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億，是一個觸動教育界人心的數字。記得在回歸首年，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宣佈撥款50億元成立優質教育基金。本人亦在當時被委任為基金督導委員會成員之一。 回想起來，其中點滴仍歷歷在目： 首先，設立五十億元基金，震動世界，宣示董先生重視教育對特區未來的影響，十分重視下一代的培育。其次，針對當時一些理財原則，所謂「量入為出」，領導層明白，萬一政府財政緊拙，對教育撥款有所制肘，也有基金可以靈活撥款，不受財政預算的條文規限，教育項目有些「私己錢」，加強持續發展的效果。最後，當時政府對學校用款的規管比較繃緊，常常是專款專用，錢銀間的抽屜不能打通。若學校有創新性工作，又不能在經常性開支中支付，便可向基金申請撥款，進行一些有意義的教育活動，並把經驗予以推廣。 期望可以維持教育公平 記得在首五年委員任期的任內，基金存款由50億降到約37億，即是說在三數年間，基金津貼教育界十多億元，受惠的中、小、幼、特、大學、甚至教育署都有，足証教育撥款或有不足及靈活用款的市場需求。教改推展後，學校的工作量大增，對財政的需求亦大增。在基礎教育界多番要求下，政府亦深感需要增加資源，便設立了學校發展津貼，每間標準班數學校每年有約50萬元的非經常津貼，用作減輕老師工作量及增加學生活動用款，回應當年的訴求。近年，這項撥款由非經常性漸轉為經常性撥款，亦証明學校是需要這項撥款支撐經常性開支。 基於政府每年按財政預算計劃使費，學校的急切需要只能用按年支付方式撥款，大大增加學校財務的不穩定性，譬如︰支付了三年的「有時限學校發展津貼」取消了，運用資金招聘的合約老師便要離職，類似的情況近年愈來愈多。不同的新計劃及新的需要下，政府用不同機制按年撥出津貼，教育界形容為吊鹽水機制，當然是有好過無，但一旦關水喉，又有合約老師要離職，老師工作的生態環境可見一斑。 最近教育界亦有些擔憂，由2017年9月起，政府實施十五年免費教育計劃，教育支出亦一定會大增，錢從何來？ 過去多年來，官員最常用的壓制教育界增加撥款要求的句式是這樣的：「餅只有這樣大，你用多了，其他界別便少了。」我們都知道幼兒教育重要，我亦甚至常常說零至三歲的教育最重要，我們一直不滿足應用”學前教育”這四個字，把幼兒教育界摒諸運用公帑資助的門外。我們都希望幼兒教育真真正正成為我們基礎教育的其中一個亮點。但資源不足的憂慮還是有的。 這幾年因為適齡入學人數減少，縮班殺校後所得的款項，部份留在教育界用款項目下，我們才多了些吊鹽水使費，但近年小學人數呈上升趨勢，倘若因輸入勞動人口，增加就學青少年數目，教育經費緊拙的情況必會加劇，教師職場的不穩定性亦會持續甚至大增。在這個時候，我們再次聽到「50億」這個亮麗動人的詞語。 林鄭月娥女士在其競選政綱中，把教育放在首位，並聲稱若當選，每年增撥50億元教育的經常性開支，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概括兩點︰ 1. 每年50億不是一個小數目，可以補填很多缺口。幼兒教育使費，合約教師轉入常額教師，一些吊鹽水短期計劃可以轉為常設機制，也可資助自資專上學生的學費，幼、小、中、青、成人、父母皆可受惠。 2. 這是經常性開支，不用擔心「俾俾下攞番」，也不用寫大批申請書，卻因為被認為沒有甚麼創新元素，被人丟入廢紙箱。 在此，我衷心講句︰「令人振奮」。我希望將來能夠落實有關措施，我覺得林鄭月娥女士長期在政府服務，尤其在社署及扶貧的工作經驗，令她明白貧富懸殊正深深侵蝕香港的基石。舉一個例，教育界都在一些掙扎裡，這便是「轉直資」的問題。直資學校制度的建立，原則是讓一些可以多付出的家長，把資源投放在子女身上，難道香港人沒有這個自由？「俾多D錢，食好D都唔得？」富貴，多吃無礙，但貧窮不是罪，我的子女也應該可以接受好一點的教育，資助中小學的校長及老師，慈善團體，宗教辦學團體的領袖，看見直資系統有更多家長投入，不是眼紅，家長肯多付是應該的，但我們都希望校內的較弱勢兒童可以接受好一些的服務及栽培。 期望這每年50億的經常教育經費，可以在平衡貧富懸殊，穩定教師及父母人心，維持教育公平，栽培下一代上發出一點光輝及熱力。
徐立之教授連同不同學者過去半年進行研究，並於往年十二月發報有關「如何提升中學生對STEM的興趣」的研究報告，報告內指出了理科及數學延伸單元的修讀情況及隱憂。報告發報後，學界內都掀起了對新高中課程及科目組合等的熱切討論。而無獨有偶筆者亦分別於往年的五月（五年過後，對文憑試的謎思（一））及六月（數學科延展部分的隱憂）在灼見名家網站上分享過對新高中課程的一些迷思，也道出延伸數學課程及理科課程報讀人數的趨勢。 種種的問題逐步浮現 在「（數學科延展部分的隱憂）」一文的末段提到文憑試中修讀進深數學的百分比與會考年度相比有着明顯的差距，且有下降的趨勢。與此同時，今天的香港正有創新科技局的成立、學界推動STEM教育、校園網線網絡、電子教育等項目百花齊放地發展中。在發展的背後，培養及準備人才是一個關鍵的部分，而中學教育亦成為重要的一環。在徐教授的報告中亦指出提升中學生對STEM的興趣與我們的新高中課程選修情況有着密不可開的關係。奈何學生與老師的時間和精力有限，應該是減少核心科目的課時，或是減少核心科目的數目，將時間還回給學生及老師，讓他們在選修科目中有更多發揮，建立學習興趣及自信，這仍是我們在討論和迷思的議題。 與此同事，偶然也聽見在大學任教的朋友討苦水，慨嘆現在中學畢業生的數理根底薄弱，在大學課堂內處理微積分或統計的課題時，學生的表現大不如前，有時更有點拉牛上樹的感覺，師生都要花上多倍的力氣及時間，才能追上大學課程所需的數學知識。從朋友的苦水中深深體會師生間的壓力與困局。 正當我們看到問題之處，卻仍停留在議論紛紛及苦無良方的處境，讓困局繼續存在之際，近年在港招收學生的內地大學，也同讓面對不少入讀理工科目港生的數學程度不逮的問題。