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堅持三年五年已很困難，但作為「true believer」又怎可以接受自己當「逃兵」，改變初衷呢？
《福布斯》雜誌公布2017年香港50大富豪排行榜，頭七位富豪的財富均與地產行業有關。
務實做法是特區官員要做好解說工作，針對市民擔憂疑慮的地方，由特區政府出面與內地商議令港人安心的方案。
去年宣誓時，有一大批人毫不莊重，亦不真誠接受宣誓的內容，已是港人有目共睹之事。
根據DQ案裁決的理據，其餘已由市民入稟司法覆核的泛民議員已成為高危一族。
一國兩制研究還不夠強、不夠大。我們要吸納更多年輕的高端理論研究專才，香港和內地在這一方面都有責任。
不改革，不革掉冗長的行政程序和「卸膊」（推卸責任）的官僚作風，恐怕真的是「蘇州過後無艇搭」。
年輕人有那種「眾人皆醉」的想法，不足為奇。
我們假設在立法會補選裏當選的某君，就職宣誓的行為表現跟已被「DQ」的議員一樣，接着應有甚麼事情發生？
在政府37年的公共服務，我是一個非常親力親為和一絲不苟的官員；但作為特首，或許我需要看得更闊、更遠。
由選民送他們入議會卻被法院把議員踢走，無論如何都不能說是正常的政治生態！
凡事總有正反兩面。DQ案對泛民是個沉重打擊，但也可視為是當頭棒喝。
反對勢力之要狠打蔡若蓮，並非與她有什麼個人恩怨，而是要打國民教育，打特區的政策制訂權。
林鄭月娥：「回顧大學生活最令人難以忘懷的經歷，當然是清華大學之旅。」
可惜還有很多港人未明白這些變化如何影響他們和下一代，或者我們要更努力喚醒這群人士。
Now Generation給自己提出的一個難題：既然放棄耐性，那為什麽其他人又需要對他們有耐性呢？
陳帆作為運房局長，處理社會政策應該有視野，不是胡亂採用成效不高的措施。
民主自決是一種權利，1997年，為什麼香港人不能自決自己的命運呢？
改組後的中策組既開放、又集權；既可汲取民間智慧，又可增強政策的認受性和執行力。
論本地社會的階級矛盾之尖銳和對抗之激烈，其實不下於中港矛盾。
與國家同行，與時代同行，不要辜負好時光。
不管招聘顧問、打探風聲、進行民調、政策研究，中策組的目的都是讓總督或特首接收來自非公務員體系的意見。
東亞民眾比較着重「善治」或「賢治」，民眾需要集體意識，社會才會和諧，香港的政治文化也有此元素。
如果緊張的關係繼續，我們無法基於互信精神，達成一個解決上述和其他問題的共識，那如何讓一國兩制走下去？
反對兩地融合的，不是狂妄無知，便是別有用心。
涉及今次爭拗的內容，屬回歸後香港該如何管治的問題，見《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三條。
理論上他們反精英，現在一天到晚以喚醒裝睡的人為己任，以為人人皆不知，只有自己最為清醒。
所謂適者生存，有口碑的專上學院在劣勢下仍能吸納足夠的學生，這段期間正好為專上學院製造汰弱留強的局面。
六七暴動雖然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但一直少人硏究，這方面的學術性刊物更是寥寥可數。
林太必須勇敢地擔負起重啟政改這項艱巨的任務，否則政府管治的質素只會繼續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