大革命，但主管香港事務的廖承志説香港不搞文革，香港左派團體都袖手旁觀，在其後的半年裏沒有在香港搞運動響應，左派報章港聞版絕少刊登煽動人心的消息。直至北京極左派上台，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澳葡政府向澳門左派投降後，香港左派才有樣學樣部署「滅英帝國主義的威風」，19967年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的工潮就成為他們的啟戰「良機」，六七暴動由此而起。5月6日工潮擴大，很快便觸發左派工人和警察的暴力衝突，揭開六七暴動序幕，第一批大字報在幾天之內便貼滿現場大廈牆壁。5月11日《大公報》第五版便出現第一張諷刺警察的漫畫：一隻戴著警帽的紙老虎。漫畫寫上標語：「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之後，左派的大字報和海報排山倒海般出現在港九街頭，足見左派動員能力的強勢。6月21日《大公報》便以「標語、大字報貼遍全港九」為題發表社評。社評引用毛澤東的談話説：「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鄉村、工廠、合作社、商店、機關、學校、部隊、街道，總之一切有羣眾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來了，應當永遠使用下去。」同一天的社評又指出：「連日來，港九各地出現的大字報、標語更多了，由公園內的英女皇銅像石躉，到舊兵房、英國銀行、郵局、官立學校，以至廉價屋等行人衆多的地方，都貼上了標語、大字報。港英的爪牙到處去洗刷，大有疲於奔命之概。這些標語、大字報是洗刷不完的。」左派揚言把大字報標語貼遍港九，「連戴麟趾走路的飛機也貼上」。

除了大字報標語外，左派不停開動印刷機，印製大量書刊，5月份便出版了《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人民日報》一系列評論員文章發表後的幾天內，香港便有小册子出版。當年曾帶領左派出版界遊行往港督府抗議的蕭滋回憶説，左派書店職工情緒高昂，經常不眠不休趕印《毛語錄》和「抗暴刊物」。根據香港歷史檔案館許崇德先生兩年前搜集得的暴動期間書刊名單，和筆者近年收藏的暴動書刊資料，可以整理出大概輪廓，67年左派出版的「抗暴書刊」，比較著名和有代表性的包括：

1. 《港英法西斯的「五·二二」暴行》，香港三聯書店出版，譴責警察5月22日在中區花園道用非常武力對付前往港督府抗議的人群。

2. 《新蒲崗血案真相》，6月出版，由《香港商報》記者集體採訪，指責港英當局對工人和居民進行迫害。

3. 《是誰的暴行？》，《大公報》6月出版，圖册內大量使用咒罵的宣傳手法攻擊警察。形容警察是「港英鷹犬」、「法西斯豺狼」等等。

4. 《五月風暴》，9月出版，《香港商報》記者集體採寫，論述人造花廠工潮、花園道流血事件，以及法庭審判過程。

5. 《港九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大事記》，由鬥委會於67年8月至68年1月期間每月出版一小册子，記載67年5月至12月的抗爭事件大要。

5. 《香港風雲圖錄》，10月出版，敘述5月4日至6月30日抗爭經過。

6. 《我們必勝！港英必敗！》，《大公報》11月編印，乃《是誰的暴行？》的續編。編者在編後記説是希望透過這本圖片集「把五個多月來的反英抗暴鬥爭的各種過程，描畫出一個簡略的輪廓來」。此書的前言指出：「不把港英鬥垮，鬥臭，誓不罷休！」

7. 《香港風暴》，鬥委會68年1月編印的第二次版，總結半年來反英抗暴鬥爭經過。雖然暴動到67年底已無以為繼，鬥委會仍然在此書的開卷語説「紅旗漫捲西風」，「把反英抗暴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罷休！」

左派在暴動期間出版的「抗暴書刊」遠不止此數，左派書店不斷印發《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的小册子，左報不時引發「號外」警告港英當局，從宣傳上來説很有威勢。8月下旬，當3份左報：《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被香港政府勒令停刊後，左派便以油印方式出版大量「抗暴小報」，短短兩個月便增加到500多份。8月27日的《大公報》這樣形容這些油印小報：「抗暴小報評論鋒刃稜稜刺向港英迅猛尖鋭有力」。左派的文宣充滿感情色彩，文字甚富挑釁性和戰鬥性，在鼓動人心效果上遠勝於香港政府。然而香港政府的「心戰室」也不是省油的燈，當左派在文宣上有什麼動作，香港政府的特別宣傳小組便緊跟。例如左派報紙於5月7日開始大量刊登「群眾來信」支持反英抗暴，香港政府便發動社團領袖表態支持鎭暴。5月24日香港政府於《明報》刊登整版「支持政府維持和平」的廣告，有近300個社團和領袖聯署，其他非左派的報章也先後刊登類似支持政府的聲明。政府檔案館現時還保存着不少社團領袖撐政府的信件。另一方面，左派印發海報和號外，香港政府也照辦煮碗。筆者見過寫明「香港政府印行」的號外和海報就有：「信心就是力量」、「我們要珍惜可貴的自由」、「我們要安居樂業」、「不容搗亂份子破壞新界的繁榮」、「謠言止於智者」等等。此外，左派印製圖冊《是誰的暴行？》辱駡警察，香港政府便匿名編印設計風格幾乎一模一樣的《制止暴行是警察的職責》圖冊撐警。