有中港教授指出香港生多只讀文憑試數學必修部分，若沒修讀程度較深的數學延伸部分（即M1/M2），即使在文憑試中取得5級的佳績，但其數學程度也只是與內地入大學學生的基礎水平相約。香港學生以此數學程度到內地攻讀理工及數學等科目時，恐會跟不上來，最終被迫轉系。本來一副尚佳的木材，只是在早期欠缺合適的雕琢及打磨，可能就因此而被白白浪費了。內地負責收生的單位看到問題之處，又無法改變香港的考試與課程結構的困局，但又不希望我們的學生在內地升學「輸在起跑線」，只好自尋解決方案，今年與坊間機構合作舉辦高等數學的補底班，為赴內地升讀理工及數學等科目的學生作好升學前的裝備。 根據徐立之教授的報告，舊制會考下平均四成人全修3科，但改為文憑試（DSE）後，全修物理、化學及生物3科的學生跌剩4%，兩個數學延伸單元即M1、M2修讀率亦低至約16%至17%。文憑試不經不覺也由2012年的第一屆進行到今年第的六屆，種種的問題逐步浮現，負責新高中規劃的旗手，真的可再以掩耳盜鈴的態度，堅持問題可如他們口裏所說的方法去解決嗎？還是待民間自尋出路？
學校不久之前做了ESR，即大多數人口中的「外評」（External School Review，校外核實）。兩個稱呼顯示不同的價值取向，前者是評核，外來人員駐校評核學校表現；後者則是核實，到校檢視學校自評（SSE）結果。前者惹來被審核者的不安，後者可視之為某種服務！不過ESR視學人員掛著的是教育局委任証，總令人有某種權力的介入感，就在所難免。 近年教育事務不少都被政治化，而且往往都是專業化一方有敗陣之勢；談政治總是令頭腦昏熱，所以振臂一呼叫句響亮口號，集結人頭就是力量！但專業取向也非一無是處，如前所述ESR有不同的理解，或者真正的位置就是介乎兩個極端之間。換言之，ESR也有其專業的位置，並非過去多年來坊間文宣所渲染的那樣。 筆者曾經歷過舊制的科目視學的日子，曾借調參與質素保証視學（QAI），除了現在的「學校發展與問責」（SDA）政策底下之ESR外，也有報名參加過評核性意味較重的特別視學（SR）；加上自己學校參加了ISO認証十多年，每年都要經歷一次認証公司派員到校做認証過程，所以被評的經驗不可謂不多。其實，外來人員站在一個稍為離開學校、但又有少許介入的位置，透過檢視文件、觀察和專業對談等過程搜証，有時亦會提供一些發現可供學校人員作為改進的參考。事實更多時是會有，局中人不容易感知到有所不足的發現。 教育界前線過份忙碌 現時實施的SDA政策細節可以從EDB網頁找到，簡言之因為公營學校用的是公帑，所以政府要監管及問責於學校；這個政策就是監管及問責的一種手段。據其描述，仍是以學校自評SSE為主，外評來訪只是確認核實學校的SSE結果。 SDA前奉行的是QAI。據教統局第七號報告書：「⋯⋯應通過校本管理、學校體系內各主要成員的合作，以及學校自我評估來保證學校本身的質素⋯⋯對教育署計劃引入總體視學模式，進行質素保證視學，表示歡迎」。(註) 由此可見，最初建議的機制是以自評為主，不過教育署引入昂貴的QAI並成為既有現實；後來又從成本角度再出發，回歸報告書建議的質素保証機制。但QAI的經驗已令前線人員從感覺上理解ESR就是QAI的延續，而QAI予人的感覺就是評核主導的視學！ 當年QAI駐校視學隊伍人數眾多，駐校時間長達一星期，兩三個月前又要付運文件上教育署；加上受訪者除校內師生，更遍及校董校監和家長，確是來勢洶洶。結果惹來很大迴響。當年已留意到上繳文件往往比署方要求為多，因學校擔心有所不夠而影響評估結果所致。此外校內人員受壓甚大之說，部份也是來自校方管理層。當然最重要者，還是官威因素，以及教育界不慣被人評頭品足！十多年來的變化所見，文件要求大幅減少、多番強調外評的發展性功能、不時提著「如常運作」；這些正好反映當年的過猶不及。 學校使用公帑而要透明和交代，是應該的；外評人員與學校老師專業交流，藉此找出可供改善之處和互相學習，也是應該的。不過如前所述的「官威」卻因殺校陰影而揮之不去，若視學隊伍能夠如ISO認証機構那般以獨立機構執業，是否可以相對地減輕呢？ 再者，交流需時而當前教育界前線卻過份忙碌，也是難以奏效的主因。奈何這又是涉及資源運用的循環思維！最難以處理的，莫過於社會充滿互信不足的氣氛，當雙方存有太多猜疑時，好事也變成壞事。 註：《優質學校教育》，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一九九七年九月。
今年2月，在我手機收到的資訊，大部份都是關於「特首選情」的。到茶樓坐坐，鄰座的人也在談選特首；回到家裏，往新聞台看看，每天也是特首選舉的報導，觸目所及的、耳邊響起的、鑽進腦袋的，都是選特首的事，救命呀！我要靜一靜，我要抖一抖，最好的地方是哪裡？家裏不安全，茶樓太多人，對，學校是最寧靜的地方，學校是不談政治的，小學生是不懂政治的⋯⋯誰料往禮堂上的壁報瞄一瞄，要命的！標題竟然是「齊來選特首」，但仔細想想，對！五年前學校也舉辦過特首選舉，那是一件挺有趣的事呢！ 五年前，是梁振英、唐英年和何俊仁競選的那一屆，我校也來湊湊熱鬧，舉行特首選舉，如何選？說來是頗認真的。 登記做選民 我們是採取一人一票制的，無論你是六年級的大姐姐、大哥哥，還是一年級的小弟弟、小妹妹，都可參與選舉，但最重要的，是要登記成為選民。登記選民的程序不算複雜，同學們只要在指定的一個星期，在小息時到禮堂向負責登記的糾察填交自己的姓名、班別和學號，便可參與投票。那時登記成為選民的同學多不多？差不多全部同學都登記了，可見大家都熱心參與這次選舉。 聽政綱 到投票前的幾天，老師不停在早會上提醒同學要留意新聞，要了解各參選者的政綱和過往工作，要做一個負責任的選民，還未止如此，負責的老師更選了三位六年級的同學，要他們在投票前的一天，帶上紙製的面具，在早會上向同學拉票。扮演的同學挺認真，演說也頗精彩，但台下的老師和同學，看見他們戴上面具，老成持重地侃侃而談，大家都合不攏嘴。第二天早會，同學們分別投票，人們都說學校是社會的縮影，但我們比現實走得更遠，我們是一人一票的。