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年輕人選錯戰場，把精力消耗在破壞上，生產上的創意便易絕跡。生產力下降，市場對此自有回應；薪酬停滯，是自然得很的。
大學畢業生起薪點不停下滑，整體年輕人口薪酬中位數停滯不前。這兩個現象帶出兩個問題，一個是，年輕人生產力是否下降？另一個是，假如真有其事，原因是否部分年輕人醉心於一些不可能有成果的政治活動？
人民幣能否納入 SDR？股災後似乎機會渺芒。然而，近來局勢卻是峰迴路轉⋯⋯
中國所遇的形勢，比上世紀90年代日本自以為世界第一、喧囂最盛時，更為嚴峻。中國經濟整體創新能力不強。30多年來，中國在最展現一國創新能力的科技領域的創新成果，尚不及當年實行計劃經濟、不與科技強盛的西方國家來往的蘇聯。
所謂積極不干預，毫無積極的意味，只是不干預而已，港英政府是不會投資在香港的，特區政府為何不可以呢？特區政府唯一的商業投資就是迪士尼樂園，那是人家投資香港開出的必須條件，現在不是成為吸引遊客的必到景點而且賺錢了嗎？
人民幣如不貶值，中國出口必會繼續疲弱。若然中央力求「保七」，貨幣貶值必不可少。
關於人民幣面臨嚴重危機，各種神秘的傳言風聲鶴唳：是不是有貨幣戰爭？是不是有金融與政治的陰謀和陽謀？……人民幣匯率安全結構的思考，關鍵點是既穩定又靈活可調節。
中國資金大量流出，投資於較落後國家，卻被指實行帝國主義，惹來反感。看來，中國須調整政策，致力維繫與別國的友好關係。
究竟學生（或甚至社會人士）對大學擁有多少產權或怎麼樣的產權？為什麼大學管治主要靠「教授治校」？為什麼不說「學生治校」？
海權與陸權在人類歷史上，亞歐大陸素來是文明最為昌盛的區域；印度洋毫無疑問地，將成為全球貿易最重要的海洋。
有政黨比較香港各世代大學生的收入，聲稱發現「愈是年輕世代的大學生，收入的起點愈低，向上流動的速度愈慢」。新世代大學生薪酬貶值，這次豈不是職場世代之爭鐵證如山？懂經濟學的人卻不是這樣看。
中國應該改變自己融入世界，還是已經止於至善，必須讓世界取法中國呢？這需要對中國制度進步或者說制度創新的能力作歷史考察。
很多製造業東主在內地賺夠錢後，便返港買房屋、股票，生活不錯，但對香港的產業發展貢獻便減少了。香港的經濟角色改變，很多手握資金的商界人士，表示除了買房屋、投資股票外就不知有什麼作為。
香港機場管理局1995年成立，由香港政府全資擁有，但是要求以商業原則運作，這個安排反映了當時政府和權貴階層對小政府、大市場和 CEO 的迷信。
有關香港的出路，筆者猶記得，上星期某份報章的頭版專題，將香港與鄰近地區比較，論斷香港在人才、文化產業、國際影響力等，均已被鄰近地區趕過，必須盡快尋求變革。然而，鍾普洋（Po） 對於「變」這回事的思考，更值得香港人好好思索。
商界傳奇人物、DHL國際亞太區創辨人鍾普洋日前接受本社獨家專訪，暢談香港發展前景。有人認為，香港將會漸漸被邊緣化為中國的二、三線城市。「那只是一些短視的人，看不見、看不到、看不起香港的價值所在。」鍾普洋強調，當前香港最重要的，是要尋回一個清晰的發展願景。
香港經濟未來數個季度仍須面對眾多挑戰，包括外圍需求疲弱、歐元區前景不明朗、港元強勢及美國可能上調息率等。在這背景下，要在未來兩季取得3%的經濟增長甚具挑戰。我們估計下半年經濟增長率約維持於2.5%的水平。預期今年香港全年經濟增長為2.4%，與2014年的2.5%相約。
我們總結了數十年的旅行和見聞，整合了不同來源、不同年份的諸多權威數據和信息，寫出這本新書，試圖勾勒出21世紀上半葉天下大勢變化的趨勢。
李健麟師博以奇門模型為據，繼續為讀者拆解香港經濟前景。
其實上市公司「化粧」帳目來來去去兩三招，只要投資者提升「數字的敏感度」，要避開地雷股應該有迹可尋。以漢能薄膜為例，就有以下數個疑點……
世界大氣候正自下而上發生改變。改革的呼聲日漸高漲，也得到了愈來愈熱烈的響應。我們發現，今天發生的一切與五個世紀前由馬丁·路德揭起宗教改革有許多相似之處。
一個人走過的地方愈多，就愈有可能隨着世界的改變而及時調整自己對世界的看法。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原本就千差萬別，這些看法根植於過去，卻又能夠輻射到未來。而作為社區、城市、省份還有國家一分子的我和你，正是世界這張大拼圖中的小小一塊。 人們對世界的看法原本就千差萬別，這些看法根植於過去，卻又能夠輻射到未來。而作為社區、城市、省份還有國家一分子的我和你，正是世界這張大拼圖中的小小一塊。
唯有寄望香港採用新加坡式的房屋政策，改變建屋後的分配，保證每名香港永久居民都可租賃或購買250—350平方呎的公屋單位，讓一般巿民負擔得起房屋。政府亦可給予資助，私有化現有公屋單位，這樣才能紓緩深層次的社會不均，消弭背後的不公。處理好基礎層面，就可望解決政治問題。
要談論中東地區近數十年的地緣政治，絕對不能忽視關鍵利益——石油的存在。
「從卡達的杜哈到中國大連，從印度加爾各答、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到埃及的開羅，『美國人』從四方八面冒出來。他們住進美國式的居家空間、購買美國式汽車、吃美國式速食、製造出等同美國的垃圾量。」全球各大都市都患上了美式富貴病。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具傳染性的疾病之一。
曾蔭權推出「六大產業」時，社會上未見市民熱烈討論；到了梁振英宣布結束「教育、醫療」兩大產業時，大眾又似乎毫無異議。若是制訂政策時，以由下而上方式實行，則各項政策必有既定民意支撑，即使政府換了班子，亦不敢貿然煞停上任決策，如此一來，政策可持續性自有保證。
假如有人告訴你，走過一個街口後會有100元丟在地上並寫上告示：「歡迎拿走」，你會不會立時跑到那裏取走此鈔票？若按「效率市場假說」的思維，你不會浪費氣力跑到那裏去……
自從中國經濟出現下行壓力後，中國政府大力推動全民創業，萬眾創新，希望可以抵銷傳統產業產能過剩的負面影響。然而，近來發展已開始對社會上各行各業，帶來意料之外的種種衝擊。
董建華任內推行了多項政策，關於產業政策的想法亦非常豐富，比如說1997年，他甫上任便提出香港要成為產品發明中心。可惜的是，十多年過去了，香港似乎仍離產品發明中心很遠。
2015年6月15日以來，中國股市快速下挫，上證綜指跌幅一度超過30%。中國證監會以及政府相關部門採取非常規應對措施，動用巨量資金，穩定股票市場，防止由流動性危機轉化為一場金融危機。本輪股災中，同時也暴露出股票市場一些基本制度存在缺陷，誘發股市暴漲暴跌。此時此刻，對這些制度的反思和改進，才是對應股災應有的智慧。
