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讓年輕人認識理財，連寫了多篇有關理財的基本知識。有讀者感到不耐煩，覺得講得太多無謂，最好給他一個號碼——上市公司在聯交所的編號，讓他知道下一階段哪隻股票會升得多就是了。我知道持這種心態的投資者很多，但這種心態不正確，遲早把你害到損失慘重，非改不可。
歸根究柢，本港房屋問題源於深層次矛盾，新土地供應不足、舊樓重建、開發郊野公園土地或移山填海又遇上不同方面的阻力。找不到新地，變不到熟地，其中的一個關鍵問題，是很多市民根本不相信政府沒有地……
讓我先講講經濟，但請允許我不要那麼 academic，先講一個 personal account，我自己怎麼經歷台灣經濟的躍升與困境。13歲的小孩子，從輪船上下來，父親可以用一包香煙換一串香蕉。在那時的上海，一根香蕉是很貴的。後來朋友告訴我父親他上當了，不是一包香煙，是一根香煙就可以換一串香蕉。那就是被日本人佔領了50年的台灣，這樣貧窮和落後……
福建自貿區以「互聯網＋」為題，倡議「打造兩岸移動互聯網聯盟」，可見中央呼籲全民創業、萬眾創新已成各地重要的思維。「互聯網+」是新名詞，其出處是近年大熱的互聯網金融演變而來，今天把互聯網概念進一步擴展至各行各業。
美國著名數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納殊（John Nash），與妻子在新澤西州遇上車禍喪生。鄒至莊特撰文悼念這位一代傑出學者。
從一個較思想性的層面看，部分港人自稱持有的普世價值觀又或對所謂真普選的堅持，又有多少經得起實證及理性的檢驗？正如上文所說，道理無論如何正確都不易改變人們的是非觀，但道理卻仍不能不年年講、天天講，否則更不能及早預示災難。
歷史表明，美聯儲貨幣政策掉頭，會引起全球資本流向的巨大變動，甚至可能引發區域性金融危機；在全球經濟聯繫更加緊密的21世紀，對其衝擊更不能掉以輕心。令人憂慮的是，國人對美聯儲升息對中國的影響尚不夠重視。
中國今年首季的經濟增長按年上升7%，這是自2009年第一季後最低，顯示中國經濟持續放緩。假若這放緩趨勢未能盡快結束，中國經濟面對硬着陸的風險便會變得愈來愈高……以中央高層的智慧，又怎會察覺不到中國經濟已經出現嚴重問題呢？
企業家不像音樂家或科學家可以自我創造，還需要看出在市場內某種企業有發展的機會。一流的專業人才一定要靠一流的老師，有天才的企業家可以自學。如香港的李嘉誠，台灣的王永慶都沒受過高等教育。
上世紀末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代表了這種蒂固根深的思維走到極端。他們可能覺得羅斯福新政、凱恩斯理論或社會福利制度等等根本不管事，反妨礙了經濟發展。應該回到資本主義最早的理念：讓欲望有更大發展的自由。金融海嘯的禍首之一格林斯潘就是這類觀點的推銷者……
鑑於「一帶一路」尚處起步的階段，一般意見認為香港應該盡早行動，把握先發者優勢。但值得指出，先發者並不必然享有優勢，並非所有市場先驅皆能決定局勢發展（詳見猜幣博弈）。策略重點始終在於先發者能否找到與自身優勢匹配的市場。考慮到區內獨特的經濟條件以及基建投資的特點，我們認為香港在數個範疇，把握「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
對政改如此影響深遠的議題，我們在分析時，必須反覆推敲多方面的理據，並保持一片冰心在玉壺的冷靜，否則爭論很易淪為意氣，害己害人。要做到此點，一個重要的條件便是搞清自己有無利益糾纏在內。政改問題眾說紛紜，我們容易失去焦點，到後來變成各自表述，社會亦了無寸進，我們有必要把焦點再次對準。
無論匯豐是次最終抉擇如何，乃商業決定。不過，事隔20多年，香港銀行監管架構仍固步自封，滿足於以機關為名，官僚為實之現狀，對爭取匯豐回歸及其他環球銀行遷港，難佔優勢，也欠缺把握。
解釋中國崛起的著作多得數不清，但原來曹仁超有自己獨特的看法：「有時都要迷信一下，我認為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中國一直在走運。試想想八九六四中國死那麼多人，原本國際社會要制裁中國，卻突然跑出個侯賽因，展開波斯灣戰爭……
中文摘要：坊間很多有關中國改革的討論，都忽略了一個基本問題：習近平主理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在於重新鞏固中國的社會契約，使共產黨的管治得以維持下去。很多論者認為，在結構性改革的糖衣背後，中國的政治開放進程正實際上在「開倒車」。這未免是「見樹不見林」。