最後，司儀請校長來個總結，我欣賞地說：「很高興同學們在這段時間的熱情參與，我不知大家選了誰，但我個人估計，今屆當選特首的應該是唐英年先生，幾天後，看看我們同學選出來的結果，與現實的是不是相同？」 結果公佈 到特首選舉後的第二天，老師在早會上宣佈結果：「同學們，大家都知道梁振英先生當選了本屆特首，那麼我們的同學選中誰人呢？同學們都夠眼光，原來在九百多位同學中，有66％的同學投票給梁振英先生，證明大家的意願與選舉委員會差不多！」 為甚麼我至今仍記得這件事，因為那次我估錯了！雖然同學們的選票不是68.9％，但已是十分準確。 去年的政改未能通過，我們今屆特首選舉仍未能一人一票，但只要我們從小教導學生成為一個有責任的選民，留意參選者的政綱，思考心目中的領袖，有朝一日，當大家都熟識選舉，關心政治，愛護國家和香港時，必能選出一位萬眾歸心的特首。 誰說學校不談政治？
近年小三年級的「全港性系統評估」（TSA）因過度操練學生應試，被受批評。教育局於2014年採取優化措施，表面上改良試卷，目的在紓緩因系統評估被指責引致過度操練應試技巧而衍生的社會矛盾。 系統評估是2000年本地推動教育改革的其中一項措施，目的在監察全港學校在「小三、小六、中三」三個階段，學生中、英、數學科的水平。要了解系統評估的來源及意義，分析其引發操練的因由，較恰當的做法，是一併研究另外兩個也是在普九階段施行的全港性中、英、數學科測考；就是「香港學科測驗」（HKAT）、及「香港學能測驗」（HKAAT）。 香港學科測驗在2004年之前，用作評估全港小三、小五、中一、中三學生中、英、數三個學科的水平，每年只於特定時間於開考前抽取指定出生日期，大約學校5%的學生應試，對學校並無要求於試後有任何跟進措施。中小學校並無動力，或者說，並無壓迫感，需要因應學生應考成績作任何課程或教學的調整。 2004年系統評估出現，既取代學科測驗三個階段的測考，更擴展為全港學校全部學生皆需要應考，並加設個別學生自行網上評估，名稱是「基本能力評估」（BCA），系統評估屬於基本能力評估的一個部分。 中短期內難得到妥善應對 至於原本的學科測驗（HKAT），保留中一入學前的測考（PS1）,用作調整不同小學的校內呈分試的水平。這測考對小學升中尤其重要，由於用作調整小六學生校內升中呈分試的成績，即分配學校小六學生升中學能三個等級（band）的比例。之前的學能測驗，2004年之後的中一入學前的測考，都成為小學應試的重點操練項目。 中一入學前測考，一方面是之前的學科測驗的遺留，其實延續學能測驗的功能。 至於小三的系統評估，在學科測驗年代，並無操練問題。但2004年以後，設計全校學生應試，試題又較學科測驗年代的講求應試技巧（如作答時間要迅捷、考題漸趨艱深、題型推陳出新），學校不得不安排學生多作練習。自然容易引發家長的擔憂，社會的爭議。 相較學能測驗實施的年代，當年並行的學科測驗，只於開考前抽取極少量學生應試，其後執行的系統評估卻是全面擴充對所有學生在小三、小六及中三實施測考。 對學校而言，有一定風險，或高風險的測考，學生必然地需要為應試作準備，包括勤加練習，以純熟應試技巧。教育局的責任是如何紓緩學校的操練，包括減低測考次數，抽樣測考，隔年考核等。 至於測考的功能，是監控學校教學水平，抑或用作調整及發展中央課程，為學校的課程及教學提供支援，落實「促進學習的評估」（AssessmentforLearning），這個測考就是值得的，否則就只餘監控學校水平的行政功能。 2015-16年度暫緩全港學校實行小三系統評估。改以50所學校，試行優化版。教育局這個年度以「基本能力測試」（BCA）為名，全面復考小三系統評估，教育局既未施行足夠有效措施處理學校可能過多練習的問題，亦未有為系統評估可以有助促進教學，提供任何新支援或新措施。可以這樣說，教育局未有就測考須有的檢討與改善，承擔推行具成效改善方案的職責。 小三系統評估以外，是小六年級的多次測考，包括兩次校內呈分試，一次全港性系統評估，以及隔年施行的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一年內學生耍應付四個重要考核。教育界多年來皆要求教育局認真檢討，合併考核，紓解學生應試壓力，教育局卻是調整輕微，考核如常。 教育措施，未能適時變革，持續改善，輕則引來教育界的批評，重則家長介入，牽動為社會矛盾，官民對立，這種政策延誤或惡化的情況，近年是屢見不鮮。 教育政策的火頭，普九三個階段，尤其小三，小六的公開測考，是其中一塊，另外兩塊是高中至專上教育，以及幼兒教育。 高中一個高風險的文憑試，成績較優學生或失守兩個語文科的評級要求；或在四個核心科目以外，只應試兩個選修科，學科基礎知識不足，也因為考核發展偏向單一化，針對不同學能與不同志趣學生的「應用學習課程」未能普及。還加上除英語科可以同卷選擇作答不同部分，以考核不同語文水平能力學生，絕大多數學科考卷無視不同學能學生的程度，俱以劃一模式設題考核。 成續稍遜的學生大量過不了文憑試這一關，而專上教育近年處於擴張時期，自資院校及自資學位，自資副學位等出現收生困難。 高中至大專階段的公開試考核，以及升學收生，出現未能妥善應對的瓶頸阻塞，教育資源，包括學生三年高中學習，產生的社會損失是逐年累積。 至於幼教範疇，本年9月實施免費教育，在政府資助及控制學費同時，幼師薪級表的設置遙遙無期，專業化及專業發展未有提上日程，半日制、全日制、長全日制的定位及教育功能，未有得到妥善的處理。 隨著對嬰幼兒學習與成長的探究，以及香港社會雙職家庭的普遍，3至6歲幼兒教育開展免費教育同時，0至3歲嬰幼兒成長，以至整個0至8歲的成長教育，政府政策及資源，要有全盤重新規劃的需要。 從系統評估的個案，教育局並未能有效落實「評估促進教學」的政策原意，對於因教育爭議而引發的家長不滿，蔓延為社會矛盾，亦欠缺政治敏感度與重訂有效方案應對的能力。下一輪的小六測考，高中至大專考核與升學瓶頸，以及幼兒教育發展，這些教育政策的挑戰，很難指望在中短期內得到妥善應對。
