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總結紅魔反敗為勝時，費格遜道出一個對今日英超、中超以至全球的足球迷都應該要反思的一個問題。
借助片面結果吹噓藥效來操控股價，當然是心懷不軌；因為這些中成藥未有針對新冠完成測試就質疑為假藥，卻同樣是別有用心。但是這些圍繞連花清瘟而無限擴大的爭議，的確值得關注，畢竟新冠肺炎是盤史無前例的大生意。
對於Google以違反「出口及制裁政策」關閉李家超競選YouTube帳戶，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黃錦輝教授指出，外國干預香港內政並非第一次，新政府必須正視社交媒體的危機。
西方國家向以為軟實力可以控制一切，社交媒體，輿論訊息，荷李活電影加起來就可以控制一切人的腦袋，但在非西方世界的年輕人，甚至西方世界的年輕人中，卻引不起共鳴。
特區政府沒有沿用港英政府的做法，是不重視地區事務的觀念，也有以為通過社交媒體更能夠溝通民意的想法。但疫情爆發，一是沒有想到民間力量的作用，即使想借助，民政事務聯繫地區組織關係也完全失靈。
在資訊發達的年代，虛假信息是不會停下來的，會繼續湧現。如何培養學生懷疑求真的精神、查找真相的技巧十分重要。
讓大眾回歸欣賞藝術的初心，是藝術發展的一道甘泉。如何讓藝術真正融入我們每天日常生活，令藝術生命得以延續？
香港以往的社會運動，學生都甚少參與。通識科的「教科書」 慢慢充塞着「違法達義」的所謂公民抗命議題，學生認為社會存在不公義，尤其涉及大是大非問題，違法也要走出來。2019年反修例事件，中學生變成主角。
大眾社會（mass society）總是無止境地往下笨（dumb down），因為要取悅大眾就必須迎合他們的愚蠢與無聊。
在影視劇當中我們都對廉政公署請你喝咖啡耳熟能詳，這個典故從何而來？廉政公署又如何策劃他們的教育工作？鮮有接受傳媒訪問的廉政專員白韞六表示，他們從幼稚園開始，讓小朋友培養廉潔守法的觀念。
200年前，法國作家伏爾泰（Voltaire）說：「誰有本事令你相信無稽之談，誰就有本事令你大開殺戒」，這句話完全適用於今日謠言滿天飛的香港。
微信有龐大的用戶沉澱基礎，企業要做品牌曝光及提升知名度，微信無疑是最好的選擇，但微博則是熱點發布、關注和討論的重要平台，有着熱點易爆的特性。
回想智能手機面世也不是很久的事。未來，其實也只會是幾年以後的事情，我們的孩子又要怎樣裝備呢？
曾著有《歷史的完結與最後一人》、史丹福大學的福山，本來認定美國制度已經完勝，但近年觀點已在事實面前不由不悄悄地轉變。他近日便在美國雜誌《外交事務》發文哀嘆美國的政治是否已腐爛到了內核？
美國單板滑雪運動員 Elena Hight 在 Web Summit 道出自己覺醒的關鍵時刻，「2014年對我來說是轉捩點，從那時起我開始注意到氣候大變。」
隨着科技的發展，互聯網、智能電話和社交網站進駐人們的生活並帶來便利，但同時，它們也為謠言和假新聞的傳播提供了沃土。然而要增強對現實和真相的辨識能力，成熟的知情社會是必不可少的。
資深美國新聞工作者、「CBS晚間新聞」前主播丹拉瑟受訪指出，2020年是艱難的一年，有新型冠狀病毒的大流行，有充滿謊言的總統競選。但面對有逾7000萬選民支持特朗普，讓他不得不思考撕裂的深度和廣度。
沒有警方出動處理的大型公共事件，而且沒有設定封鎖區的情況下，沒有人會受到任何影響，各種採訪活動一如既往，沒有改變。
可能全球都有充斥大量資金，全球人類都渴求投資回報，其實貪婪背後可能就是愚蠢。
媒體高調緊密追蹤與「匿名Q」有關的新聞，傳遞一個十分清晰的信號，主流社會不能容忍這種違反理性、違反法律的反智行為。反觀香港，我們對這種網絡邪教又做了些什麼反制措施？
自古至今，愚昧的因素各國都有，要建立人人理性的社會，迄今也純屬烏托邦。作為一個共同體，社會是否理性，關鍵在於這些愚昧的因素是否浮上台面，主導社會。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改變了社會輿論的一切。
教師不應該再是傳遞各科知識內容的工具，這些工作應該由教育科技去擔當；不過，教育科技不能夠，亦不應該完成教育所有的工作。
疫情危機暴露社會的真實面，它檢閱這個社會的一切。新冠病毒擴散以來，一方面表現為有組織的抗疫，另一方面表現為沒有責任擔當的無政府狀態。
印尼的中產千禧世代家長大多教育水平較高。他們愈來愈注重嬰兒的健康和衛生，消費模式因而出現轉變，也會花較高價錢購買嬰兒用品。
網民留言既毋須實名示人，除去暴露身份的後果，亦免卻人前侃侃而談的壓力。這種便利，造就了很多信口雌黃和不負責任的言論，社交媒體亦因而成為了多人的發洩渠道。
越南的社交媒體滲透率高達80%，因此社交媒體營銷是電子品牌與顧客保持聯繫的有效途徑。
內外因的結合導向了意在推行西方式民主的革命或者社會抗爭。這一波革命到2019年可說達到了一個頂峰。從中國的香港、智利、阿爾及利亞、黎巴嫩到法國，全球似乎到處都是憤怒的人們。
假如我在社交大平台後面掌舵，那感覺就像是玩一場超級巨型的電子遊戲。可以隨意調動一切──調動抗爭群眾、調動警察、調動金錢、調動物資、調動學校、調動政客、調動傳媒、調動社會幾乎每一個角落。
全球很多地方的學校，還在「是否允許學生攜帶手機」這類已經變得雞毛蒜皮的問題上掙扎，而學生早就生活在他們的虛擬世界裏面了。
信息社會導致了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意識「飛躍」，年輕群體在沒有養成自己的思考能力的時候，就擁有了無窮的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