美國退市（例如加息）是一個高危動作，就像飛機最危險的時候是起飛和降落，退市就等於飛機降落的時候。這樣大規模的 QE 退市，是歷史上沒有出現過的，沒有任何研究可依靠，於是這個 QE 的「飛機」降落，就等於是無牌駕駛。
人人慨嘆蝸居難求，曹仁超覺得最可悲的是，香港人最大的願望竟然是買樓收租，包括大學生。「即使好運或者憑父蔭，25歲前儲到首期，開始供款，供到45歲為止，到時都不用想創業了。所以我經常寄語年輕人，不要讓500尺綁住你的青春。」
對於近年興起的本土文化，曹仁超覺得並無不妥。「但要謹記，思考要global，做事要local。香港年輕一代若想成為企業家或投資專家，這是必須要有的邏輯思維，否則只搞本土的話，很大機會連自己都養不起。」
就我們對資本主義二十世紀歷史的回顧所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並非沒有實行斯密所提出的各種措施。羅斯福新政、凱恩斯理論的推行，以至歐洲的社會福利國家所做的種種，不就是斯密所提點的嗎？何以仍會發生今日的金融海嘯呢？
兩周前，林行止先生在《信報》發表大作〈機會成本有得計！ 經濟學家「袋住先」？〉，當中所引用的一些社會學家及經濟學家的研究似乎顯示，經濟學家有自我隔離、不理其他社會科學研究的傾向；又，讀過經濟學科的美國政客，有更高的機會作出貪腐或自利行徑，至於香港的「不少」經濟學家因為重效益功利、薄是非公道，所以選擇了對自己最有利的「袋住先」。我卻另有看法……
為香港的前途，現在是香港人重返工業的時候！當然，我們所指的並非那些烏煙瘴氣的工業，而是具備知識、智能的高增值製作，這才是創科局的任務。
旅遊業能否轉危為安，絕對視乎政府如何規劃旅遊業的未來出路，筆者認為要解決旅遊業面對的問題，一切要從「質」做起……
我曾作出估計，若能解除自上世紀1970年代中以來實施的一項規管措施，亦即容許公屋單位私有化，可令本地GDP每年增加0.5%至1%；40年下來產生的經濟進帳實屬天文數字，讓香港GDP較現時高出21%至47%，為政府庫房帶來4,300至9,500億進帳，即使現在實施公屋私有化，使原本受規管措施所剔除的價值得以恢復，亦能為目前GDP帶來25,000億進帳。
解決大蕭條失業問題的，不是羅斯福新政，而是二次大戰！壟斷資本家控制的政府是不會考慮後果的。他們只慶幸找到了一個迅速有效的法門，以為總可以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使資本可以不斷累積下去……
中國既不命定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不會先驗地獲得蔭庇，未來完全取決於自身的作為。「十三五」規劃的制定工作即將展開。檢視「十二五」規劃，總結目標實現的經驗和落空的教訓，讓創新與效率從紙面化為現實，中國經濟才能實現那驚人而壯美的一跳。
在本部分，講者將討論提升至宏觀層面，探討聯繫匯率、美國經濟及環球形勢對本港樓市的潛在影響。在最後，四位講者亦分享了他們對本地樓市的展望。
政商關係無疑是中國腐敗的一個重要根源，不過，要對政商關係作現實主義的和科學的理解。二戰之後，世界上最成功的發展要數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經濟體，被稱之為東亞奇跡。東亞經濟體的成功是同時發揮了市場和政府兩個作用，政府和市場的有效配合，使得東亞社會僅用了30來年的時間，走完西方100多年的歷程。
2015年1月，中國政府公布了全國居民養老金的政策，針對社會福利的需要，保證老人消費的水平，基於現有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建立一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在制度模式、籌資方式、待遇支付等方面，與合併前的養老保險制度保持一致。
承上文，四位講者與在場人士繼續談到政府規劃及干預樓市等幾個範疇。其中，他們對如何定義房地產一事，似乎有特別強烈的意見。
政府絕不應坐視公屋淪為貧窮階層及離婚人士聚居之地，社會理應為窮家子弟提供較佳成長環境，再者，擁有自置居所者愈多，社會分化程度也會愈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