香港社會雖然繼承了中國傳統「德智體群美」五育觀，然而，要反省的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能夠在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自我教育中，取得「信望愛」這人生三大至寶呢？
連續兩篇文章談了一顆印度洋明珠，位處非洲大陸以東2200公里的島國毛里求斯。毛國對大自然的保育積極而全面，政府政策亦加以配合，結果是全國極少汚染，空氣絕佳，水質清澈，難怪有「人間天堂」的美譽（見本專欄2017年2月8日及2月23日）。本文續談海外華人在毛島的發展。 Sir Moilin Jean Ah-Chuen 在毛島帶團工作時，Whatsapp傳來遠在澳洲親人的一個短訊：給我帶回一張25元毛國盧比。心中嘀咕，毛幣紙幣繁多，有25、50、100、200、500、1000及2000；而且幣值不高，兌換率大約是1元港幣兌換4.5元毛里求斯盧比，為何單要收藏25元紙幣？看看錢包，左找右找，也找不到一張25元毛幣鈔票。向多個同學詢問，終於覓得一張。 紙幣設計頗新穎，紙質更是現在多國流行帶有塑料質地的高科技防偽材料，大小跟香港紙幣10元差不多。映入眼簾的首先是國鳥「渡渡鳥」，苯拙得來也挺可愛。鈔票正面左邊印上一個頭像，面積約有鈔票三分之一。頭像不像毛國主要人種印度人或克里奥爾人（Creoles，克里奧爾人是非洲奴隸的後代，有著不同的歐洲祖先），更不像白人或非洲人。是黃種人嗎？有點像。仔細一看，頭像下印有一行小字：Sir Moilin Jean Ah-Chuen1911-1991。何許人？請教於當地華人，原來是當地大大有名的一位已逝世的華人：朱梅麟爵士。 本國鈔票印上外國人的頭像多見嗎？網上谷歌一番，發覺朱梅麟在毛國是第一位華人，亦是唯一一位華人有此榮譽；至於其他國家，亦不見有華人的頭像能出現在別國的鈔票上，朱梅麟對毛國的貢獻可見一斑。 海外華人典範 Sir Moilin Jean Ah-Chuen的名字頗有趣。Sir的稱號顯示朱有爵士銜，這在下文再交待。Moilin是他的名字，英語所謂first name。Jean是法文，即英文的John，是洋人稱Christian name. Chuen 是他的姓氏，即朱，Ah 可能是廣東話「亞」的音譯，Ah-Chuen或許是「亞朱」的意思。總結來說，「亞朱」應是華人圈中對朱梅麟一種親切的稱呼；Jean則是與洋人打交道時的名字；Sir自然是官方或正式場合的用語了。 朱梅麟是廣東梅縣客家人，其父朱維勳14歲（1890年）時，離開家鄉，隻身漂洋至印度洋的英國殖民地毛里求斯，憑著刻苦耐勞的精神，從小小的售貨員做起，30歲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店舖。朱梅麟生於1911年，畢業於中文新華中學，能操流利的中、英、法三語。朱梅麟天資聰穎，加上勤奮，亦有獨到的生意眼光，20歲那年，已經把父親的零售舖發展為ABC集團。集團至今，已是毛國20強的大企業，商業領域涵括海、陸、空；行業包括吃的、用的、銀行、金融、證券、保險公司等等。 1942年，朱梅麟擔任毛國華商總會會長。時毛國華人以廣東人及客家人為主，由於言語、文化有差異，加上種種利益關係，兩種族群關係緊張。為了減少兩種族群的衝突，毛國政府規定華商總會會長一職由客家與廣東籍輪替擔任，為期一年。這種安排雖不能把廣東人及客家人的矛盾完全消除，但至少可把緊張關係緩和。可見英國人統治亦有其圓滑的一面。 1948年朱梅麟開始涉足政壇。毛國政府任命其為官任國會議員。1953年任滿再度獲委任至1959年，前後共十年。
毛國自1715年開始即為法國殖民地，統治期約100年至1810年。不少毛國國民均依從法國人信奉天主教，朱梅麟也沒有例外。朱是虔誠天主教徒，1950年獲教廷委任擔當毛國華僑天主教會主席，直至1961年。
1963年，朱梅麟在地方參選議員，在首都Port Louis波累市海岸區勝選，四年後以毛社民黨黨員身份再次參選獲勝。朱梅麟在政壇此後一帆風順。1967-1976 出任地方行政部部長（內政部長），同時為市政府議員。1974-1976年期間，更代表毛國出席聯合國會議代表。 朱梅麟對毛國的貢獻為殖民地政府所肯定，1980年，被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冊封為爵士；11年後，即1991年亦被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給爵士銜，唯同年10月即與世長辭。
朱梅麟一生極盡尊榮，死後亦為毛國人民所愛戴。1998年，毛國政府發行印有朱梅麟肖像的25元盧比紙鈔。2009年朱梅麟後人改裝其舊居，成為「朱梅麟爵士紀念中心」，開幕之天，冠蓋滿京華，時台灣總統馬英九先生亦致贈墨寶「榮邦奕世」以表彰其對海外華人特別是客家人的貢獻。2011年毛國政府又發行包含朱梅麟爵士肖像等四種紀念郵票。同年年底，更特別為其舉行「朱梅麟紀念郵票首日封儀式」。凡此種種，可見朱梅麟在毛國的崇高地位。 在毛國首都Port Louis西南方10公里有一商業城市，羅斯希爾市Beau-Bassin Rose-Hill，市內有一條街道是以朱梅麟命名 — Jean Ah Chuen Street。在全毛國，只有兩條街道是以華人為名：一是位於首都Port Louis的Dr Sun Yat Sen Street；另一，就是這條Jean Ah Chuen Street。無獨有偶，國父孫中山先生也是廣東客家人，中山先生乃近代偉人，其故事家傳戶曉，不需贅言。朱梅麟能在海外揚名，除了自家的能力及努力外，也多得毛國的多民族融合政策。這點有機會再分析。