當年的右派報紙一面倒支持香港政府，其中國民黨的《香港時報》除落力在報紙上譴責左派暴徒之外，更效法左報出版了一本小書：《吳叔同揭露港共暴亂真相》；吳是出版界鬥委頭頭之一，在暴動發生後3個月投奔到台灣，他在書中列舉多個例子說明左派如何不得人心。67年10月，一份極右刊物《萬人雜誌》創刊，它以「啜核抵死」的文字大肆鞭撻左派暴徒，不惜和左派宣傳機器「打爛仔交」。後來在大專學界頗有影響力的《盤古》月刊，於67年年初創刊，它在5月22日的第三期社論中已呼籲每個香港人挺身而出維護香港的安定與繁榮。68年1月，一本由右派文化界出版的圖錄《香港動亂畫史》，用中文、英文和日文編印，出版人說「謹以此書紀念維持香港治安的殉義者」。由此可見，香港輿論，除了左派之外，都是支持政府維護治安。香港政府最有效的宣傳武器莫過於控制了大氣電波，官方的香港電台和商營的商業電台全力支持政府鎮壓暴動。六七暴動爆發後不久，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在《欲罷不能》的節目中，極盡挖苦「左仔」，斥之為「卑鄙、無恥、下流、賤格」。林彬的節目在基層群眾中很有影響力，左派對他恨之入骨，結果，他於8月24日駕車上班途中被擲汽油彈活活燒死。

暴動平息本土意識醞釀

67年底暴動基本平息後，香港政府「乘勝追擊」，把宣傳策略聚焦「抹黑左仔」，加深社會大眾對左派和共產黨的恐懼，引導市民全面向「香港是我家」的本土意識靠攏，市民因此愈來愈關心香港事務。暴動帶來的積極影響，是市民敢向殖民地政府説不；70年代開始，爭取平等、公義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加上經濟起飛，香港一步一步走向文明成熟。

六七暴動雖然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但一直少人硏究，這方面的學術性刊物寥寥可數，直至新聞工作者張家偉2000年出版了《香港六七暴動內情》，才填補了六七暴動硏究的空白。2001年，另一位資深新聞工作者梁家權根據英國的機密檔案寫成《67暴動秘辛——英方絕密曝光》，從此，英國檔案成為研究六七暴動的重心。2012年張家偉再出版《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根據已解封的英國檔案，更細緻的剖析暴動前因後果。2009年葉健民教授和Professor Robert Bickers編輯出版 ”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是第一本由香港和外國學者共同撰寫的六七暴動書籍，10位學者分別從國際政治大氣候和中國文化大革命角度探討六七暴動的發生。葉健民教授於2007年5月在城市大學主持召開了「六七事件40周年硏討會」，邀請了暴動期間的左報記者、被捕左派校長的親屬、警察、船塢工人、公務員、學生、少年犯出席發表當年親身感受。發言內容附錄於” May Days” 這本書裏，在當時而言是很珍貴的記錄。這次硏討會最具歷史意義的就是為左派人士打開了禁區，鼓勵了更多的六七暴動當事人公開談論六七問題（1998年原《文滙報》總編輯金堯如已出版了《金堯如五十年香港憶往》，提及六七暴動左派的鬥爭策略）。

2014年羅孚（原新晚報總編輯）再為香港式的文革致歉。羅孚說：「我不要求諒解，因為我並不原諒自己」（原文刊《我重讀香港》，羅孚著）。67年承印被封3份左報被捕繫獄的南昌印務經理翟暖暉，亦於2014年出版《赤柱囚徒》回憶六七暴動他的所見所聞。文革時任職外交部的冉隆勃和馬繼森，2010年在港出版了《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披露了「反英抗暴」鬥爭方案制訂過程和周恩來扮演的角色。

這些年，由於接近六七暴動50周年，六七成為熱門話題，當年入獄的少年犯（俗稱YP）不少已進入70之齡，當中有人希望討回公道或期望社會能夠聆聽他們的聲音，「火石文化」為此出版了幾本「六七年那些人和事」的系列書籍，包括《火樹飛花》、《傷城記》、《印象六七》；這些雖不是學術研究刊物，作者和受訪者也有自己的立場，然而，他們所說的，至少代表了部份人多年來希望表達的心聲。筆者期望日後各方能公開更多檔案，讓六七暴動的研究提升至更高境界。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