香港從以工業轉型至服務業，社會的行業不斷更替，令青少年對於前景感到十分無奈。有些年青人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或要想做什麼職業，假若他們在中學或大學選錯了科目，對他們的前添上更多迷茫。有見及此，教育界已開始著重學生的生涯規劃。 學生的青春是無價的，時間更是寶貴的資源，在我們成長過程中，進行生涯規劃有如國家的投資，不過青年人所投資不是金錢，而是時間，他們應該投放在那一個地方呢？ 人生成長的蛻變 青年人在生涯規劃時，考慮投放時間的重點是最關乎個人的興趣及能力；能力是一個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是可以被客觀評估或考核的，更可以與工作所需的條件對比，究竟是否符合？ 興趣是一個較為個人主觀的事情，需要從個人感受或意願出發，有時難於以客觀標準來評定，是因人而異的；年青人的興趣可能被他們的家人背景、學習經驗及社會氣氛所影響，可以透過個人訪問得以了解！ 考慮學生的能力和興趣，是他們生涯規劃的兩大變數，兩者合共可以簡單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他們可能欠能力或興趣，或糊里糊塗地選擇了一些自己沒有能力或也沒有興趣的科目及職業，他們日後的前路肯定是痛苦萬分的；雖然現階段沒有確定的興趣或能力，也並不代表永遠沒有，因此最急需家人及教師啟動他們的心態，從現在開始發掘自己的興趣或能力。 對於此問題，解決的方法就是嘗試不同方面的事物。學校可以與不同的行業合作，建立長遠合作關係，以便日後學生可以到這些機構實習或學習。借助這些活動，學校可以讓學生早一點理解日後可能面對的行業，亦可以從中找尋自己的興趣及能力。同時，可以減低他們投入社會時的無助及迷茫感。 第二類，是他們有興趣但欠缺足夠的能力，這一類學生已比第一類進步；他們可能對某些學科或職業感到興趣，但他們的學習能力與之有明顯的落差。例如，學生看了電影很想做醫生，拯救生命，可是他的理科成績很差；或是學生想做老師，教育下一代，可是他的說話或語文水準不足。或許，這類學生可以透過「將勤補拙」，為了自己的興趣不斷下苦功，提升自己的能力去達到目標，但他們必須有心理準備，將來會面對很大的壓力。 動手動身去參與，亦可以打破學生們受媒體或家人所影響，而對某一行業產生的一些誤解。舉一個例子，電影中的精神科醫生好像只跟病人聊聊天就可以有豐厚收入。這看似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背後卻要做很多的文書工作，把與病人的交談過程，進行分析及診斷，並不是談天過後就完事。而參觀及實習等等，正正可以令他們真正體驗一下自己腦海中幻想的生涯規劃，是否真正符合其興趣。因此，在生涯規劃中，應該把時間投入在不同的參觀及體驗中，從而驗證自己是否可以做到所計劃的生涯。 第三類，是他們有能力應付但沒有興趣維持。這類別的學生與第二類學生剛好相反；他們在生涯規劃上，很大機會被自己的成績帶動自己的選科或職業，例如：數學成績理想，便在大學選修會計，又或語文成績優秀，入讀大學的語文系，然後當了老師，但可能自知選擇了一些有能力但沒有興趣發展的前路，將來可能欠缺自發性或動力堅持下去。 外在環境如家庭或學校，也是影響此類學生發展興趣的其中一個可能性。試想想，一個學生想做一個藝術家，他的藝術天份高而且興趣濃厚。可是，在香港這個著重商業的社會，他所能發展的空間就會少之又少，興趣自然減少。因此老師及社工們需要對大氣候有敏銳的觸覺，了解不同行業的特性，營造氣氛刺激學生的興趣。 最後一類，是他們已找到自己有興趣又有能力修讀或鑽研的事業。這類別學生的生涯規劃方向是非常清楚，他們可以較易向着一個明確目標前進，不過，要留意的是，這類學生或許已確認自己的能力及興趣，仍需有良好的學習態度去繼續發展，才能真正學有所成。 雖然第四類是最理想的組合，但甚少學生能在初階段已達至這組合，大家必須讓學生知道生涯規劃需要有此成長過程，亦正是人生成長過程中，不斷從學習及經驗中從一類的狀態慢慢蛻變成形！
剛過去的星期六，學校的家教會成功舉行了「優才環保慈善賣物會」，超過一千多人參與，場面非常熱鬧，人人都滿載而歸，渡過了一個愉快和有意義的早上。 近年，學校積極推動綠色教育，可說是全校參與，每個班都選兩位綠色領袖，由校方精心培訓，希望他們帶動同班同學實踐環保概念，包括午間熄燈半小時、節約用水、種有機蔬菜等。 家長和老師通力合作 今年，學校的家教會之下更成立了綠色學會，有百多位家長自願參加；每級並設有級代表負責聯絡，一同籌辦各類綠色活動如到城門郊野公園收集垃圾。最近，初小的家庭便去了T-park，享受了一個多小時的温水浸泡的經驗。 綠色學會更為學校籌辦了一次環保賣物會並為銘琪癌病關顧中心籌款。為了鼓勵家長捐出自己不再使用的物資，學會推廣「斷捨離」的概念，讓家長們更認真思考是否真的需要擁有太多的物品，建議大家下定決心，把不必要的物資斷捨掉，送與有需要的人，以減少了負擔，同時可增加自己的空間。大家都同意簡約的家居環境很適合香港寸金尺土的環境。而且絕大部份的香港人都過度購物，多年來家中確實積存了大量的「無謂」物品。 結果，家長都十分響應學會的呼籲，我們在聖誕前和農曆新年前進行了兩次的收集，得到的物品確實多不勝數。之後，一班家長義工花了整整一個周末把物品分成八大類，如衣服、玩具、文具、精品、書籍、小型家庭電器、家品和樂器及體育用品等。分類和訂價都做妥了，便把物資存放。後來，還有幾位家長聯絡到一些工廠朋友，也捐出了許多全新的玩具和毛巾等物品，豐富了整個賣物會的「貨量」。 除了學校本身外，我們還聯絡了幾個環保和慈善的機構如慈濟基金會、中華電力公司及西貢將軍澳環保會等，他們都積極參與，負責各個攤位的活動。這次活動提供了一個平台，可讓環保有心人一起合作，互相認識和互相支持。 三月三日的下午，我們開始佈置場地。地下和一樓一共設有十六個環保和音樂的遊戲攤位，而賣物會的主角是八個賣物攤位。當天下午家長和老師通力合作，把物品排列得很有條理，以方便第二天參加者的選購。 三月四日的早上，家長和同學們都絡繹不絕地進場，參加者既可購買極平極抵買的物品，又可以玩不同的遊戲，更有免費的小食和飲品供應，所以人人笑容滿面。這確是個多贏方案，環保、慈善和歡樂三者兼備。不過，我發覺最受惠的是學校的老師和職工，他們大都瘋狂地購物，人人慷慨解囊，難怪受惠機構和我說，善款的數目非常理想，給她一個意外的驚喜！
有人說「講錢失感情」，也有人說「無錢就萬萬不能」。刻下進行的特首提名戰，作為無票在手的一分子的心態，還是「食花生」吧！來個五十億的講法，一下子業界也熱烈起來。 為文之日各位參選人或多或少地都在教育政策上多下了工夫，確是令人欣喜。教育之於社會，是長遠的投資而非開支，這是很多人的共同語言；但到真正埋位工作時，很多時要顧及各方利益，難保不會出現異化。 迫近眉睫的問題 最近參選的前政務司司長頒佈政綱重點時，提出若她上任就每年為教育經常性開支增加五十億元撥款，用以處理迫近眉睫的問題；文題所列的「五十億」就是由此而來。作為前線人員因而感受到久違了的尊重，也是很自然的；至於走馬上任後是否異化，實在無法予以推測。畢竟成其事者也還得看最終由誰人掌教育帥印。 上年度預算案教育經常性開支為七百五十億元，增加了這五十億元後就會令教育範疇開支佔政府經常性開支總額的比例，由21.5％調升至22.7％，微升了約1.2個百分點。假若在五年任期內持續每年增加五十億，對比過去十年的預算案的教育開支約有一百八十億元的增長，以範疇計確是增加多了很多。但以本港屬於先進的經濟體系來說，這個教育投入是否恰如其份，可以起到培育人才之作用呢？ 假設年通脹為3％，連同這增撥的五十億，來年教育開支的增加起碼有七十多億元。就算只考慮那五十億，參考今年政府在大專、中學、小學及其他範疇（包括學前教育）的分配比例（約22：35：27：16），中小學可得的增加額都有近30億元。中小學界別的「迫近眉睫的」問題應是把數千個合約席位納入常額編制，估計需要十多億元的經常性開支；所以這筆增撥資源是可以支持到的。 盡快推行教師全面學位化和中小學教師同工同酬，應藉此際資源投入加以處理。這並非工會式改善教師待遇的要求，而是透過這個行動保留人材，讓曾受專業訓練的年輕一代入行、並增加人材留在行內的機會。其實，學前教育教師也應盡快製訂好教師學位化的時間表。不過制訂幼師薪級表或許更為急切，因此需要額外資源處理；包括學前教育在內的「其他範疇」開支因而會增加，並令前述的分配比例有所調校。一直以來學前教育所得的份額偏低，學前教育對個人成長的影響頗為深遠，故增加投資是值得的。 這裡討論並未涉大專教育，只集中思考基礎教育的層面（餘下未包括在內還有約佔四分之一的大專部份）。除薪酬開支考慮外，尚有其他規劃都算緊迫。例如中小學已實行融合教育，不同類型的SEN學生進入校園後，光靠老師再培訓來提升對SEN學生的服務，那是不可能足夠的；額外資源亦可用以提供助教席位（以校內SEN學生人數的比例分發）。隨著社會對衛生防疫意識的提高，在人口密集的環境下，加強醫護支援也是急需的；所以應考慮盡快實施「一校一護」。為免令護理界因而受壓，或可分期推行如先做兩校一護，或降低護士資歷要求。當人力資源到位後，原來常規的教育開支所支持的課程及教學新措施應可產生更高的效果，這裡就不再加細表了。 其實增加了資源後是否代表效能一定可以提升呢？或者歸根究底，根本是教育制度的問題！制度的確立與執行是基於主政者的價值觀與執行力和意志。 回顧過去已施行的教育改革，最初提出的理念都是好的；最終推行後帶來的成效孰好？孰壞？還看教育領導和落實過程可有異化！
在上期「教評心事」曾向讀者介紹不同學者對知識領導的角色的一些研究發現，讓我們了解知識領導的重要性。今期希望能在此向讀者更深入介紹知識領導者如何承擔領導推行知識管理的任務。 Viitala（2004）將知識領導定義為領導者在機構目標的學習過程中支持其他成員的方式（Stogdill 1974）。Viitala（2004）使用「領導」的概念來指在任何機構層面有下屬的人。 知識領導者的任務： 知識領導者制定學習的目標，建立願景，識別知識差距Knowledge Gap，制定機構的策略和目標，及時反饋並作質量測量，闡明利益相關者的需求； 塑造機構文化，以提供條件支持成員在安全的環境下進行學習； 支持學習過程，提供機會以促進成員獲取工作經驗以成長及反思； 領導者作為榜樣，鼓勵成員學習及持續發展。 知識領導者的向度（參考Viitala 2004, 537） Capshaw和Koulopoulos（1999）認為，機構需要知識領導者來克服在大型機構內分享知識的自然障礙。這是知識管理的本質。當今大部分知識型機構已經意識到若機構要達成業務目標，並滿足客戶需求，甚至提升機構效能，機構必須推行知識管理，以促進機構成員間能分享在工作過程中所累積的最佳實踐經驗（Best Practices），而不僅只是應用創新科技。若機構要推行知識管理，機構需具備開放的文化以開放溝通渠道來促進成員間的彼此分享。此時，知識領導者責無旁貸，必須適時塑造機構文化，制定措施激勵成員間進行知識共享。 不同學者提出很多各式各樣的知識領導者的角色和任務。筆者嘗試從以往所介紹的論著，總結數點普遍於文獻中經常出現的核心的知識領導者的角色和任務，以構建筆者認為的知識領導的模型。筆者從文獻中確定三個核心的知識領導者的角色和任務： 建構知識遠景 筆者綜合Lakshman（2008）所提及的「知識遠見能力」和Viitala（2004）的「領導者作為學習方向制定者」的兩項特徵。知識領導者認識到知識管理的重要性，明白知識管理可讓他們的機構發揮更高的績效水平。這些知識領導者透過制定其機構或單位的願景、策略及目標，訂立機構方向和聚焦哪些核心問題可以通過額外的學習來解決。 促進機構進行學習 筆者引用Viitala（2004）有關「塑造機構文化創造者」和「學習過程的支持者」的兩項特徵。這些領導人提供條件支持成員在安全的環境下進行學習。他們扮演類似教師或教練的角色，在工作過程中給予成員提供協助及指導，讓成員在工作過程中評估、反思及總結他們的經驗。 作為知識分享模範 筆者綜合Lakshman（2008）所提及的「領導者的知識角色建模能力」和Viitala（2004）「領導者作為學習模範」的兩項特徵。知識領導者以個人身份參與日常分享信息的過程，並且更刻意建立具規模的信息網絡以促進成員學習和發展。 筆者綜合不同學者有關「知識領導」的研究後，總結出提出一個知識領導的研究概念框架如下： 知識領導者核心能力的理念架構（參考Nonaka, Toyama and Konno,（2000）, Viitala（2004）and Lakshman（2008） 上文已簡介知識領導者核心能力的理念架構，下次將再具體向大家介紹其詳細內容及從文獻找出支持有關理念的證據，期望再與大家分享。 參考文獻 Capshaw, S. and Koulopoulos, T.M.（1999）. Knowledge Leadership.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agazine, May 1999. Retrieved on 14th December, 2011, from http://www.information-management.com/issues/19990501/20-1.html, Lakshman, C.（2008）. Knowledge Leadership: […]
早前，筆者在《芬蘭是這樣照顧學習差異的，香港可以嗎？》一文提到，北歐國家芬蘭不但在國際評比中有理想表現，其對學生的校內差異處的包容性，以及在收窄不同學校之間的學習差異的成就，均是香港所望塵莫及。其處理方式主要有重視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時能做到真正的「學會學習」，在能力與知識之間取得平衡，不會強迫學子操練以提高成績；校內不會有「精英班」和「非精英」班，同班同學按不同能力編入不同學習組別，少有標籤效應和比較文化，學子能建立內在的學習動機，在學習的階梯中按自身進度拾級而上，故能取得成功經驗。 成功經驗可以參考 不可複製 由於芬蘭的成就令人矚目，引來世界各地的注意，香港一些教育界人都到當地取經，少部份學校更嘗試引入其成功經驗，當中亦得到一定成果。不過，芬蘭的成功有其獨特的社會文化背景，如本港教育制度要大規模仿傚，恐怕亦非易事。首先，香港受東方文化影響，認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相信「書中自有黃金屋」，視教育為提昇競爭力的不二法門，故基層家庭固然會視教育為向上流動的途徑，中產家庭也會當教育為維持下一代社經地位的手段，進而過份重視學業成績，以競爭和比較的心態看待教育，試問芬蘭沒有標籤效應和不重比較的文化怎可以在香港落實呢？再者，東方式學習文化將學習理解為「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的歷程，芬蘭學習模式難免會被急於求成的家長所唾棄，視之為「低效」和「散漫」。當然，近年一些家長重視子女的學習歷程和興趣，反對為結果而大力催谷，可是此風氣未成主流，故除非個別學校能以此為招徠，取錄學生的父母都具相同理念，否則芬蘭經驗實難以推廣。 另一個香港與芬蘭最大的差異就是「名校文化」。芬蘭的基礎教育重視平等，各校之間的資源和教學水平相近，不會有名校和非名校之分，故家長不必為「選學校」而費心。芬蘭為居富裕國家前列，國民普遍有相當教育水平，不同家庭的社經地位相近，由於學生的家庭和社經背景接近，故家長為子女選校時也不必考慮「選同學」的問題。在上述條件下，芬蘭學校不必互相競逐和評比，家長不必為子女入學問題而全力催谷子女，標籤效應和比較文化均沒有存在的土壤。反觀香港情況，社會貧富懸殊，不同家庭的社經地位差異極大，家庭管教的水平也有異，父母選校時當然要考慮「同學」因素，以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者，香港中小學亦未能做到管理和教學水平相近的地步，校際之間的差異一日存在，家長自然要為選校要操練子女；學校自然要為收生問題而提高自身吸引力和競爭力，操練文化亦由此衍生。 最後，再談學制分流、職業教育及社經背景等問題。芬蘭在中三畢業後將學子分流，當中近四成學生選擇職業中學，這情況絕對是香港所不能想像的。就筆者觀察，形成這現象的背景有二，一是西方國家具人人平等的觀念，重視勞工權益保障，產業發展均衡，不少行業都建立了工會和專業認證制度，故「工字有出頭」，水電技工的收入甚或高於擁有碩士學位的教師，當地家長又怎會像香港的父母，視子女入讀職業中學為畏途。二是芬蘭的教育體制成功建構多元互通的學制，入讀職業中學者不但可以取得職訓認證，更可以報讀大學的相關應用課程的學位，這正是香港新高中學制期望建立，但最終進展緩慢之處。學制分流取得成功，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就不必人人走「競逐成績」的「窄門」，而可以因應自身的能力和興趣，循序漸進，作多元化的選擇，自然能夠包容差異，有利照顧差異。反之，香港家長和學生聞「職業教育」而色變，不同能力和性向者被迫催谷學術成績，最終形成一大批「失敗者」，差異自然不斷擴大，學校的「補底」工作也會事倍功半。 基於芬蘭和香港兩地的差異，芬蘭的成功經驗可以參考，而不可以複製；可以作為教育工作者的反思，而不可盲目仿傚。除非移風易俗的工程全面鋪開，教育、社會、經濟、文化的背景和條件有翻天覆地的變化，香港的教育制度恐難走出當前的困局，做到真正的照顧學習差異。
如果能夠把閱讀圖書和閱讀理解的共通點找出，把功課轉化成孩子們的興趣，那麼自然而然，孩子也不會把閱讀理解視為畏途。
教協手攞35張選委票，全數給予曾俊華。究竟曾的教育政綱有何吸引，又比另外三位優勝，似乎教育同工看不出，也許這只是個政治考量與決定吧。 在本人有限接觸中，葉劉淑儀對教育研究較深，對新高中課程、大學教育等均有較深刻的見解，而林鄭月娥在政綱中提出每年增撥50億元恒常經費予教育，亦算是大手筆。至於胡國興，和曾俊華一樣，也只是提到增加教育資源，以本地生產總值4%至5%為參考目標。 筆者始終認為，未來特首的教育施政一定要接地氣，亦即要回應當前的教育議題。 預防學童自殺要到位 比如說，在教育不同階段，要洞悉主要課題而推出相應解決方法，這些是社會人士、家長、教師、學生均感到有共鳴的課題。 在幼稚園階段，在實施免費優質幼稚園計劃（其實是大幅資助，而非全免）後，須訂定幼師薪酬表，減少幼師的經常性流失，以及留住資深的幼師。 在中小學，減輕學業壓力是個重點，尤其是高小、初中階段，近期學生自殺個案，主要是12至16歲之間，正是處於這個階段。 今年財政預算提供額外津貼3500萬元，加強支援精神病患學生，讓學校可一對一輔導學生及培訓教師，而對象需經醫生確診，再由學校向教局呈報人數。筆者認為，此措施並非沒有用處，然而不是對症下藥。稍為留意時事都會知道，學童自殺者大部份沒有精神病，甚至情緒病也談不上。他們多數感受到學習壓力，對自我要求較高，抵受不了打擊，而近期多宗案例與沈迷手機遊戲，被家人責罵，又或在派成績表見家長前後深感壓力有關。 因此治本方法宜從清減應試文化，以及增強學生對抗逆境的能力著手。前者可另文再議，而後者則可參考同是強調競爭，升學壓力也大的新加坡的經驗。當地政府重視學童的體能訓練，學校教育中體育鍛煉極為重要，並且向領袖培訓，以及歷奇訓練的機構提供資助，讓每位中小學生均有機會接受培訓，提昇對抗逆境的能力，增加意志力及解難能力，當然成年後更須參加軍訓(這點香港學不來)。 筆者建議未來特首要確切體認此問題，對症下藥，至少資源能用於有效地方。重金延聘專業團隊，向新加坡取經，讓中小學生至少有兩次接受一兩週的抗逆歷奇培訓，應是較有效的預防學童自殺方法。 檢討教改不容緩 教改自2000起推行，有得有失，宜認真檢討。高中課程積累問題不少，學生集中讀中英數通4科，另加選科2科成為主流，出現知識面狹窄，原本構想的文中有理，理中有文也難實現。最近徐立之教育提到理科凋零的問題，而數學科優勢亦恐漸失，因學生要應付大學入學必計的那4門核心科，根本不會兼讀只佔半科的M1或M2。葉太提出讓通識成為選修科，教評提出通識可以像體育科般，成為只修不考的學科，其實是要認真考慮的，這樣學生才有更大空間去選修自己喜愛的學科，而語文稍遜者也不用多考一科如此重視語文表達的通識科，而影響其升大機會呢。 在老師方面，多個調查均顯示提高班師比例，讓更多合約教師能納入常額教師行列，是教育界一大共識，此點林鄭政綱亦有述及，期望無論誰當選也應實施。教師編制，仍存學位與非學位兩軌，也和現實完全脫節，因現今中小學教師全已學位化，以至於新任幼師也持有學位，因此，期望新特首在首屆任期，即五年內，推動教師全面學位化這應不是個過份要求吧。 當然，說到底，特首需要一位有識見，肯擔當的教育局局長協助落實其政綱。願有能者當之！
「曹操也有知心友，關公都有對頭人」，一種理念必然不能滿足各有不同需要的普羅大眾，未能滿足的人應如何表達個別的意見，這些意見又如何上達以致可以落實推行？
人類踏足毛島後，除了恣意捕獵，還帶來了渡渡鳥的天敵—老鼠。老鼠生命力非常強，隨着殖民者登陸毛島後，迅速繁殖，吃光了渡渡鳥的蛋。
教育界以前是比較穩定的行業，時移世易，教師生涯面對很多衝擊，因為整體人口下降，似乎有越來越多剩餘的教師，但同時間也不斷湧現一些新的發展機會，吸納新入行或剩餘的教師。
香港人說「出生哭三聲，好醜命生成」，為什麼自己不是含着金鑰匙出世，而是一生要做牛做羊為揾食忙。
過去有許多教育政策施行不妥善也不一定與教育經常費用多少有直接關係，有部分政策的失效，可能是與政策制訂者在制訂政策時思考不夠全面，加上領導人偏執或偏聽，甚或因一意孤行，而結果在政策出台後變了質，導致現實與理想有很大落差！
孩子的心是一個容器，裝的壓力多了，快樂就自然少；裝的寬容多了，計較自然就少；裝的滿足多了，痛苦自然就少；裝的理解多了，矛盾自然就少。
我離開會場時，腦袋裏勾出一串串存放很久的問號，腳步殊不輕鬆，心想：有人談論或許總好過無，教育重要？還是教育對選舉重要？
Lakshman（2008）從這些案例分析，並提出五個知識領導者必須具備的能力，較其他領導者更好地領導他們的機構，提高績效水平。
教學不也是用生命來感動生命？老師們無私地教導學生，不問回報，每天辛勞工作，一年又一年地看着學生畢業，偶爾在街上遇上已畢業的學生，談談往事，說說近況，已是莫大的回報。
假若最終當選的特首亦認同「人才培育」是教育的核心問題，日後仍要花很大力氣去帶領社會取得共識；自世紀初燃起的教育改革迄今，幾乎20年的經過就已說明，這個共識仍未廣被接受。
千百年後學着當年的詩詞，讀著讀著，總有喜歡的，做學生的也試著自學的背誦。豪情、悲情、愛情、友情、人情、親情⋯⋯今人之情、古人之情、民族之情、山河之情⋯⋯就這樣油然而生。
多年來，國際學校備受本地中產階級、富商以及名人追捧，主因不外乎：它確實為一眾不滿本地教育的家庭，提供了另一種選擇；當然，其中也存在了一些人云亦云的因素。
作為中國人、文化人、教育顧問、母親，究竟我與農曆新年有何關係？我想透過漸趨清明的自我概念，朝向一種能自主學習的境界邁進。
全球化影響無遠弗界，「世界公民」概念源於全球化的高度發展，而全球化能進一步具體落實，實拜科技特別是資訊科技革命所賜。
中學時期的孩子愛傾聽同輩多於家長的說話。獨生的孩子，很多時只能單靠學校的同學或朋友。有好朋友，當然可以令孩子的情緒及行為發展得好。不過，現代的少年人不單是受朋輩的影響，更受到多媒體的訊息所左右，而這種影響力遠高於家庭及學校。
學生每天下課已帶着疲勞的身軀回家，若果要乘坐校巴往返居所，而校車每多要兜兜轉轉，學生要舟車勞頓。回到家裏，如果又要埋頭苦幹兩、三小時才能完成家課，確實是件很痛苦的事，再加上若果第二天還要小測或默書，那就更要是百上加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